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軍國主義」教育政策的體制化

  伴隨著日本1918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國內的軍國主義體制隨之進一步加強，軍國主義教育也逐步實現了體制化。

  第一，「臨時教育會議」下的軍國主義教育。

  1917年12月，臨時教育會議向首相提出《振興軍事體操的建議》，建議在學校教育中實施軍事體操訓練：「學校振興軍事訓練，以大大裨補其德育，並以資體育，誠乃鑑於帝國教育現狀之緊急要務，望速採取適當之措施。」其理由是：「軍事訓練於馴致紀律、服從等良習大有效果。……體育上能完成身體之發達，造就強健國民之基礎，並啟發軍事知識技能之一端，與其德育涵養的忠愛心（國民精神即軍人精神）一道，可得他日服於軍務之素養。」可見，在學校教育中實施軍事體操訓練主要是為了儘早培養各種「軍務之素養」。該建議於同月被批准通過，表明日本政府內部在推進學校軍事教育方面達成了共識，並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策。

  繼而，1918年4月，日本政府再次修改《徵兵令》，其中與學校軍事教育有關的部分包括：第一，將官立公立小學在職教師的6周現役制（1889年11月創設）改為一年現役制。時任陸軍大臣大島健一在說明延長的理由時稱：要「使其接受軍事教育後返校」，「影響到兒童的教育……毫無遺憾地盡力於軍國」，6周的時間太短了。即軍方試圖通過加強對小學教師的軍事訓練，來加強對初等教育的軍事滲透。第二，將中等學校以上在校生的緩期徵兵改為延期入伍。原令規定，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即使到了國家規定的服兵役年齡，由於學業未完而可以畢業以後再服兵役；新令的「延期入伍」則規定，中等學校以上在校生年滿20歲後便要接受徵兵檢查，只是允許其延期進入軍營。根據該制度，中等、高等教育領域的學生在校期間原則上已經成為軍人了。

  此外，職業教育中也加強了軍事成分。1919年6月，海軍省下令將電信省直屬的商船學校學生統稱海軍預備生、即准海軍軍人，歸海軍教育本部長管轄。進而，1925年4月，文部省直轄的商船學校學生被編入海軍籍，其體檢與考試與電信省直屬商船學校相同。商船學校學生編入海軍籍，是軍方對教育領域的侵占。

  第二，「文政審議會」下的軍國主義教育。

  在文政審議會成立的1924年4月，文部省召集陸軍省、海軍省、內務省、農商務省在文部省內召開五省聯合「國民軍事教育委員會」，商討國民軍事教育方案。《東京朝日新聞》（1923年4月4日）評論此舉稱：「有識之士均擔憂最近為節約軍備裁軍將直接導致國防能力的縮減。茲軍民均認識到，應由全體國民負擔國防之基礎，因而議論教育上之方案，不能不說實為軍事界之一大進步。」而在此之前，各級各類學校事實上已經不同程度地實施了軍事訓練。據調查，1923年秋至1924年夏的約一年時間，陸軍省向陸軍衛戍地附近的451所中等以上學校中的415所（占總數的92%）派遣了現役將校進行「指導、援助」，其中主要接受軍事體操指導的60所、實彈演習指導的85餘所、軍事研究的43所、野營的34餘所、馬術95所、實彈射擊的98餘所。除上述現役軍人的軍事訓練外，當時還有1128名非現役的預備役及後備役將校下士已經在從事學校教育了。

  基於上述基礎，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文政審議會審議通過了《振興學校軍事訓練的措施》，確立的方針是認為在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可以「大大促進學生體育，裨補其德育，並增進國防能力，誠為我國現狀之緊急要務」。1925年3月，文部省與陸軍省簽署《陸軍省、文部省有關軍事訓練的協議備忘錄》，就學校軍事訓練的具體事宜達成協議，其中規定學校體操科的主任由陸軍派遣的現役將校擔任。進而， 1925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公布敕令《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同日實施），規定「向官立及公立的師範學校、中學、實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臨時教員培訓所、實業學校教員培訓所、實業補習學校教員培訓所派遣陸軍現役將校，對男學生實施軍事訓練」，私立的上述各級各類學校可以申請向其派遣陸軍現役將校，大學也可申請向其派遣陸軍現役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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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文部省與陸軍省聯合下達《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施行規程》，並公布文部省下發的《學校軍事訓練教學要目》，規定了各年級軍事訓練的具體內容，包括「單人軍訓、部隊軍訓」「射擊」「指揮法」「戰場勤務」「信號旗」「距離測量」「測圖」「軍事講話」等。上述敕令、訓令的頒布實施，標誌著學校軍國主義教育體制的正式確立。其時，實施軍事教育的學校數為1200所，另外，「大學從1925年開始由現役將校講授軍事講座，……聽軍事課成為義務。」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開始有組織地對社會青年實施軍事訓練。1926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敕令《青年訓練所令》、文部省令《青年訓練所規程》，設立青年訓練所。該訓練所招收16—20歲男青年，訓練項目包括修身及公民課、軍事訓練、普通課程、職業課四類，總課時為800課時，其中軍事訓練400課時（占50%），修身、公民課各100課時（12.5%），國語、數學、歷史、地理、理科等普通課200小時（25%）。此類青年訓練所一般由實業補習學校或小學設立，設立學校的校長擔任主任，其校教師或在鄉軍人擔任指導員，師範學校服短期現役的畢業生及各級退役軍官是主要的訓練指導員。1926年7月1日，日本全國同時開設了15580個青年訓練所、受訓青年891550人。

  日本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在校生及社會青年進行軍事訓練，主要意圖在於將初等教育畢業至19歲的勞動青年組織起來，以軍事教育為核心來構築「戰力基礎」，以便「將良才迎入軍中」，「使國防之基礎及於一般國民之上」，「完善舉國國防。」

  第三，國定教科書中的軍事內容。

  在初等教育領域，則是進一步增加了國定教科書中的軍國主義教育內容。例如，國定修身教科書第二卷有關日俄戰爭的記述，第二期（1910—1918）僅用了一頁，第三期（1918—1932）用兩頁「生動」描述了該戰爭中海軍中佐廣瀨武夫在旅順口海戰中「英勇」戰死的事跡（第四期（1933—1938）有關廣瀨武夫的內容增加為三頁）。

  此外，第三期國定歷史教科書（上、下卷，1920、1921年）中，新增加了日本歷次主要內外戰爭的多幅插圖：「神武天皇東征圖」「日本武尊東征圖」「朝鮮半島諸國圖」「聖武天皇拜大佛」「桓武天皇」「蝦夷征伐要圖」「空海渡唐」「奧羽要圖」「源平會戰要圖」「元兵來寇圖」「楠木正成奮戰於湊川」「戰國要圖」「朝鮮要圖」「西南戰役要圖」「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要圖」（甲午戰爭）、「天皇從皇宮出發赴廣島大本營」「能久親王於台灣忍耐辛苦」「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要圖」（日俄戰爭）、「大山岩大將進入奉天城」「東鄉大將於三笠旗艦上指揮」「歐洲大戰關係地圖」「我飛機襲擊青島的無線電所」。

  可見，一戰後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中均加強了軍國主義教育，儘管當時日本朝野不乏批判之聲，但終究未能阻止軍國主義教育的體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