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以糧食援助為契機的農產品「市場開放」

  關於戰後日本進出口貿易狀況，政府終戰聯絡中央事務局總務科第一科[2]的《終戰事務情報 第四號》[3]中，有如下記載：

  （前略——筆者）四 關於必需品進口事宜

  政府曾數次向盟軍司令部申請進口必需品，同司令部答覆如下：

  一、十月九日（1949（昭和20）年——筆者）附 最高司令部艾倫大佐發 《關於必需品進口事宜》[4]，

  二、十月十日附 同右 《申請進口之際的情報提交事宜》，

  三、十月十一日附 同右 《生絲生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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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於必需品進口事宜》（十月九日）

  一、日本政府已多次申請進口維持國民生活必需品事宜。

  二、在不具備下記條件的情況下，本司令部不予受理。

  1.僅限於維持最低國民生活必需品的進口；

  2.為保證支付進口物資貨款，設置以提供（本司令部允許的）出口物資為保障的支付體系。

  （中略—筆者）

  （3）為將進口物資限制於必要的最小額度，必需實施以最大限度利用國內該物資之措施。該措施雖包括下記物資，但不局限於此：

  原油、糧食、燃料、肥料、鹽的最大生產措施……

  上述史料表明，首先，當時GHQ掌握了日本的國際貿易權，進出口貿易均需在GHQ的批准下進行；其次，日本國內原油、糧食、肥料、鹽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處於困難狀態，為此日本政府急於得到上述物資的進口批准；最後，GHQ的批准條件是，僅允許進口「維持國民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同時日本政府必須設置確保進口物資支付能力的相應措施以及進口物資的國內生產措施。

  根據《關於必需品進口事宜》的規定，GHQ於1945（昭和20）年12月24日，首次批准日本政府關於糧食、鹽等生活必需品的進口申請。1946至1951年，糧食、肥料、油料、鹽等生活必需品被允許進口日本，對此日本政府在《昭和24年度通商白書》[5]（1949年度）中做了如下說明：

  ……防止飢餓與疾病，以維持生活最低限度為目的的必需物資，諸如糧食、肥料、所有醫藥品、絕大多數油料、石油的三成（漁船用重油及農水產用）、鹽的七成（食用），即所謂「以生存為目的的進口」在進口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是，二十一年末77.7%、二十二年80.6%、二十三年68.9%，戰後進口累計總額的75%屬於該類物資……而且重要的是，幾乎所有該類進口物資均由美國占領地救濟資金（GARIOA）[6]支付。也就是說，以國民生存為目的的必需物資的進口，是由美國納稅者的善意援助負擔的，而絕不是我們自身的力量，即以出口為代價的進口，這一點必須明確。

  以上通商白書再次證明，戰後初期日本國內「生存必需品」，如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不得不依靠進口來保證需求；另外，農產品的進口基本依靠美國政府的對日援助。事實上自1946年至1951年間，美國的對日援助——GARIOA援助與EROA援助[7]——高達18億美元[8]，其主要用於農產品進口援助之上。由此可見，一方面，戰後日本農產品「市場開放」起步於美國政府的對日糧食援助。

  另一方面，戰後美國以出口農產品方式展開的對日援助，除初期的GARIOA與EROA之外，還包括MSA[9]及PL480[10]兩項援助。日美MSA四協定[11]之一的《日美農產品購買協定》中明確指出：自1954年3月8日該協定締結日起，「至1954年6月30日美合眾國現會計年度迄，努力實現五千萬美元的交易」。並且隨著1954年7月PL480法的成立，MSA援助主要以PL480援助的形式實施。至此可以看出，戰後美國的對日援助、從GARIOA到EROA，乃至MSA及PL480，主要通過農產品出口貿易體現。其原因可歸納如下：第一，戰後日本國內經濟頹廢、農產品生產驟減，整個社會及國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第二，在美國農產品生產過剩、庫存增加的同時，國際市場的支付手段單一致使美元流通量陷入極為緊缺的狀態。必須注意的是：（1）由於農產品生產過剩，美國政府早在終戰初期就開始為農產品出口貿易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2）毋庸置疑，日本農產品市場開放的前史中，包含了美國政府出口本國農產品之意向——儘管該意向以援助的形式體現。

  如上文所述，戰後日本國家及國民均處於極度飢餓的狀態中。其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原殖民地地區的糧食進口中斷；第二，農業生產基礎及生產力極度下降。因此重整農業，無疑成為戰後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日本農林水產省《昭和36年度農業白書》[12]，就戰後農業重建問題明確指出，1955年的日本，不僅迎來日本經濟發展的新時期，「農業也面臨全新的局面，農業生產水平已經超出戰前水平的30%，生產性也在不斷提高」。這表明至1955年迄，日本經濟及農業已經完全擺脫戰後的窘迫局面，開始步入高度發展階段。並且該白書還指出，促使農業儘快達到復甦的農業政策，是在「農村的民主化及確保糧食生產的基本原則下展開」的。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戰後初期的日本農政無論可能與否，並未能在確保糧食生產與供應的同時，對今後農產品貿易市場競爭做出正確的判斷；當然亦未能實施任何確保今後農產品市場份額及競爭能力的有效措施。與此同時，《昭和30年度通商白書》[13]「第五章 通商政策」部分，對美國處理剩餘農產品問題做了如下記載：

  我國根據以相互安全保障法為基礎的諸協定（即MSA協定，54年5月1日生效）中的農產品購買協定，54年從美國剩餘農產品中購買小麥5000千噸、大麥100千噸，總計5千萬美元。為此，解除了我國因53年國內減產出現追加糧食需要而可能帶來的一定程度的外幣負擔；與此同時，該金額的20%積累金，即36億日元，作為對我國的贈予用於防衛產業的發展……關於55年美國會計年度（54年7月—55年6月）的對美剩餘農產品交易，54年秋開始交涉至今，就交易品種及交易金額已在兩國間基本達成共識（交易品種包括棉花、米、小麥、煙、大麥共8500萬美元，現物贈予包括小麥、脫脂奶粉、棉花共1500萬美元，兩者共計1億美元），雖然目前關於返現積累金中的70%，即214億日元的對日借款條件的交涉進展困難，但已呈現將在不遠的將來達成共識的可能性。

  從上文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關於剩餘農產品對日援助問題的對美交涉中，其注意力完全集中於返現積累金的對日借款條件之上；其中看不到日本政府對美國農產品援助將可能帶給日本農業，特別是日本農產品貿易市場的影響的任何警戒及對應。除此之外，日美間的《第2次農產品購買協定》亦於1956年2月正式成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