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環保產業之「短長」
2024-10-13 11:23:50
作者： 吳廷璆
首先，作為「環保大國」，日本在治理環境方面具有世界領先的「軟實力」，這涵蓋於政府的政策規劃、完善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教育機制以及治理環境的豐富經驗等等。就其特徵而言，包括如下四個方面：其一，「以法治污」堪稱日本環境治理的重要特徵。60年代後期，面對日趨嚴重的公害問題[7]，日本相繼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1967年《公害對策基本法》、1968年《大氣污染防止法》和《噪音規製法》等。1970年，日本第65屆國會集中審議了當時備受社會矚目的污染問題，修改和制訂了《公害對策基本法》等14項環保法律，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因此本屆國會也被稱作「公害國會」。其二，地方政府的「先試先行」也是日本環境治理的重要特徵。由於更諳熟所在區域的污染實際，所以，地方政府能夠制訂更具針對性、更加嚴格和更加有效的標準或措施。其三，作為環境治理的監督機制，信息公開制度成為日本環境保護的重要保證。信息公開促進了行政透明，同時也促進了市民對環境保護的參與程度。此外，重視環境教育也提高了國民的普遍環境意識。如今，在日本已經形成了重視環境保護的制度環境和公眾習慣。
其次，在長期環境治理和改善過程中，日本企業開發和積累了多項領先世界的環保技術。「燃料替換、節省能源、產業結構升級、排煙脫硫」是日本成功治理空氣污染的重要經驗[8]，在這些實踐中企業逐步掌握了先進的環保技術。例如：日本太陽能電池技術遙遙領先於世界水平。2005年，夏普、京瓷、三洋電機等企業已占五成左右的世界市場份額，並連續7年獨占鰲頭。風力發電技術方面，日本也正在悄然取代趨於停滯的歐洲諸國，1996年，其國內裝機容量已超過一座核發電站的1000兆瓦，發電機也實現以1000千瓦級別為主。日本的氫燃料市場規模也非常巨大，據估算2010年將達1萬億日元規模，2020年更將躍至8萬億日元[9]，而日本企業的家用氫燃料電池已實現成本大幅降低，量產已成可能。
事實上，真正堪稱日本最先進的環保技術卻是充分利用IT技術的ESCO能源節省技術。[10]據ESCO事業推進協會的估算，2004年的國內市場規模已達447億日元，而潛在規模超過2.5萬億日元。三菱電機、日立製作所、東京瓦斯、東京電力、山武、大林組等電機、能源以及建築企業共同參與了此項業務。另外，同樣是利用IT技術的大廈能源管理系統（BEMS）和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也備受市場矚目。根據經濟產業省的規劃目標，到2030年BEMS與HEMS的全國普及率將分別達到56%和100%[11]。此外，高端技術領域的將熱能轉變為電能的熱電變換技術，也正備受日本企業關注。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小松、宇部興產、東芝和山葉等企業，正在積極從事此項技術研究。
誠然，作為環保大國，日本已經具備了領先於世界的先進環保技術和制度環境。然而，面對當前技術瓶頸等複雜因素，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現仍然差強人意。例如，近年來，日本環境改善的步伐不僅明顯放慢，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退步。環境省調查數據顯示，1990年以來，日本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和光化學污染物含量均高於1985年，尤其是後者表現出明顯惡化的趨勢（表11-3）。再者，在西方八國（G8）中，日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量曾經長期處於較低水平（1990年前，僅略高於義大利），但在90年代之後，當其他國家均處於下降或保持穩定態勢之下，日本卻出現了不減反增的現象。該數字已由1971年的7噸增至2003年的9.6噸[12]，這顯然有悖於環保大國的發展道路。
表11-3 日本大氣污染的變化情況（年平均濃度）
註：1.「一般局」是指一般大氣環境監測點，而「自排局」是指道路附近大氣監測點。2.?為1976年度的測定數值。資料來源：日本政府環境省《環境綜合數據》:。
此外，在執行《京都議定書》所承擔的義務過程中，日本並沒有展現出環保大國的應有姿態，即並非積極實施「技術減排」而是依靠從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權來「苟且偷生」。按照規定，2008年至2012年日本須將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較1990年削減6%。事實上，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之際，日本的實際排放量未減反增了8%。在宣布履行該協議之後，日本就啟用了CDM系統，即通過「購買手段」以「幫助別國環保來換取排放權」。於是，日本企業不是積極展開「技術減排」，而是直奔中、印以及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通過提供技術援助，來獲取「排放權」。有些企業甚至對排放權進行囤積、信託、賣給政府，或者直接到市場上倒賣，以此「大發橫財」。例如，2005年丸紅公司與英國ICECAP簽署購買排放權協議，即2008年以後可每年從後者購得50萬噸排放權。這家英國公司以倫敦為據點，從南非、印度和中國等地購入排放權。事實上，丸紅自身也在不斷擴大從發展中國家大量購入排放權。
綜上，日本所以投身全球環保事業，積極展開環境外交，其目的絕非單純為了改善地球環境，其背後的政治追求、經濟願望乃至打造良好國際形象，均是為了自身利益、為其政治大國的夙願在不懈努力而已。而且，出於現實主義外交理念以及為企業撈取經濟利益的目的，日本並沒有通過「技術減排」來履行國際義務，這顯然也有悖於全球環保事業的真正目標。
注釋
[1]本節內容主要發表在《國際問題研究》2008年第5期的《試析日本的環保外交》。
[2]徐鵬：《峇里島氣候會議上的博弈》，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華網 :。
[3]日本外務省主頁 :。
[4]日本國際合作機構（JICA）主頁 :。
[5]CMD是《京都議定書》為締約國提供迴旋餘地而設定的一種彈性方案，即允許承擔著減排義務的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方式，在他國投資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該減排額可以充抵投資國義務。
[6]日本《經濟學家周刊》2007年5月15日刊，第23頁。
[7]在日本，這種追求經濟增長而導致的環境破壞被稱為「公害」。
[8]南川秀樹：《日本的公害經驗與國際合作》，載《日本公共政策學會年報》，1998年。
[9]日本《經濟學家周刊》，2007年5月15日刊，第22頁。
[10]ESCO即「Energy Service Company」的縮寫。它主要是面向大型樓宇業主提供節省能源提案、設備以及維修管理等服務。其主要客戶對象是總面積在1萬平方米以上、消費大量能源的醫院、賓館、商廈所屬大廈。
[11]日本《經濟學家周刊》，2007年5月15日刊，第23頁。
[12]日本環境省《環境統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