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朝藩體制下的土地問題

  1867年11月9日（慶應3年10月14日），江戶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將政權交還朝廷，次日得到允諾，此政治事件被稱為大政奉還，以此為契機江戶幕府將掌握了近300年的統治權交還朝廷。然而倒幕派的運動並未因此停止，以岩倉具視及薩、長為首的倒幕勢力，於1868年1月3日（慶應3年12月9日），發布以天皇「告諭」為形式的「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德川內府奉還從前委任之大政、辭退將軍之職兩條，今斷然聽取……今後廢除攝關、幕府等職，暨今暫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可行萬機」[4]，自此明治新政權起步。屆時距幕府決定「安正開港」已經十年，十年間經歷了兩次幕府與雄藩之間的戰爭，其結果則是上述大政奉還及王政復古的實施。不僅如此，倒幕派於王政復古大號令發布的同日，在小御所會議上要求將軍辭官、納地[5]，引發了之後的戊辰戰爭。新政府在戊辰戰爭勝利後的1871（明治4）年7月，果斷實施廢藩置縣，剝奪了新政府起步之後依然掌握在舊領主手中的地方統治權，中央集權統治體制確立。1867年11月的將軍失職至1871年7月的廢藩置縣迄，日本的政權結構被稱為朝藩體制，是江戶幕府倒台到中央集權體製成立的過渡期。

  首先，與幕藩體制相比，朝藩體制在統治結構上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1868年1月10日朝廷向農商務省發出的布告的主要內容如下：

  德川慶喜察天下大勢之無奈，願奉還大政、辭退將軍之職，已被允諾。然僅限於言並無將土地、人民奉還之實……今彼引起戰端，慶喜謀叛之意已明。尤其始終欺瞞朝廷，大逆不道，朝廷已無赦免之策，不得不對其追討，一度以戰端相對，儘快誅滅眾賊以免萬民塗炭……迄今德川統治領地被稱為天領，實屬無道理可言，今沿太古 之例，全部恢復為天朝之御領，使之成為真正天領。[6]

  

  同年4月7日再度發布太政官布告：「諸國萬石以上、以下私領並寺院領，迄今向幕府提交領內明細附上村高帳[7]抄本，火速提交予民政役所。」[8]前者指出，雖德川將軍自請奉還大政，但實則拒絕辭官納地，並惹起戰端，大逆不道，朝廷已無法容忍，故以兵相對，並沒收幕府領地；後者指出，作為私領的大名領地及寺院領等，迄今應向幕府提交的領內狀況說明，今另附上領內村落石高帳本交予民政部門。兩史料的內容表明，新政府成立後收復原幕府的權利及領地，而私領（大名領地等）則仍掌握在各大領主手中。此後，政府於1869年6月17日發布版籍奉還指令，其內容如下：「今列藩建言版籍奉還之事，深察時勢、廣為公議、采政令歸一之慮，納建言之意，依此令其藩亦返還封土版籍，任官某藩知事」[9]，表明在版籍奉還的同時，令原藩主任「知藩事」；雖然知藩事的任命主旨在於「政令歸一」，即賦予其中央集權統治下地方官的機能，但事實上被任命為知藩事的舊藩主對舊領地的封建割據色彩更濃。可見朝藩體制下，江戶時期的領主性土地所有並未完全消失。

  其次，朝藩體制下的貢租徵收。新政府成立後，於1868年8月，就貢租徵收問題做了如下指示：「不明諸國風土而貿然設立新法，反而會有悖人情，故一兩年間姑且依舊慣而行，其苛法弊俗若有難耐之情，向會計官稟議予以處分。且沒收舊幕府麾下村邑，交近旁府縣或諸藩管理。」[10]其中「不明諸國風土而貿然設立新法，反而會有悖人情」之處，可以看出，新政府成立之初便有意改革貢租制度，但因顧及「人情」而不得不暫且「依舊慣而行」。由此可見朝藩體制下不僅統治結構與幕藩體制相比並無質的差異，而且貢租體制上也延續了幕藩體制下的征租方式；不同的僅僅是朝廷政府代替了幕府而已。值得注意的是：（1）所謂「諸國」當然包括舊藩領在內，因此「人情」亦不僅僅指「民情」，包括諸舊藩主之情緒，而「舊慣」無疑是江戶時期的貢租徵收法；（2）政府不僅沒收了幕府領（即舊天領），同時沒收了幕府家臣的領地（諸如旗領等知行地），並將其交託府縣及諸藩管理。一方面說明新政府的政權仍處於不穩定階段，需要舊藩主即知藩事的支持，另一方面說明即使是旗領等幕府家臣領地的貢租制度亦並非統一，其管理繁雜，故不得不交予近旁府縣或藩領管理。

  事實上在朝藩體制之際，對於各地貢租制度的現狀，新政府雖然指出應「依舊慣而行」，但是亦並非完全放置無視，特別是戊辰戰爭結束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整理措施。例如1870年3月8日發布通達，指示對各藩負責管理下的舊旗本領地的租法進行改革，令「斟酌其風土人情，區分適宜之法及當改之法，並提交意見予以稟議」[11]；同年7月大藏省發布通告指示各地實施檢見法[12]，藉以「斟酌風土人情」，了解領地的實際土地及收成的狀況，為貢租改革做準備；1871年1月25日，對各藩發布通達指示「租稅乃建國之基本，系民心之向背……必將制定海內[13]一定之法，故各藩若重新改革增減等，所有必須經（政府——筆者注）裁決」[14]，不僅對各藩內的租法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並強調了政府的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