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幕末時期的教育體制

  幕府時代的教育主要分為統治階級的武士教育和被統治階級的平民教育兩大部分。實施武士教育的機構有幕府的直轄學校、各藩的藩校以及各類私塾，實施平民教育的機構主要是寺子屋和鄉校。

  幕府直轄學校是幕府專為幕臣子弟設置的學校，是培養輔佐幕政的官吏和實務人才的教育機構。德川幕府共先後設立了21所幕府直轄學校。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早成立的是昌平坂學問所，該校的前身是1630年幕府儒學教頭林羅山在幕府封賜地建立的學問所，1691年由幕府收歸幕府直接領導，改稱昌平坂學問所。昌平坂學問所是德川幕府時代儒學教育的最高學府，主要教授經義（四書、五經、三禮）、史學（左傳、史記、兩漢書、通鑑綱要）、詩文、博讀、皇邦典故。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只傳授朱子學。幕府末期，由於受國內外各種形式變化的影響，昌平坂學問所的課程也進行了部分改革，學科改為經科、中國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學習意願選科。此外，還計劃增加天文、地理、算術、物理等實用學科，但未等到實行，幕府就被推翻了。昌平坂學問招生的對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級武士）、「御家人」（下級武士）的子弟，禁止其他階層的人入學。

  除昌平坂學問所之外，幕府還在其直轄領地設立了其他的儒學教育機構，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其中包括長崎的明倫堂、甲府的徽典館、駿府的明新館、佐渡的修教館、日光的日光學問所等。這些學校的儒學教官大都由昌平坂學問所派遣，據統計，在一個時期內，藩校的657名教師中，昌平坂學問所出身者242名，占總數的36.8%。[7]幕府直轄學校中還有教授西方科學技術及語言的洋學校，如開成所（洋學，1863年）、醫學所（西醫，1863年）、陸軍所（1854年）、海軍所（1855年）、「英語傳習所」（1858年）等。

  藩校是各藩為藩士子弟設立的學校，主要為了培養藩政統治所需的人才，由各藩獨立經營管理。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全國共有大小300個藩，而全國共有藩校219所[8]，其中1830—1867年的37年間共設立藩校50所。也就是說，幕府末期絕大部分藩都有自己的藩校，而且平均每年至少新增設1所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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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初期的招收對象主要是本藩的武士子弟，入學年齡大體上是7—9歲，在學期間為8—9年。教學內容在各個時期有所不同，德川前期（1603—1680年）在培養目標、組織形式、教學內容和方法上主要模仿昌平坂學問所，教授以「四書五經」為教材的儒學，外加武藝。德川中期（1680—1716年）開始加入實學的內容。到了幕府末期，各藩更加重視藩校對人才的培養，或在原有藩校中開設新課，或建立各種學問的專門藩校，藩校教育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勢頭。而且，藩校的規模也日益增大。有的大藩為了容納眾多的入學者而建設了較大規模的校舍，使得藩校的發展比其他形式的教育組織（如寺子屋、鄉校、私塾等）規模要大得多。有的藩要綜合的管理與運營原有的藩校與新開設的洋學校、醫學校等各種新式藩校，於是在該藩中便形成了綜合的學校群。

  寺子屋是專門為平民子弟開設的初等教育機構。據日本學者石川謙考證，寺子屋從1716年開始出現增加的勢頭，1751年開始數量急劇增加，1830年以後達到全盛時期。截至1867年，日本全國的寺子屋總數為10299所[9]，其中1830—1867年的37年間開設6691所，占總數的65%。[10]也就是說，寺子屋教育在幕末時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

  寺子屋早期主要接收町人階層的子弟入學，入學年齡多為5—7歲，在學年限為3—4年或者更多。寺子屋教育的發展是町人勢力崛起的產物，在町人勢力不斷發展的同時，貨幣經濟也在向城市及農村滲透。因此，農村及其他行業也開始設立寺子屋。寺子屋的規模大小不一，一般從20人到50人，江戶、大阪等大城市中有的達到100人以上，至少有5所超過了300人。[11]寺子屋的教育內容並不統一，一般主要教授讀、寫、算（珠算和筆算）。所用的教材稱「往來物」，町人階層主要使用《商賣往來》，為農村及其他行業開設的寺子屋則使用《百姓往來》《農業往來》《番匠往來》等教材。往來物的種類非常之多，據日本學者石川松太郎統計，到幕末多達7000種[12]，包括地理教材、道德教訓、實業知識等。寺子屋在性質上是民間教育機構，其經營和管理不受幕府或藩的限制，經營管理者和教師以及開設者大多數是農、工、商或醫生等平民百姓，也有部分武士、神官和僧侶等。

  鄉校[13]是為農民子弟設立的教育機構。據統計，截至1867年，全國共有鄉校111所，其中1830—1867年間開設78所，占總數的70.2%。[14]鄉校的數量在幕末時期雖然顯著增加了，但與同時期的寺子屋相比卻要少得多。例如，1830—1867年間新設寺子屋6691所，是新設鄉校數的85.8倍。

