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領域的「民主運動」及其局限性

  一戰後，教育領域內的民主運動仍然不斷高漲，「『教育社會化』、『教育民主化』、『教育自由化』成為教育思想家的口號」。

  在高等教育領域內，各大學紛紛設立了各種大學生組織，開展學生民主運動。例如，早稻田大學於1919年2月成立「民人同盟會」；法政大學於1919年成立「扶信會」，同年10月成立「青年文化同盟」，1922年11月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與此同時，學生們也紛紛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問題，東京帝國大學1923年11月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學生聯合會1924年9月改稱「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各地的高等中學也開展了「社會問題研究」，如第一高等中學1919年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二高、四高、六高、新潟高等學校內1923年4月也相繼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會」，1924年4月在八高、松山、松江、靜岡等各高等學校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會」等。

  在初等教育領域，小學教師組織起來倡導新教育。1919年8月，埼玉縣小學教師發起成立了「啟明會」（1928年4月解散），成為日本近代第一個教師工會。該組織提出的要求包括「教育理想的民眾化」「實現公正的社會生活，立足於民眾精神」「立足於愛全人類之精神，排斥助長敵愾心的教學，反對根源於紳士派閥自衛之策的侵略主義」「教育機會均等」「實現教育自治」「擴大教育自由的範圍，以尊重兒童的生活與成長，實施個性本位的教育」等。但是，啟明會的綱領中同時也宣布「奉戴明治天皇之聖旨」，遵循政府的「皇國主義」教育宗旨，又表現出其局限性。

  教育界也紛紛發起各類新教育運動。1921年8月，大日本學術協會召開「八大教育主張」演講會，各教育學派爭相闡述並呼籲實施其新教育主張。1923年8月，野口援太郎、下中彌三郎等成立「教育世紀社」，創辦《教育的世紀》，建立「兒童村」，發起新教育，主張「充分尊重兒童個性，完全確保兒童自由」，「學校生活應由學生及教師自治，排除一切外部干涉，也不要其自身的集團性干涉」，「勇於對全人類盡義務」等。但是，該運動主張「制度上的革新運動姑且有待於其他方面的努力，茲在最自由與認真的準備之下，首先從其方法上的革新運動出發吧。」可見，新教育運動具有舍本求末的局限性，終究無法扭轉日益右傾化的教育體制。

  面對教育界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1924年8月，文部大臣岡田良平在地方長官會議上指示要加強監督「教育新主義鼓吹者」，這是文部省最早提出取締新教育的正式方針。針對學生運動，1924年11月，高等學校校長會議要求解散各高等學校的社研組織；1925年12月，京都府警察開始逮捕「社研」學生（即「京都學聯事件」）；1926年1月，開始首次使用《治安維持法》，在日本全國逮捕社研學生；同年5月，文部大臣岡田良平下達內部訓令，要求取締學生「左傾思想」；文部省於同月下令禁止學生研究社會科學。也就是說，在大正末年，日本政府已經開始以國家機器鎮壓「自由」「民主」之風。

  綜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縱然在教育領域也掀起了具有進步意義的「民主運動」，但其重視方法與學說、甚至打著「民主」的旗號而迎合政府政策的做法，終究無法從根本上阻止教育行政政策的集權化、干涉化傾向，也無法扭轉日本政府不斷加強「皇國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既定政策，其結果必然是導致教育政策的日趨右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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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三好信浩編：《日本教育史》，福村出版1993年，第91頁。

  [2] 堀松武一等編：《日本教育史》，國土社1985年，第85—86頁。

  [3] 同上書，第85頁。

  [4] 楊孔熾：《社會轉型與日本教育現代化的開端》，《日本研究》1999年第1期，第77頁。

  [5] 《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學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書店1962年，第19—20頁。

  [6] 堀松武一等編：《日本教育史》，國土社1985年，第88頁。

  [7]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18頁。

  [8]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16頁。

  [9] 同上。

  [10] 石川謙：《日本庶民教育史》，1929年。引自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16頁。

  [11] 小林哲也著、徐錫齡等譯：《日本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7—18頁。

  [12] 原弘巳、井上專編著：《未來的教育學》，福村出版1999年，第65頁。

  [13] 江戶時代還有一類性質截然不同的鄉校，即在大藩的支藩或家老的領地為武士子弟開設的學校，其教育內容是以該藩藩學為準的學問和武藝。這類學校名為鄉校，實為小的藩校。

  [14]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16頁。

  [15]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23頁。

  [16]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96頁。

  [17] 坂本保富：《幕府末期軍事科學系洋學塾的實態——從〈訂正及門錄〉看象山塾的入門者》，鈴木博雄編著《日本教育史研究》，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3年，第128頁。

