3.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教育改革的反省

  經濟高速增長後期，當上述教育問題出現後，國內外開始反思日本以往的教育改革政策。

  日本政府首先是認識到「教育荒廢」問題的嚴重性，中央青少年問題協議會於1965年11月向首相提出了「關於加強青少年的對策」的諮詢報告，建議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指導，有效處理青少年的不良行為。對此，內閣會議報告表示：「要在長期展望的基礎上，站在更高的層次，重點且積極制定健康培養青少年及防止其不良行為的政策，並迅速實現之。」[202] 1966年中教審答申「理想的日本人」中指出：「產業技術的發達必須伴隨著人性的提高……如果缺少這一面，現代文明將是跛行的」。[203] 1971年中教審提交的諮詢報告「今後綜合擴充整備學校教育的基本施策」（「四六答申」）中，首先提出「今後社會中人的形成的根本問題」。1972年3月，經濟調查協議會發表的有關教育改革的意見書的標題即為《新產業社會的人的形成——從長期觀點看教育的狀態》，而且意見書的開頭也主要論述了「人的形成」問題。

  此外，OECD於1970年1月派出教育調查團赴日本，該調查團報告書也指出了當時日本存在的問題：第一，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問題。「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OECD之所以對教育政策抱有極大關心，無非是因為在60年代的急速經濟發展中，各國都痛感到了人力資源的重要性。但是，到了70年代，人們開始反省這種教育觀。」「（日本）『教育』這一車身被連接在『經濟』這一車頭上，現在到了將其從車頭上分離的時期了。」[204]第二，能力主義下的教育選拔問題。 「（日本）較之開發學生天生的能力，更加重視選拔，這事實上發生在教育的所有階段。這一傾向，是高等教育及大學入學考試制度具有階層性質的一大原因……這種選拔制度，大學教育自不待言，正大大歪曲著高中以下的教育。從這一意義上說，它是日本教育的核心問題之一」。[205]

  以上綜合考察了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教育改革問題，其中不乏值得借鑑的經驗，例如由經濟界建議、專業審議會審議、文部省制定政策實施的教育改革主導機制，有計劃地進行教育投資與人才培養的教育指導理論，人才培養從基礎教育抓起、加強職業培訓並將其納入學校教育的範疇、加強產學合作等各項改革措施等。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著一個「度」的問題，一旦「過度」便會走向事物的反面。例如，從教育觀的角度來看，教育應該為經濟發展服務，但一味從屬於經濟發展就會忽略教育的其他社會功能；從教育改革主導機制來看，經濟界的教育改革建議反映到國家政策中，固然會有利於使教育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服務，但是如果經濟界過渡干預教育發展[206]，便會破壞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從教育改革措施來看，重視開發人的能力、實行一定程度的考試、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都有利於教育與經濟的發展，但如果此類措施超出了一定的範圍，就會引發嚴重的教育問題。上述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教育改革經驗與教訓，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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