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眾教育權的恢復與局限

  首先是恢復戰前被開除的大學教師的教職。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會1945年11月4日決定恢復大內兵衛、矢內原忠雄、山田盛太郎等人的職務，此後，九州大學、東北大學等大學也相繼恢復了戰前被開除教授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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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允許成立各種民間教育團體。一是「全教組」（「全日本教員組合」，1945.12.1），該組織是日本民間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團體， 1946年1月19日召開第1次全國協議會，1946年5月3日改稱「全日本教育勞動組合」（「全教勞」）。二是「日教組」（「日本教職員組合」， 1947.6.8），該團體致力於爭取教職員民主權利、推動教育的復興與民主改革，於1948年3月8日發表最早的《教育白皮書》，1948年6月17日與其他44個民主團體成立「教育復興會議」，1949年4月8日召開「獲得教育預算人民大會」等。三是其他民主教育團體，如「日教」（「全日本教育者組合」，1945.12.2）、「民科」（「民主主義科學者協議會」，1946.1.12）、「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1946.4.19，同年創刊《光明的學校》）、「教全聯」（「教員組合全國聯盟」，1946.7.7）、「全教協」（「全日本教員組合協議會」，1946.12.22）、「全國高中教師工會協議會」（1950.4.11，9個縣的高中教師退出日教組後成立）、「核心教育課程聯盟」（1948.10.30，1953年改稱「生活教育聯盟」）、「日本綴方會」（1950.7.1，1951年9月改稱「日本作文會」）。上述民間教育團體的成立及其活動，表明教育民主運動的復興。

  學生的民主權利也被恢復。1946年3月14日，文部省廢除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中監控學生的學生主事制度。各種學生團體相繼成立。例如京都大學、同志社大學等聯合成立「京都學生聯盟」（1945.11.20），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在東京成立「都內學生聯絡會議」（1945.12.5），「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全學聯」）1948年9月18日召開成立大會等。此外，學生經常舉行集體罷課。1945年10月，水戶高中、上野女子高中等頻繁發生「盟休」（集體罷課），1948年6月23日，關東地區的24所大學及高中由於反對學費上漲而罷課，到6月26日，全國共有113所學校罷課[77]；1949年5月3日，「全學聯」發表宣言，批判《國立學校設置法》《教育職員許可證法》是大學管理法的分割立法，該宣言引起130所學校罷課。

  但是，占領當局賦予學校師生的民主權利是有一定限度的。當占領當局將對日占領政策由「削弱」改為「扶植」後，便以「反共」為名開始壓制民主力量，教育領域的民主運動也遭到壓制與打擊。CIE教育課長奧爾1948年9月9日發表談話，表示不希望政黨支持者及日教組成員擔任教育委員。文部省1949年6月11日下令根據《教育基本法》第8條「政治教育」[78]限制教師的政治活動。進而，占領當局開始派人到日本各大學進行反共演講，宣傳反共思想。1949年7月，CIE顧問伊魯茨在新潟大學開學儀式上發表演講時聲稱：人民固然擁有思想和信仰自由，但共產主義者加入共產黨後便自動放棄了這一自由；因此，日本的大學為了維護自由，不僅有權拒絕共產黨員教授任教，而且也有義務拒絕。[79]伊魯茨先後在30多所大學作了類似演講。日本政府在1949年至1950年間開除了許多信奉共產主義的所謂「赤色教員」，1950年全國有1700名高、中、小學教師被開除。[80]學生運動也受到限制，時任文部大臣田中耕一郎早在1946年9月6日便聲明禁止學生的政治活動，1948年10月8日下達的文部次官通知《關於學生的政治運動》中，明令禁止學生的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