  [18] 森秀夫：《日本教育制度史》，學藝圖書株式會社1991年，第32頁。

  [19]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43頁。

  [20]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47頁。

  [21] 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5頁。

  [22] 根據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39頁計算。

  [23] 同上書，第40頁。

  [24]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42、143頁。

  [25]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23頁。

  [26] 楊孔熾：《日本教育現代化的歷史基礎》，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頁。

  [27]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東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40頁。

  [28] 海後勝雄、廣岡亮藏：《近代教育史》，東京1951年。引自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40頁。

  [29]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東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41頁。

  [30] 據統計，江戶時代出版的有關女子禮儀、教養、道德等基本觀念與知識的書籍達260種。見尾形裕康著《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58頁。

  [31]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東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劉焜輝、洪祖顯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42頁。

  [32] 堀松武一等編：《日本教育史》，國土社1985年，第85頁。

  [33] 帕森著，劉焜輝等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第23頁。

  [34] 「開成所」前身是幕府很早設立的「天文方」，主要負責天文歷道、製作地圖、翻譯洋書、調查國外情況以及處理外交事務等。1856年，幕府將「天文方」改組成洋學的中心機構「蕃書調所」，1862年改稱「洋書調所」，1863年改稱「開成所」，既是洋學教育機構，又是研究西洋學術的中心。

  [35] 「醫學所」的前身是伊東玄朴、箕作阮甫等人1858年設立的種痘所，1860年為幕府接管， 1861年改組成擁有教學、解剖、種痘三科的教育機構「西洋醫學所」，1863改稱「醫學所」，是幕府末期與「開成所」齊名的洋學機構。

  [36] 梁忠義：《日本教育發展戰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頁。

  [37]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45頁。

  [38] 湯淺光朝：《科學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65年，第36—37頁。

  [39] 帕森著，劉焜輝、洪祖顯譯：《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3年版，第59—60頁。

  [40] 加藤仁平等編：《新日本教育史》，協同出版株式會社1961年，第80頁。

  [41]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28頁。

  [42] 田中克佳編著：《教育史——從古代到現代的西洋與日本概說》，川島書店1987年，第213頁。

  [43]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題解」第1頁。

  [44] 同上書，第43頁。

  [45]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50—151頁。

  [46] 《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學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書店1962年，第19—20頁。

  [47] 國民教育研究所編著：《戰後教育原典③東京審判·教育證言記錄》，現代史出版會1975年，第96頁。

  [48] 堀松武一等編：《日本教育史》，國土社1985年，第85頁。

  [49] 田中彰、宮地正人校註：《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歷史認識》，岩波書店1996年，第69頁。

  [50] 引自趙德宇《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43頁。

  [51]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33頁。

  [52] 堀松武一等編：《日本教育史》，國土社1985年，第85頁。

  [53]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綜合研究》，引自三好信浩編《日本教育史》，福村出版1993年，第89頁。

  [54]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0年，第145頁。

  [55] 趙德宇：《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38頁。

  [56] 佐藤昌介：《國際環境與洋學的軍事科學化》，載中山茂編《幕末的洋學》，密涅瓦書房1984年，第38頁。引自趙德宇著：《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57] 伴忠康：《圍繞適塾的人們》，創元社1988年，第88頁。引自趙德宇《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38頁。

  [58] 「學制」為日本近代初期（1872—1879年）教育政策的統稱,包括三部分內容：（1）「學制布告」（1872年9月4日），確立了新教育的根本原則；（2）《學制》(1872年9月5日），共109章，分為「大中小學區」「學校」「教員」「學生及考試」「海外留學生規則」「學費」六部分，具體規定了學校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內容與方法等內容；（3）《學制》追加,包括1873年公布的《學制二編 海外留學生規則神官僧侶學校之事》（3月18日）、《學制追加 貸費生規則》（4月17日）、《學制二編追加》（4月28日，有關外語、獸醫、商業等專門學校的規定）。

  [59] 詳見拙著《日本近現代教育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28頁。

  [60]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86頁。

  [61] 同上書，第88頁。

  [62] 同上書，第88頁。

  [63] 「五宇七局」包括：本教學一宇二局、經世學一宇、辭章學一宇、方技學一宇、外蕃學一宇。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89—92頁。

  [64]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89—90頁。

  [65] 漢學所於1868年9月18日開講，皇學所於12月14日開講；1869年9月2日，皇學所、漢學所關閉。

  [66]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95—96頁。

  [67] 同上書，第117頁。

  [68] 同上書，第137頁。

  [69]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154頁。

  [70] 神田修、山住正己編：《史料日本的教育》，學陽書房1986年，第14頁。

  [71]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92頁。

  [72] 玉城肇：《明治教育史》，季節社1949年，第4頁。

  [73] 武田清子、中內敏夫：《天皇制教育的體制化》，載《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學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書店1962年，第65頁。

