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小泉純一郎時期的結構改革

  經過森喜朗內閣整整一年的過渡後，「怪人」小泉純一郎上台並立即颳起第二輪改革的旋風。2001年5月7日，小泉在第151次國會上發表施政演說時宣稱：「基於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日本的再生和發展的信念，通過推行經濟、財政、行政、社會、政治領域的改革，斷然推行可稱為『新世紀維新』的改革。」他還表示，「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景氣恢復」，而「結構改革無禁區」。為此，他將以「不怕痛苦，不畏觸及既得利益，不為老經驗束縛」的「三不」精神領導改革。小泉承諾說，政府的經濟政策將「由需求追加型向不良債權處理和資本市場結構改革"轉變，在兩三年內解決不良債權問題，最終「建立適應21世紀環境的競爭性經濟體系」。此外，為推行財政結構改革，年度國債發行要控制在30萬億日元以內，同時抓緊郵政事業民營化研究，儘快提出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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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小泉領導的內閣經濟財政諮詢會議發表《今後經濟財政運營及經濟社會結構改革的基本方針》，其中闡述的政策見解是：十年的經濟停滯降低了日本經濟社會原有的實力，悲觀情緒正在蔓延。改變這種狀況並開闢新的經濟增長道路需依靠「知識和智慧」。「知識和智慧將通過技術革新和創造性的破壞，使人力和資本由效率低下部門向高效率、高社會需求的增長部門移動，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為使資源的移動通過市場和競爭實現，必須消除抑制市場發展和增長的障礙。」只有通過這種痛苦的「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才能建立一個尊重市場規則和社會正義，與自然共生，且人人安居樂業，開放而對世界有魅力的社會，最終實現「新世紀維新」的目標。

  這份文件把經濟結構改革計劃細化為七個方面。

  第一，民營化與規制緩和。在「民間能做的儘量交給民間做"的原則下，徹底改變公共金融機構的職能，發揮民間金融機構的作用並擴大其收益機會，同時大力推進民營化，改造特殊法人，削減特殊法人的補助金，把競爭原理和民間經營管理方法引進醫療、護理、福利及教育等以往主要由公共部門承擔的領域，探討國營郵政事業及部分國立大學的民營化問題，進一步放寬電氣、通訊和能源等領域的政府管制。

  第二，支援挑戰者計劃。為發揮個人和企業的潛力，在制度層面上促進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供給方式的轉變，通過稅收等制度改革，使政策傾斜面由以往的支持儲蓄轉向支持股票投資，以期構建一個「韌性社會系統」。同時加強市場監督功能，保證市場在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下，按照自由競爭的原理運行。

  第三，加強保險機能計劃。在公共和個人共同分擔的前提下，建立「簡明易懂而又值得信賴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醫療管理水平，提高醫療質量。

  第四，知識資產倍增計劃。推進教育改革，以生命科學、信息技術、環境、超精密技術材料等四大領域為戰略重點，推進人才大國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目標的實現。

  第五，生活維新計劃。建立尊重個性、男女共同參與、能夠舒適地勞動和生活的社會基礎，建設一個國民生活安全而又安心的社會。

  第六，地方自立的活性化計劃。本著「行政服務權限面對當地居民」的基本原則，中央政府將通過修改國庫補助金制度和地方交付稅制度提高地方行政和財政權限，同時要求地方政府承擔起地區產業發展、國民生活及社會保障服務的責任。

  第七，財政改革計劃。建立簡潔、高效的政府，嚴格控制國債發行，逐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目標，在資源分配上將採取彈性的重點分配辦法。由於國民對改革的支持以及小泉個人的風格和魄力，小泉內閣成為執政期長達五年半的長期政權，這也為小泉政府推行其改革計劃提供了時間上的保證。從結果上評價，可以說小泉內閣是改革承諾兌現率較高的政府。

  小泉純一郎上台後，立刻提出了特殊法人民營化的口號。為了全面推進特殊法人改革，小泉內閣特設行政改革相，任命石原伸晃擔任行政改革大臣，專門負責推進各特殊法人等改革問題。2001年7月，國會通過《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該法規定，基於中央省廳改革的成果，為明確國家的基本責任，合理整理特殊法人，成立特殊法人等改革推進本部，對特殊法人進行集中整理。法律規定，自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施行之日起到2006年3月31日，為特殊法人集中改革期間。特殊法人改革推進本部必須在一年之內製定「特殊法人等合理化整理計劃」，並提出相關特殊法人的廢止、整理縮小或合理化、轉變形態等實施意見，制定民營化或獨立法人化等具體措施。鑑於目前特殊法人經營的各項事業所造成的國民負擔和壟斷地位，特殊法人改革推進本部認為，應該從事業目的和現實情況出發，綜合考慮民間經營的可能性、各項事業對國民生活的影響程度和經營效益等，結合國內外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情況，對特殊法人的組織形式、事業內容等進行根本性改革。在特殊法人合理化推進本部的會議上，小泉明確指示，特殊法人改革必須以民營化為前提。2001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通過《特殊法人等合理化整理計劃》。計劃要求根據經濟形勢，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對各特殊法人的事業內容及組織形式分別進行規劃。根據該計劃，現存163個特殊法人及認可法人中，除45個共濟行會外，118個法人中，18個廢除，45個實施民營化，38個法人轉變為獨立法人。

