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教育政策研究

  第一章 近代教育政策的展開及其右傾化 一、近代教育政策的基礎——幕末教育及其三重因素 （一）幕末時期教育發展的背景

  日本的幕末時期大體上指19世紀中期前後至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的這一段時間。這一時期是日本封建幕藩體制逐漸瓦解崩潰的時期，封建體制的瓦解源於內外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社會內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早在18世紀初期，商品貨幣經濟便以京都、大阪、江戶為中心迅速發展。新經濟形式的發展造成了新的階級分化，城市商人中產生出持有重金的「豪商」，農村則形成以村吏為主的「豪農」。這些「豪農、豪商」成為新的剝削階層，不僅剝削農民及其他破產者，而且與原來的封建領主爭奪經濟利益，從而造成幕府與各藩的財政拮据。幕府及各藩領主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又進一步加劇了對農民及城市貧民的剝削。在領主、地主、商業高利貸者的重重盤剝之下，加之連年的自然災害，農民與城市貧民的生活日益貧困，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最終導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市民暴動頻繁爆發，從而嚴重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東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不斷擴大工業發展的海外市場和原料來源，從18世紀中葉起開始覬覦日本。英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後，西方勢力更加緊了對日本的入侵。1837年至1853年的16年間，美、法、俄等國先後5次到達日本，迫使日本開國。日本在西方勢力的強大攻勢之下，陷入了嚴重的民族危機。

  在內憂外患之下，幕府與各藩都不得不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發展經濟，以改善武士及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二是採取積極的文教政策，以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同時加強社會教化，以維護封建秩序。前者在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社會對各種人才及普通民眾一般識字率的要求增強，從而成為當時教育發展的客觀動力，間接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後者如1855年幕府設立講武所、海軍傳習所，僱傭荷蘭人教官，引進西方軍事技術，積極吸收西洋文化等，直接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另如在農村設立鄉校，鼓勵心學、報德教等社會教化運動的發展等，也促進了農村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總之，上述幕府及各藩為了解決危機而實行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間接或直接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

  此一時期，日本還積極地引進與吸收西方國家的教育經驗，為本國的教育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幕末時期日本吸收西方教育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各類介紹或研究西方國家的洋學書籍；二是派往西方國家的官方外交使節和留學生。

  日本最早流傳的介紹西方教育情況的書籍是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1623年所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書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期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大中小學的年限、課程、教師等教育情況。這兩部著作的手抄本於18世紀末期在日本流傳，被當時的藩政要人、蘭學者、甚至有些儒學者和國學者所廣泛閱讀。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書中有關西方教育的介紹雖然已相距200餘年，但這兩部著作對於當時的有識之士認識西方教育情況起了重要的作用。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初期，一些蘭學者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時，也開始著書介紹西方傳授各種科學的大學，如前野良澤的《管蠡秘言》山村才助的《地學初問坤輿約說》《增訂增譯采覽異言》《大西要錄》等。19世紀30年代，隨著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銳，幕府及各藩在改革過程中認識到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從而開始注意西方的教育情況。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青地林宗的《輿地誌略》及渡邊華山的《外國事情書》。其中《輿地誌略》比此前的任何一部地理書都詳細地介紹了西方的教育情況。渡邊華山則在全面介紹西方情況的基礎上，記述了西方國家培養人才的學校制度，指出西方的國王「將造土開物之學校尤作為政事之根本，學校之繁榮，為唐土〔中國〕所不及」[1]。

  到了19世紀四五十年代，日本朝野上下痛感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的威脅，因而更加積極地著書立說研究西方學問，對西方教育情況的介紹也急速增加。如箕作省吾的《坤輿圖識》（1845年）中詳細介紹了法國的學校制度，並且介紹了裴斯泰洛齊與費倫伯格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箕作阮甫的《八紘通志》（1851年）介紹了拿破崙就任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以來的教育改革、英國產業革命下的教育設施等，內容涉及國民教育的內容、大學等專門教育機構的情況、教育制度與產業發展乃至國家繁榮的關係等。上述著作大多依據19世紀以後出版的荷蘭書籍，因此當時日本吸收的西方教育信息是最新的，與西方國家的教育發展狀況幾乎沒有時間差。另外，上述書籍大都以印刷本的形式發行，對當時普及西方教育情況起到了積極作用。

