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皇國主義」教育政策的發展

  一戰結束前後，日本的民主主義風潮日盛，工人運動活躍，教育領域也掀起了主張個性與自由的新教育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試圖用「忠君愛國」的國民道德教育抑制民主與自由的發展，以緩和社會階級矛盾。

  第一，「臨時教育會議」時期的「皇國」。

  

  「臨時教育會議」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培養國民的「忠君愛國」意識。1917年10月，時任首相寺內正毅在臨時教育會議上的演說中開篇便特別強調：教育之道多端，然國民教育之要在於……培養富於護國精神之忠良臣民。」

  在上述宗旨下，臨時教育會議提出的各項建議中均強調加強「忠君愛國」教育。例如，針對小學提出：「若不在教育少年時深刻沁入畏吾帝室、尊吾帝室之觀念，則本國將處於極其危險之狀態，實為堪憂。……要時常教育學生心底常浸潤我國體實異於各國、體會我皇室對於國民之難得。」針對中學及高中建議：「有必要在高等普通教育中使學生充分體會教育敕語之聖旨，尤其要傾注主力於鞏固國體觀念。」針對大學建議：「希望大學更加注意陶冶人格、涵養國家思想。」建議師範教育的「最大急務」是：「尤其要進一步致力於涵養忠君愛國之志操」，並稱此為。針對女子學校首先建議「女子教育中要注意將主力用於使學生充分理解教育敕語之聖旨，尤其要鞏固國體觀念……」針對實業教育建議：「更加致力於德育，努力陶冶人格。」針對家庭教育則有委員主張通過家庭教育培養「敬神尊崇之道」，稱「不明敬神尊崇之道、無固守其之道，則無與德國基督教相對應者。」針對一般社會建議：「要使國民思想歸一、定其適從之所。而其歸一之處，……今舉其要目，即明徵國體之本義」，其方法如「欲鞏固尊重國體之念，更要維持敬神崇祖之美風，並日益普及之」，「明徵國體本義中最必要之事項，在於建立研究皇學之適當設施，宜在帝國大學及其他學校中，確立講明皇學之方針，以明建國之由來，理解國體之根基精髓。」

  日本政府根據上述建議修改了相關敕令及規則，在初等以上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國民道德」「國家思想」的表述。例如，新頒《高等學校令》（1918.12）中規定高等學校「應特别致力於充實國民道德。」新頒《大學令》（1918.12）規定大學「兼留意陶冶人格、涵養國家思想。」文部省1918年開始建立「精神科學獎勵金」，「為了以資明徵國體觀念」。修改的《中學校令》（1919.2）規定中學的教育目的中增加「應特别致力於培養國民道德」，修改的《高等女子學校令》（1920.7）規定高等女子學校「應特别致力於培養國民道德，注意涵養婦德。」修改的《實業學校令》（1920.12）規定實業學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努力涵養德性」。1921年修改的《工業學校規程》《農業學校規程》《商業學校規程》均要求「注意陶冶人格」。

  進而，天皇於1923年11月頒布《振作國民精神詔書》：「朕惟國家興隆之本，在於國民精神之剛健，須涵養振作之，以固國本。……晚近學術益開、人知日進，然漸萌浮華放縱之習，輕佻詭激之風亦生。及至今日，欲革除時弊或恐失墜於前緒，況此次災禍甚大，復興文化、振興國力皆有待國民精神。……」時任首相清浦奎吾1924年1月在第48次帝國議會上演講稱：「歐洲大戰以來，我國思想界依然繼續動搖，今尚有人心動輒馳於矯激、流於浮華者，……而振興文教與振作國民精神，乃現今國情下急務中之急務。將體奉先前煥發之大詔趣旨……」可見，日本政府試圖借天皇權威抵制民主之風。

