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橋本龍太郎時期的行政變革

  在80年代的自由主義改革運動中，按照臨時行政調查會的行政改革路線，日本實現了日本國有鐵道、日本電信電話公社和日本專賣公社的民營化。進入90年代以後，由於經濟泡沫崩潰和日本政局動盪，日本政府疲於應對蕭條不振的日本經濟，一直難以提出行之有效的經濟重振方案。嚴格說來，20世紀80年代鈴木、中曾根內閣時期已經揭開了第三次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其標誌性成果是在經濟自由化的國際大潮下推行了規制緩和和國有企業民營化。但是，平成景氣的繁榮反而延滯了改革的進程，以致在進入9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必須同時面對經濟重振和改革深化的兩大課題。由於1993年宮澤內閣垮台後自民黨長期執政的時代結束，政局不穩成為常態，甚至出現一年內政府三次更迭的現象，導致世紀之交的經濟體制改革走走停停，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1991年11月，宮澤內閣成立，這是自民黨單獨執政的最後一個政權。面對經濟急劇滑坡，自民黨權錢交易醜聞屢屢曝光的兩大棘手難題，宮澤內閣無暇顧及改革，而是把恢復景氣作為政策重點，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大規模投入公共資金，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在黨務運營方面，宮澤無力控制黨內「造反」局面，自民黨出現分裂並終因「內亂」失掉了政權。此後，日本政治進入大分化、大重組時期。1993年8月，細川護熙為首的黨聯合內閣成立後，「變革」的調門高昂，還曾一度提出了設立「國民福利稅」方案，但方案剛一公布就遭到反對，被迫在「一天半後收回」[16]，結果改革雷聲大雨點小，最後不了了之。

  1994年6月羽田內閣短命而終後，社會黨和自民黨這對戰後以來的「老冤家」結親，組成了以社會黨黨首村山富市為首的新內閣。村山內閣的經濟政策是試圖在改革和恢復景氣的二者間尋求平衡，然而1995年1月發生的阪神大地震完全打亂了既定計劃，村山內閣成了「救災內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貫反對消費稅的社會黨竟在自己執政期間把現行的消費稅率由3%提高到5%，黨的「氣節」受到了質疑。

  

  1996年1月，橋本龍太郎出任首相，組成三黨聯合內閣。在施政演說中，橋本基於「從本國的經濟近況看，個人消費和設備投資正在恢復，生產方面也出現好的徵兆，經濟的恢復開始呈現出擺脫緩慢的原地踏步狀態的種種跡象」[17]的樂觀判斷，聲稱本屆政府的使命就是「變革」與「創造」，為此要把20世紀最後的五年分成三個階段，以一年時間實現經濟的真正復甦，以三年時間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之後開始調整和完善21世紀型的社會經濟基礎。

  1996年11月，自民黨在戰後首次實行的小選區制選舉中獲勝，橋本連任並第二次組閣。由於社會黨退出聯合政權，橋本覺得可以大幹一場了。在橋本內閣提出的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經濟結構改革、社會保障改革、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方案中，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占了四項。

  與以往在部分領域漸進式推進的改革形成對照，橋本內閣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激進式的一攬子改革。但是，這種休克療法式的改革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遇到了包括自民黨乃至橋本派內部等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抵抗，剛剛出現轉機的經濟也被一悶棍打了下去，加上東亞發生貨幣金融危機，經濟狀況再次急轉直下。1997年11月，橋本內閣在黨內的壓力下，暫時凍結財政改革計劃，並極不情願地推出緊急經濟對策，擴大了公共投資並實行減稅。由此，橋本內閣陷入推進改革和恢復景氣兩面作戰的困境。

  橋本內閣試圖全面改革日本經濟、政治體制，並提出了「六大改革」方案。1997年12月，「行政改革會議」在其最終報告中指出，特殊法人等存在著經營責任不明確、事業運營的非效率性和非透明性、組織和業務的自我膨脹、經營自律性的欠缺等嚴重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橋本改革是中曾根時期行政改革路線的繼續，雖然其改革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橋本改革時期確立的特殊法人改革路線卻逐漸得以實施。2000年12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行政改革大綱」，將特殊法人改革列為改革現行政府管理體制的首要任務。大綱提出，改革不能僅僅停留於特殊法人組織形式的變更，而要對特殊法人所經營的公共事業從根本性加以調整，在綜合研究特殊法人所經營的各項具體公共事業的基礎上，廢除特殊法人或對其實行民營化。

  1998年7月，「好人」小淵惠三組閣。小淵內閣雖然原則上繼承橋本政府的改革路線，但在處理不良債權等問題上採取了更加務實和穩健的措施。在景氣對策上，為了制止經濟下滑，完全放棄了橋本內閣制定的財政重建計劃，接連拋出大規模減稅和擴大財政投資措施，為刺激景氣恢復而投入的公共資金創造了歷屆政府紀錄。在強力的景氣刺激政策下，連續兩年負增長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