  幕府末年，日本共向歐美派遣了六次使節團：1860年赴美使節團、1862年赴歐使節團、1864年赴法使節團、1865年赴法使節團、1866年赴俄使節團、1867年赴法使節團。遣歐美使節團除了進行正式的外交交涉之外，也參觀了西方國家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機構以及殘疾人學校等教育設施。使節團成員大多強烈地感受到了文明發達與教育制度完備之間的密切關係，並留下了眾多的見聞錄。例如，1860年赴美使節團成員玉蟲誼的《航米日誌》中，便記錄了美國的學校制度：「學璜有鄉學館與縣學館，鄉學館由鄉中富人出資聘請教師，教授一鄉的子弟。（中略）縣學館由縣中欲當官之人建立，或由任官者建立，其規模較之鄉學館要大。」同年赴美的佐野鼎在其《萬延元年訪米日記》中，記述了美國中等教育的情況：「有中學館，是教授小學畢業但尚不應進入大學的中等學生的學館，稱之為『中等學校』」[2]。另外，福澤喻吉在其《西洋事情》（其初編於1866年出版，外編於1867年出版，二編於1870年出版）中也介紹了西方的教育情況。使節團對西方教育情況的關注是自覺的，有的甚至是受政府之命。幕府曾經令1862年的赴歐使節團「要特別用心調查各國政事、學校、軍政」，而且要求使節團購買「文武學校規則之書」。[3]

  除了官方外交使節之外，幕府末期有大量的日本人赴歐美留學。1866年幕府允許出國留學之前，有的藩就曾秘密派遣人員到海外留學。1866年幕府取消出國禁令後，留學生數量驟增，到1867年為止，共有12個藩派有45人在歐美學習，而幕府共派遣了47名。[4]這些留學生直接身處西方的教育環境中，對西方的教育情況有著全面的了解和切身的體會。他們回國後，將西方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思想介紹到了日本。而且，他們在西方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教育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這種認識是江戶末年教育思想上不可忽視的進步，它產生於幕末，但卻作用於明治以後的教育發展，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力發展教育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礎。

  

  由於幕末時期幕府及各藩對教育的重視，加之西方教育情況的傳入，日本社會上興起了一股近代學校論。1833年，佐藤信淵（1769—1850）在其口述的《垂統秘錄》中提出了宏大的學校制度論，主張在中央設立神事台、太政台、教化台、大學校，在教化台之下設立全國的學校。俸祿每二萬石的地方設立一所小學，俸祿每一萬石的地方設立十所教育所。教育所允許8歲以上者入學，學習讀、寫、算等基礎知識；小學教授清掃與《四書》、《小學》、《近思錄》等，成績優秀者繼續學習學問武藝，15歲選送入大學學習；大學既是全國的最高學府，同時也具有立法機構的性質；此外，還設想成立「游兒廠」（幼兒園），作為面向幼兒的保育設施。佐藤信淵的學校制度案規模如此之大，日本學者評價其「實乃距明治維新後的學校案不遠矣」。[5]此外，廣瀨淡窗的《迂言》（1840年）、帆足萬里的《東潛夫論》（1844年）等也論及近代學校教育。

  除了民間學者之外，幕府及各藩主管學務的官員也提出了具體的學制論、學校論。其中主要有會澤安的《學制略說》（1830年）、《學問所建設意見稿》（1831年），佐久間象山的《學政意見書》（1837年），村田清風的《辛丑改制建議》（1841年），藤田東湖的《宏道館記述義》（1847年），橫井小楠的《學校問答書》（1852年）、《國是三論》（1860年），橋本左內的《關於學制的意見箚子》（1857年）、小林虎三郎的《興學私議》（1859年）。此外，昌平坂學問所儒學者中村敬宇的《振學政策》（1854年）涉及幕府的學制改革問題。在具體的藩政改革的意見書中，南部藩士大島高任提出了卓越的學制構想，主張在每個城市設4所小學，每個村莊設1所小學，然後在城市設1所大學，並在城市設立礦山學校、醫學校等「學術專門學校」，在各代管所設立鄉校等。[6]

  上述學校論是在幕府末期的特殊社會環境下，日本的有識之士摸索符合時代要求的教育方式的產物。這些論說中體現了近代教育的因素，如教育內容、學校組織與運營的近代性，對封建身份制的超越等，為後來日本教育向近代發展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