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其他教育團體的認識

  日本民間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團體是「全日本教員組合」（成立於1945年12月1日，簡稱「全教組」）與「日本教職員組合」（成立於1947年6月8日，簡稱「日教組」）。兩團體在其有關戰後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中，也或多或少地言及了戰前教育。

  「全教組」在其成立綱領中稱：「以往的教育強化軍閥、財閥、官僚統治，將卑屈精神、軍國主義、極端且非合理的國家主義強加給人民，而學校正是集中的組織，這一點從戰敗的結果來看尤為明顯」[36]。1946年3月26日，全教組向美國教育使節團遞交了教育改革報告書，其中深刻揭露了戰前教育行政的弊端。報告指出：「日本教育的破敗現狀，教師與學生們的貧窮與飢餓，是日本帝國文部省指導的帝國主義戰爭、過去所有錯誤教育的結果。現在日本教育崩潰，出現了飢餓與偷竊的兒童，但文部省仍不採取任何對策，一味地強令推行敕語。督學制度與官制教科書是文部省專制主義的兩大武器，文部省據此掌握著任免教師及決定其待遇的專制權力。貧窮、過度勞動與失業的恐怖使教師喪失力量，強制教師無批判地盲從，向學生幼小的頭腦中灌輸帝國主義與奴隸主義，現在仍沒有真正表示出反省的誠意。……教育中的軍國主義、官僚主義及警察政治，利用家長與教師管束學生，然後通過家長→巡查→署長→內務大臣這一管理體系，以及教師→校長→督學→知事→文部大臣這一官僚主義體系，造成了現在教師的腐朽性與反動性。」[37]正是基於對戰前教育危害的深刻認識，「全教組」在其成立宗旨中提出「當前的緊急目標」是「追究教育相關人員的戰爭責任」，「堅決反對將戰爭責任轉嫁給小學教師」，「對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教師進行再教育」等。[38]

  「日教組」成立較晚，其將主要任務放在提出具體的教育改革建議上，因此，其宣言及綱領中幾乎未提及戰前教育，甚至未出現戰敗之初頻繁被提及的「軍國主義」、「極端國家主義」等概念，僅僅在其行動綱領的倒數第二項中提出「從教育界驅逐戰爭罪犯，打倒法西斯」。[39]

  綜上所述，戰後初期，三方面改革主體均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日本戰前教育存在的弊端。以美國為首的占領當局指出了戰前教育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和歷史、地理、修身等課程的問題之所在。日本文部省分析了日本人性格上的弱點與缺陷及其與戰爭的關係。日本教育界人士認識到了戰前多軌制學校體系的缺陷，對戰前教育行政的官僚統治也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揭示與批判。

  上述認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其一，該認識是戰後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前提與基礎，改革主體只有認識到日本戰前教育的問題之所在，才有可能對症下藥，制定並實施相應的教育改革政策。其二，該認識是當時歷史時點的人們對日本戰前教育的證言，其中所指出的日本戰前教育的問題及其危害，是對占領結束後教育改革的倒退，也是對當今教育右傾化的有力回擊。

  同時，上述認識中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其一，並沒有提出戰前教育中的「皇國主義」特徵，只是在解釋「極端國家主義」時列舉了有關天皇的現象。這表明戰後初期並未真正明確戰前教育的本質特徵，因而也無法向國民揭示戰前「皇國主義」教育的欺騙性。其二，文部省作為戰前教育的推行者，並未真正反省戰前教育行政體制和教育內容的弊端，反而認為日本國民性格上的弱點及缺陷是導致戰前錯誤路線的根源，這實際上是本末倒置。

  就總體而言，戰後初期對日本戰前教育之弊端雖有所批判，但對其軍國主義、皇國主義教育之危害揭露不深、批判不足。這也正是占領結束後至今日本朝野右翼勢力否認對外侵略歷史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