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全球範圍的戰略考量

  日本所以積極投身於全球環保事業，其目的絕非只是「大公無私」地保護地球環境，而是圍繞自身利益的深度考量。因此，其「醉翁之意」絕不在於環保這瓶「好酒」，而在乎如下的「山水之間」。

  其一，順應環境保護問題已經成為全人類共識的大趨勢，樹立良好國際形象。

  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並發表《人類環境宣言》，自此，環境問題成為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此後，國際社會力圖通過制定國際條約來規範破壞環境的行為，並通過技術交流、國際合作來改善生存環境。如1979年制訂《跨國界大氣污染條約》、1988年制訂關於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婁議定書》、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環發大會通過了《關於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條約》等文件。1997年，世界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誕生。

  事實表明，環境已經成為全世界各國人民所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國際關係領域，它也已經上升為「高政治」問題。因此，一國在環保外交中的表現將成為其能否樹立良好國際形象的重要因素。對此，戰後以來一直試圖躍升為外交大國的日本是絕不會錯失良機的。

  其二，在國際關係領域，環境問題正在變得與「和平與安全」同等重要，而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密切關聯程度又使之更具直接和現實的外交意義。能否奪得環保外交的主導權既是一國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重要體現，同時也能為該國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全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關聯和環境污染的無國界性，使環境問題不可能局限於特定地區和特定對象，環境破壞的惡果將使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受到直接或間接危害。相反，環境保護也能帶來經濟效益，而環境自身及其技術標準如何制訂又與各國利益息息相關。這也就意味著誰能在環境外交中奪得主導權，或是做出更大貢獻，不僅影響其國際影響，甚至也將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戰後以來，日本竭力擴大國際影響，特別是成為經濟大國之後，它又將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作為其外交努力的目標。然而，由於歷史問題等複雜原因，日本在國際格局中始終處於一種獨特的政治地位，其政治動向也非常容易引起別國警惕。比較而言，展開環境外交所遇到的阻力相對要小得多。

  其三，就當前國內外複雜形勢而言，積極參與環境外交也更加符合日本的切身利益。

  在成為所謂「環保大國」之前的20世紀60、70年代，日本曾經也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例如，1961年三重縣四日市發生因空氣污染而導致哮喘病和因海水污染而造成魚蝦大面積死亡現象。此外，還發生了熊本縣的水俁病事件、新潟縣的有機水銀中毒事件、富山縣的「痛痛病」等。「切膚之痛」曾給日本國民造成巨大衝擊，在這種國情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已經上升為政治問題的環境保護。

  再者，日本必須顧慮周邊的國際環境。冷戰結束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根據發達國家經驗來看，該地區的環境也勢必面臨十分嚴峻局勢。而作為鄰國、同時也是容易遭受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島國，日本難以對此視而不見。

  此外，憑藉自身先進的環保技術，日本更不會錯過環境外交中的巨大商業機會。僅以已經生效的《京都議定書》為例，其清潔發展機制（CDM）[5]就將產生巨大商機。以今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為例，雙方在召開「日中能源合作討論會」之際簽署了兩項環保合作協議，而該協議就成為日本有效充抵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擔的減排義務的重要工具，參與其中的九州電力、住友商事、新日本石油以及三井物產等日本企業就得到了巨大利益。[6]今後，隨著中國環境治理的深入展開，這些掌有技術專長的日本企業將有更多獲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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