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道主義」的教育政策

  明治維新是打著「王政復古」的旗號進行並取得勝利的，因此，新建立的明治政府也頗具「尊皇」色彩，教育政策也不例外。1868年4月，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在紫宸殿祭祀天地神祇，宣布了明治新政府的「綱領」和「施政方針」《五條誓文》，其中有關教育的第五條為：「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60]，即為日本近代教育發展的總方針，顯然，「求知識於世界」為途徑與方法，而「大振皇基」才是教育的宗旨與目的。

  該時期，具體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中也體現著「皇道主義」特徵。1868年3月，明治政府在京都設置「學校掛」（學校主管），任命宣揚「皇道主義」的玉松操、平田鐵胤、矢野玄道等國學者為「學校取調」（學校調查員）；「學校掛」於同年4月提出了復古色彩的《學舍制》，建議恢復《大寶律令》中的大學寮。

  1868年4月，國學者們提出的《學舍制》中，所列學舍設施之首即為「皇祖天神社」，並要求「於寮中奉請，大學別當為其祭主，四時一次，由全體長官及學生仕奉祭祀」。[61]寮內設立寮長一人，稱「大學別當」或「大學總領」，由親王擔任，總判皇祖天神宮祭祀等寮內事務；設置「大學頭」一人，由公卿擔任，執掌與別當相同。[62]案中建議的教學機構為「五宇七局」[63]，其中之首為「本教學一宇二局」，「由大學博士以下管轄之，上奉神聖之大道，教授學生修身齊家及顯幽二分之徽旨、天地之大義。」所授之五科之首為「神典」「皇籍」（其餘為「雜史」「地誌」「經傳」）。[64]以古代的大學寮為基礎，設置學簧五宇七局；該計劃改變了以往重視明經之道的傳統，而是將神典、皇籍等列為首要內容；同時一改《大寶律令》（701年）以後官立學寮祭奠孔子的慣例，建議祭祀皇祖天神社。1868年9月，日本政府下令在京都設立皇學所和漢學所[65]，兩學所的規則中規定「漢土西洋之學，共為皇道之羽翼」[66]，「皇道」居於核心地位；皇學所內還設有「皇祖天神大宮」，用來合祭天照大神等31個神位。

  繼而，1869年8月，明治政府設立「大學校」，以國學、漢學為主導的昌平學校為本校，而近代意義的開成學校、醫學校為分局。1870年8月，由於國學與漢學之爭，政府關閉了兩者的「大本營」——大學本校。另外，1869年8月，明治政府設立「大學校」，其總原則為：「蓋神典國典之要，在尊皇道、辨國體。即可謂皇國之目的、學者之先務」。[67]可見具有近代意義的大學校雖然綜合各學派之所長，但仍以「皇道」為核心；同年9月，大學校舉行祭奠活動「學神祭」時，專門祭拜皇祖大神等日本諸神。

  社會教化領域也體現著「皇道主義」特徵。明治政府頗為重視有關天皇的節日，如1868年10月創設祝賀天皇生日的「天長節」，並恢復或創設了新嘗祭、元始祭、神武天皇祭等，意在國民日常生活中加強天皇的影響力。繼而，從1870年2月開始在全國開展「大教宣布運動」，旨在向地方民眾普及皇道思想，提高天皇權威。同月，神祇省為此發布了《大教宣布詔書》，其內容為：「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承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於上、美風俗於下。而中世以後，時有污隆、道有顯晦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之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庶眾體其斯旨。」[68]政府向全國各府藩縣派遣了宣教使，同年5月的《宣教使須知》中明確要求：「真正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生死不惑依賴神明，敬慎我之言行，志願以身為天下眾庶之先導，為緊要之第一義也。」[69] 1872年4月，明治政府發布《三條教憲》，內容為：「一，體敬神愛國之旨；二，明天理人道；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70]

  在學校教育領域，以1870年8月「大學本校」的關閉為標誌，「復古主義」不再居於教育政策的主導地位，但也並未徹底消失，而是表現為天皇對教育事務的參與。例如，天皇於1871年10月、1872年4、5月曾召見大學東校及南校的外籍教師，並視察大學東校及南校。此外，1868年4月，新政府下令恢復位於京都的皇族教育機構學習院（始建於1847年），同年5月，政府下令將學習院改為大學寮代，即試圖以學習院代替大學，實施大學教育。[71]

  可見，《學制》之前，日本政府實施了以「皇道」為教育最終目的與核心內容、且試圖將其「神」化的「皇道主義」教育政策。日本學者也指出：「明治教育史的初期，存在過皇道主義教育的時期。這一事實具有不可等閒視之的重要性。」[72]「（明治）維新後不久，也有一個皇國思想支配教育的時期，它成為後來國教主義、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源流。」[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