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行政政策的集權、干涉傾向

  教育行政的分權程度，是衡量教育民主的標誌；教育行政的獨立程度，是衡量教育自由的標誌。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中央政府則開始制度性地加強了對地方教育行政的集權，同時也加強了其他領域對教育行政的干涉。

  第一，教育集權程度的加強。

  該時期教育集權程度的加強，主要表現在中央教育決策權的上移、對地方教育行政統制的加強兩個方面。

  首先，在中央教育決策權方面，日本政府的教育決策機制是設立教育審議機構，匯集各領域的人才培養要求、由各方力量共同決定教育改革政策。最早的教育審議機構是高等教育會議（1896.12.28—1913.6.13）、教育調查會（1913.6.13—1917.9.21），兩個機構均隸屬於文部大臣。

  然而，1917年9月設立了日本近代第一個直屬內閣首相的教育審議機構——「臨時教育會議」（1917.9—1919.5）。《臨時教育會議官制》第一條規定：「臨時教育會議屬內閣總理大臣監督、調查審議有關教育的重要事項」。臨時教育會議共歷時1年8個月，其間針對首相的諮詢提出了9項報告（小學、男子高等普通教育、大學教育及專門教育、師範教育、視學制度、女子教育、實業教育、通俗教育、學位制度）、2項建議（《振興軍事體操的建議》《一般設施完善教育效果的建議》），其內容幾乎涉及整個教育及其相關領域。日本政府根據上述建議，對學校教育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因此可以說，「大正時代後期至昭和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均發端於該會議（臨時教育會議）的諮詢建議」，臨時教育會議決定了大正時代後期的日本教育體制改革，而其所屬由其前身教育調查會的文部省上移至首相，說明中央教育行政決策的集權程度進一步提高。

  1924年，日本政府設立了又一直屬首相的教育審議機構——「文政審議會」（1924.4—1935.12）。該審議會「由首相監督，並根據其諮詢調查審議振作國民精神、教育方針及其他文政重要事項」，成員包括總裁1人、副總裁2人及委員40餘人。該審議會召開期間共提出諮詢報告12項，內容涉及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幾乎整個教育領域，在12項諮詢建議中，除「修改學位令」一項未實施外，其餘均被付諸實施。文政審議會不同於臨時教育會議，其總裁由首相親自擔任，副總裁中的1人由文部大臣擔任，幹事長由文部次官擔任。可見，中央教育行政決策機構的集權程度進一步加強。

  而且，臨時教育會議、文政審議會均為「秘密會議」，不允許普通民眾參與、旁聽。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在大正後期設立的臨時教育會議、文政審議會等教育決策機構，表面上集官民、各界於一堂共商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但實質上，它們只是統治階層內部進行協商的場所，只是為了將統治階層內部各領域的教育要求落實到教育政策當中，而無視了普通國民的教育需求、排除了普通民眾的教育參與權。因此可以說，大正後期以教育審議機構為代表的教育行政機制，只是統治階層內部的民主，而並非真正的民主。

  其次，在對地方教育行政統制的方面，日本政府在大正後期也開始有所加強。例如，臨時教育會議於1918年7月提出有關視學制度的報告，建議加強中央文部省及地方的視學制度。日本政府根據該建議，對視學制度做了如下改革：一是從1919年開始，將文部省視學官由兼職改為專職；二是增加文部省督學官的人數，1921年將督學官由7人改為9人，此後又逐年增加，1927年15人、1932年17人；三是改革地方視學制度，1926年開始在道府縣設置學務部，增加府縣視學，1928年在北海道及府縣設置專任視學官。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日本政府加強視學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教育領域民主、自由思潮的發展。臨時教育會議建議加強視學制度的首要理由是：「值此國民思想變動最為憂慮之秋，涵養健全之思想，需要教育上特別嚴密周到之指導監督。」例如，1922年1月，茨城縣知事就曾在郡視學會議上批判自由教育論，並嚴禁教師參加自由教育的研究會；1924年11月，文部省向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派遣督學官，目的是糾正自由教育的過度發展；1925年5月，督學官森岡在視學講習會上做出指示，要求各視學加強對新教育的監督。

  第二，教育行政受干涉程度的加強。

  一戰後，皇權、軍界、經濟界等均開始制度化地干預教育行政，教育的相對獨立性受到侵害。

  首先，天皇的輔弼機構——樞密院顧問官開始參與教育決策。原本《樞密顧問官制》及《樞密院事務規程》規定樞密院不得干預施政，不得與其他官署、帝國議會等交涉，當然原則上也不允許參與教育行政事務。但臨時教育審議會中先後有3名樞密顧問官任委員，文政審議會設立時有4名專任樞密顧問官、1名帝國學士院院士兼任樞密顧問官任委員，「此4名樞密顧問官均為臨時教育會議的委員，而且是文政審議會的核心成員」。時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對此說明道：「樞密顧問官近來成為行政機構委員之一……先帝曾令樞密院特別留意教育……故在樞密院議長諒解之下，由4名顧問官擔任委員」。此外，皇族或敕選的貴族院議員也參與教育決策，臨時教育會議委員中有貴族院議員9人、文政審議會委員中有28人。皇室勢力參與教育決策，反映了皇權在教育行政領域內的加強。

  其次，軍界進一步參與教育決策。臨時教育會議的36名委員中，有2名軍界人員，最初為陸軍次官、海軍教育本部部長，後改為陸軍教育總監部本部長、海軍教育本部第一部長；此外，臨時教育會議的52名歷任委員中，有33人出身士族。文政審議會的總裁先後由11位首相擔任，其中首相田中義一時任預備役陸軍大將、最後兩任的齋藤實及岡田啟介均為現役海軍大將；文政審議會剛設立時的委員中，包括3名軍界官員：陸軍方面為1名軍事參議官、陸軍大將與1名預備役陸軍中將，海軍方面為1名預備役海軍大將。可見，較之前一階段，軍界勢力對教育決策的干預程度有所加強。

  進而，經濟界也參與到教育決策中。臨時教育會議的成員中包括3名經濟界人士，文政審議會剛設立時的43名委員中，包括經濟系統的大藏次官1人、農商務次官1人、財界4人。這些人作為代言人，將經濟界的教育要求、人才培養需求反映到了教育政策當中。但與此同時，經濟界對教育行政的參與，也勢必有損教育行政的獨立性。

  各界參與教育行政，可以使教育有效地為其服務，增強自身實力，但當各界的利益取向日趨武力對外時，教育也必然淪為對外戰爭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