  鄉校或由幕府及各藩直接設立，或由家老等藩中有能力的人或代官自費在其領地內設立，或由民間的有志之士出資設立。無論何種形式的鄉校都要受到藩的監督。鄉校的教育對象與藩校不同，只招收平民子弟入學，學生的入學年齡大體上是7、8歲。鄉校主要教授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讀、寫、算知識，通過講解淺顯的儒學倫理、講釋及讀寫法令布告等進行。其特點是重視道德教育，各藩的辦學者企圖通過鄉校來「淳化社會風尚」，「革除平民中間的惡習弊風」。因此，教育重點是培養被統治者應有的心理與做法。由此可見，這種教育機構是當政者為了其自身的統治利益而設立的，並非為了農民自身的利益。

  私塾是由學者在私宅設立的教授某一專門學問的設施。日本的私塾在德川中期以後開始發達起來。尤其到了幕府末期，隨著學術的發展，各種學派不斷湧現，許多學者自立門戶，對好學的青年開放。私塾在這一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有的甚至可以招收一千人以上的學生，其規模不亞於幕府直轄學校和藩校。據統計，1829年日本全國共有私塾437所，1853年有1066所，1867年達到1528所。[15]

  私塾的設置者，多半是不從事其他專門職業的民間學者，也有一部分是在幕府直轄學校或藩校從事教育工作的學者，他們利用業餘時間開設私塾。私塾傳授的內容因老師的專長和愛好而設，有儒學、國學、洋學和醫學等。教學尊重學生個人的要求，不採取統一形式，各私塾的培養目標也不同。例如，緒方洪庵（1810—1863）於1838年在大阪開設的「適適齋」學塾，主要從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許多志士，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喻吉等都出於其門下[16]；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島堵庵在京都開設的「名倫舍」培養工商業者，吉田松陰在長州開設的「松下村塾」多出維新志士。私塾的招收對象比較靈活，凡願入學者不問身份和出身，一概招收，但絕不強制，全憑自願。學生的年齡一般都比較大。但由於私塾授課內容的專業性，決定了只有具備一定知識基礎的人方能入學，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能夠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是武士階級，因此塾生大多數是武士。如佐久間象山在1848年以後開設的兩所軍事科學方面的洋學塾中，1849—1854年的6年間共招收塾生434名，其中武士360名，浪人等4名，神官1名，庶民5名，身份不明者64名[17]，武士所占比例高達83%。因此，可將各類私塾教育也歸為對統治階級實施教育的機構。

  幕末時期發達的教育為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首先，幕末的教育體制為明治維新後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組織基礎和人才儲備：幕府直轄學校在明治維新後發展成為近代高等教育機構，明治政府1877年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東京大學，便是由原幕府直轄學校昌平坂學問所、開成所、醫學所合併而成的；藩校是近代中學的基礎，大多數藩校在明治維新後發展成為中學或專科學校；寺子屋是在平民中間發展起來的初等教育設施，明治維新後，許多寺子屋被直接改編成近代小學。而且，數量龐大的寺子屋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初等教育工作者，在明治政府頒布《學制》設置師範學校、培養近代師資之前，寺子屋的教師填補了這一空白；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為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明治維新後成立的高等專門學校，很多是在私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福澤喻吉在江戶設立的慶應義塾，後來發展為慶應大學。可以說，幕府末期的教育遺產，既為近代教育準備了硬體（校舍等），也為近代教育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軟體（師資、管理經驗等）。

  其次，幕末教育為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數量上的保障。前文已經列出了截至1867年各級教育機構的數量：相當於高等教育機構的幕府直轄學校21所，相當於高等專門學校的私塾1528所，相當於中等教育機構的藩校219所，相當於小學的寺子屋10299所。而在「學制」頒布實施6年後的1878年，大學僅1所，專科學校及外語學校共84所，中等教育的中學、職業學校、師範學校共694所，小學共26584所。[18]也就是說，雖然在小學及包括師範學校在內的中等教育的數量上，幕末時期的教育組織機構數量不及後來的近代教育機構，但在各級教育機構的總量上，兩者大體相當。幕末時期日本教育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幕府末期教育之所以如此發達，原因在於日本社會上下對教育的普遍重視。這種對教育的重視是逐漸形成的。幕府時代，地方行政的最小單位是「五人組」，對於上級命令要採取連帶責任加以服從。每組設一組長，組長有責任讓其轄區內的每一個人明白上級的指示。為了完成這一任務，組長大多讓轄區內的家屬依次朗讀告示，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具有一定的閱讀能力。1726（享保十一）年，將軍德川吉宗下令一般老百姓都要能夠閱讀《五人組帳》，而且這一規矩一直延續下來。[19]各藩也為了強化社會道德風氣而重視教育。例如，岡山藩主池田光政擔心藩內領民因不學而不明人倫，故而於1668（寬文8）年在領內123個村中每村設立一所「手習所」（相當於公立平民學校的初等教育機構），讓領內庶民接受讀書、習字的教育。[20]幕府及各藩採取上述措施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但它客觀上使一般民眾都具有了一定的讀寫能力。據不完全統計，幕府末期男子的識字率為40—50%，女子為15%。[21]另據日本學者統計，1853—1867年入寺子屋、藩校、鄉學、私塾接受教育的人數達到113萬餘人[22]，而剛開始實施新學制的1873年入學人數為133萬餘人。[23]在幕府末期，許多國民都能從基礎教育開始，按部就班，依次進入較高的教育階段，一般國民已經養成了有規律的學習經驗，對現代教育很有規律的學習有了心理準備。這種心理準備以及對教育之必要性的普遍認可，既與幕府末期日本教育的發達互為因果，同時也為明治維新後近代強制性教育的推廣普及打下了潛在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