  [74] 明治政府於1868年1月設立總裁1人（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統領政府事務，同年2月設置總裁局，任命岩倉具視、三條實美任副總裁，輔佐總裁。

  [75] 香川敬三編：《岩倉公實記》中卷，岩倉公舊跡保存會刊1972年，第602—603頁。

  [76] 同上書，第835頁。

  [77] 日本史籍協會編：《岩倉具視關係文書一》，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復刻板，第360頁。

  [78] 明治政府於1868年1月設立「三職」：總裁（1人）、參與（10人）、議定（20人）。

  [79] 山住正己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的體系》，岩波書店1996年，第3頁。

  [80] 日本史籍協會編：《木戶孝允文書》第4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第320頁。

  [81] 日本史籍協會編：《木戶孝允文書》第2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第126頁。

  [82] 山住正己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的體系》，岩波書店年1996年，第11—12頁。

  [83]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117頁。

  [84] 明治文化資料叢書刊行會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8卷教育篇》，風間書房1961年，第23頁。

  [85] 宮原誠一：《教育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63年，第18、27頁。

  [86]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90頁。

  [87] 明治政府1869年8月改革官制、設置6省，其中包括兵部省；1870年10月宣布統一兵制，陸軍採用法式、海軍採用英式；1871年1月頒布《徵兵規則》；1872年4月廢除兵部省，設置陸軍省、海軍省。

  [88] 伊東多三郎：《日本封建制度史》，吉川弘文館1950年，第38頁。

  [89] 福地重孝著：《士族與士族意識》，春秋社1967年，第163頁。

  [90]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95頁。

  [91] 同上書，第117頁。

  [92] 同上書，第117、118頁。

  [93] 同上書，第202—203頁。

  [94]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附錄《陸軍省沿革史》第31頁。

  [95]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91—92頁。

  [96] 「國別編制方式」即分別為神典國典尊皇道、辨國體的學問；根據漢籍的孝悌彝倫之教、學習治國平天下之道的學問；根據西洋書籍研究格物窮理、開化日新之學的學科及兵學與醫學。

  [97]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140—142頁。

  [98] 玉城肇：《明治教育史》，季節社1949年，第14頁。

  [99] 伊崎曉生、松島榮一編：《日本教育史年表》，三省堂1990年，第4頁。

  [100] 石附實：《近代日本海外留學史》，密涅瓦書房1972年，第154頁。

  [101]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299—332頁。

  [102] 中日學界習慣上稱「學制布告」為「學事獎勵被仰出書」（簡稱「被仰出書」）。但是，根據日本近現代教育史研究的權威學者佐藤秀夫（已故）考證，此種提法均非日本政府公布時的文件原題，原文件名為《明治五年太政官布告第二百十四號》，該布告最後一句中的「如上條」用了太政官布告文末的固定用辭「右之通被仰出侯條」，「被仰出侯」均為語法修飾詞，可不譯，此句應譯為「如右條」（原文為豎寫）。文部省1922編輯年版的首部近代教育史《學制五十年史》據此最早稱之為「學事獎勵被仰出書」。佐藤秀夫認為：「被仰出書」這一用法是戰前日本政府為了加強天皇制教育理念而創造出來的，現今若再繼續沿用，「豈不是在客觀上助長近代天皇制教育論的『再興』？」佐藤秀夫據公布「學制」條款的文部省通知正文開頭稱「今般確定學制，付布告書、學制章程及別冊」，認為該太政官布告應稱為「學制布告」，學制條文應稱為「學制章程」。佐藤秀夫：《教育史研究的檢證——教育史像的重建》，載藤田英典等編《教育學年報6教育史像的再構築》，世織書房1997年，第90—94頁。

  [103]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276—277頁。

  [104] 首任文部卿為大木喬任，1871年9月12日就任；首任文部大輔為江藤新平，1871年9月2日就任。

  [105] 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249頁

  [106] 「大學區」所轄地區共3府72縣，其中第一大學區1府13縣，大學本部為東京府；第二大學區7縣，大學本部為愛知縣；第三大學區6縣，大學本部為石川縣；第四大學區2府11縣，大學本部為大阪府；第五大學區9縣，大學本部為廣島縣；第六大學區11縣，大學本部為長崎縣；第七大學區7縣，大學本部為新潟縣；第八大學區8縣，大學本部為青森縣。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後教育制度發展史》第1卷，龍吟社1938年，第278—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