  在小泉執政的五年多時間裡，國民支持率高達80%以上，為日本內閣制度建立以來所僅見。小泉博得如此「人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善於迎合國民厭煩派閥政治的心理及「小政府」要求，擺出了一副「寧可搞垮自民黨也要改革」的「國民改革家」姿態。小泉上台時，提出了「民間能辦的事業交給民間」的原則，並承諾推行道路、郵政民營化改革。但是，由於各種利益集團的頑強抵抗，改革異常艱難，最終結果與最初的設想相比已大打折扣。

  小泉在任期間，利用中央行政機構大改革的機會，急劇擴大了總理府的權力，同時挑選有關內閣成員組成經濟財政諮詢會議，這一組織是小泉執政期間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委員長由小泉親自擔任，實際負責人則是慶應大學教授、以民間人士身份入閣的竹中平藏。為了推行郵政民營化改革，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先後舉行了20餘次學習研討會，邀請許多專家學者就郵政民營化改革問題做專題報告，郵政改革的設想和計劃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2003年9月，小泉在第157次國會施政演說中再次強調「民間能做的讓給民間」的原則，宣稱為了建立簡潔、高效的政府，要把郵政事業、財政投融資和特殊法人的改革捆綁在一起，探討新的改革方案，其中郵政事業要在2005年實現民營化。

  2005年7月5日，第162次國會眾議院大會就小泉內閣提出的郵政民營化六法案進行表決，結果贊成233票，反對228票，法案以5票之差的微弱多數通過。自民黨議員中，37人投了反對票，14人棄權。這一結果讓小泉火冒三丈，於是發出狠話，在接下來的參議院表決中，如果自民黨議員再出現類似情況，必將按照黨的紀律嚴懲不貸。

  8月8日，參議院大會表決，結果贊成108票，反對125票，法案被否決。這次投票中，自民黨議員22人投了反對票，8人棄權。根據日本法律，法案只有在參、眾兩院都獲得通過時方為有效，若出現眾議院通過、參議院否決的情況，還可以舉行第二次眾議院表決，若法案以2/3票數通過，則以眾議院的表決為準，通過法案。法律的又一條規定是，首相有權在認為必要時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全國大選。

  法案被參議院否決後，小泉不顧部分內閣成員和黨內的強烈反對意見，立即解散了眾議院，他要通過重新選舉，由國民決定是否應該進行郵政民營化改革。在接下來的第44次眾議院議員選舉中，「哀兵」小泉領導的自民黨獲得296席，在選舉中大勝，加上合作的公明黨等，執政黨席位達到327席，超過了2/3所必要的320席。10月11日，第163次特別國會眾議院大會以338票贊成，138票反對，超過2/3的絕對多數票通過法案。10月14日，參議院也進行了與法案成立與否無關的表決，結果以134:100通過法案。在眾、參兩院進行第二次表決時，綿貫民輔、龜井靜香和平沼糾夫等自民黨腕級政治家仍然投了反對票。事後，小泉為首的自民黨對「造反」的本黨議員進行了處分：綿貫民輔、龜井靜香和野呂田芳成等10人被除名，平沼糾夫、堳內光雄和野田聖子等27人被勸退，三人黨員資格被停止一年，14人一年內不得在黨內任職，高村正彥等23人被警告處分。依靠超高「民氣」和大選後的執政優勢，小泉內閣全力推動了特殊法人改革、道路公團改革和郵政民營化改革。

  注釋

  [1]青木昌彥：《仕切られた多元主義を越 えて》，

  [2]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頁。

  [3]大內兵衛、內藤勝『日本財政図説』岩波書店、1965年、第116頁。

  [4]小宮隆太郎、奧野正寛、鈴興太郎等『日本の産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122頁。

  [5]宮本憲一『社會資本主義』有斐閣、1969年，第367頁。

  [6]王朝才：《關於財政投融資的幾個問題》，《財政研究》1995年第2期，第44頁。

  [7]何振一、閻坤：《建立中國式財政政策性投融資體系的研究》，《財貿經濟》1999年9月，第12頁。

  [8]林濤舟：《建立和完善我國財政投融資體系的構想》，《財政研究資料》1997年第19期，第19頁。

  [9]曉華：《實行財政投融資協調價格、金融、財政配套改革》，《財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31頁。

  [10]該法全名為《關於資金運用部資金及簡易保險資金、郵政年金累積金的特別措施法》，1973年3月通過。

  [11]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3頁。

  [12]武田隆夫、林健久編：《現代日本的財政金融》第一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年，第9頁。

  [13]橋本壽朗「高度経済成長期における日本政府·業界団體·企業：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を事例として」、『社會科學研究』第45巻第4號、1994年。

  [14]岩田一政、深尾光洋編『財政投融資の経済分析』日本経済新聞社、1998年第一版、第43頁。

  [15]1964年，日本曾組織第一次行政調查會。1981年組織的行政調查會被稱為第二次行政調查會，簡稱臨調。

  [16]金子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點検』學文社、1996年、第296頁。

  [17]『読売新聞』199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