  第二，「文政審議會」時期的「皇國」。

  1924年設立的文政審議會愈加重視「國民精神」。《文政審議會官制》規定該審議會調查審議的首要內容便是「國民精神之振作」，時任首相清浦奎吾在該會成立大會上號召要「朝野竭盡一致，努力振興國民精神，以期發揚聖旨之切要。」時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說明該審議會設立的理由之一就是：「欲徹底實現振興國民精神詔書之宗旨。」

  文政審議會審議的各項內容均強調「德性」與「德操」。例如，關於初等教育，首相1924年5月要求審議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時提出「（高等小學）進一步加強涵養德性」。關於中等教育，首相諮詢中提出由文部省編纂中等教育學校的修身、日語漢文、歷史3科標準教科書，理由是：「（現行中等教科書）編述總體上偏於個人修養，而在養成國家及公民觀念方面頗為遺憾，……中等教育上振作精神尤為急務。」文政審議會進而要求中學教育的宗旨首先是「施以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希望基於教育敕語之旨趣，靠學校教育整體實行道德教育，常引導學生實踐躬行，特別用意於養成國民道德，使其領會我建國之本義與國體之尊嚴、明忠孝之大義、並鞏固其信念」。另外，審議會建議將當時《師範教育令》第一條中的「特別是涵養國家思想」改為「養成國體觀念」，意在突出「國體」。

  基於上述建議，日本政府先後於1925年4月、1926年4月修訂了《師範學校規程》《小學校令》，將師範學校及小學課程中的「日本歷史」改為「國史」，意在強調「國」。繼而，於1928年1月修訂《專門學校令》，在原專門學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在專門學校應留意陶冶人格及培養國體觀念」的規定。

  第三，國定修身教科書中的「皇國」。

  初等教育領域則進一步在修身等課程的國定教科書中增加了有關「皇國」的內容，加強了對皇室、《教育敕語》、各種節日、國旗、國歌等的記述。

  該時期使用的第三期國定修身教科書《普通小學修身書》（第1—6卷，1918年2月開始刊行，至1923年刊行完畢）中，加強「皇國」的內容如下：

  第一，仍然重視《教育敕語》。第三期同第二期一樣，將《教育敕語》全文刊於第四、五卷卷首，並在六年級最後三課詳細講授其內容。

  第二，有關皇室內容的比重進一步增加。第三期「整體上使用的素材中，有關天皇、國家、社會的道德素材比重增加，人際關係的道德與個人道德均減少」。其中，有關明治天皇的記述發生了明顯變化，如第三期第一卷「天皇陛下」一課的內容為「天皇陛下萬歲」，而第二期的內容為「這裡是天皇陛下之出行處」。此外，第三期第四卷中，有關明治天皇的內容除了記述天皇親臨廣島大本營的事例外（第二期第四卷該處僅記述明治天皇的該事），還記述天皇視民如子、與民同甘共苦，巡行新潟縣時向許多盲人下賜救濟金，多次救助蒙受地震、洪水、火災等災難的人們，冒雨觀看愛知縣的大演習，日常生活極其樸素節約等事例，旨在渲染天皇對國民的「恩德」。

  第三，渲染皇室的「神性」。從第三期開始，第三卷「皇大神宮」一課中首次直接出現「天照大神」的名稱：「皇大神宮是供奉天皇陛下之祖先——天照大神——之神宮。」

  第四，通過節日、國旗國歌、靖國神社等培養國民的「尊皇」意識。有關國家節日，第三期第三卷在「節日」一課中記述了新年、紀元節、天長節三大節的意義（第二期第四卷才講述）。關于靖國神社，第三期第四卷（第一期未單列一課，第二期第四卷開始單列一課）中將第二期中的「該社供奉著為國而死的人們」改為「該社供奉著為君為國而死的人們」，將最後號召國民的「為國為君盡忠」改為「為君為國盡忠」，即強調「君」優先於「國」。

  綜上可見，一戰後的日本雖然經歷了大正民主運動，然而皇國意識在各級各類教育領域非但未被削弱，反而被進一步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