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簡單的結語

  文明輸出，只要以文明的手段進行，客觀上還是能夠起到促進文化交流、增進相互理解的作用。《開國五十年史》的中譯本，在中國發行的，一直未見一個與1909年在東京「開國五十年史發行所」發行的一樣的完整的譯本。最近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的影印本雖然保留了大隈重信的自序，但是三篇清末重臣的序文不見了；而1929年的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連大隈的自序都刪去了。就在此「萬有文庫」本10月初版的一個月之後，即1929年11月，日本外務省已經在開始辦理直接派遣教授到中國講授明治維新的手續，這就是1930年12月成行的京都大學教授三浦周行來華講授明治維新的活動，其成果結集成《明治維新と現代支那》一書，1931由刀江書院出版。類似的活動，還有1941年東京大學中村孝也來華講授宣揚明治維新，不過到這時，儘管日本的媒體也將其視為「送往南方共榮圈的文化使節」，而講述者卻已經自覺地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名「國史學中『大陸進出』的戰士」[54]了，大概這才可以稱得上是「文化侵略」。因為篇幅的關係，這兩次活動只能留待今後再探討了。

  七七事變前，胡適在1937年4月25日給蔣廷黻的信中說：

  關於日本，我近一年來真成了一個「反日者」，因為我漸漸覺得厭惡，輕視那一個民族了。……天下盡有笨干而有小成的，決沒有笨干而能大成的。日本人的成功已超過那個民族的本領的限度，此時真有人才寥落之感。若再不悔禍，我看終有大坍塌。

  兩個多月後，胡適終於沒有看到日本的「悔禍」，中日全面戰爭終於爆發了。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日本「那一個民族」？以文化和文化交流史為線索，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成功」和日本「民族的本領的限度」？這在今天，也依然不僅是認識日本，也是認識我們自己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附錄：《開國五十年史》序文三篇

  

  一、鹿傳霖序

  大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序

  夫靈書八寶，玉券十華，史氏所編，由來尚已。然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非不極博奧之觀，而非目所及見，耳所共聞，於取信之道，殊覺闕如。此討於古不如論於今，取諸遠不如征諸近也。

  大日本得海邦之形勝，以地利兼人和，數十年來臻於強盛，進為文明。而大隈伯以傑出之才，建不世之勛。復於暇日纂修編輯，作開國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為方輿之實錄。披而閱之，今日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是即眾所共見共聞者，筆之於書，非如子虛烏有。諸人使考稽者，無從指實，亦不至如殘編斷簡所紀，使捃摭搜集者疑信參半也。叨承遺書遠征拙筆不揣固陋，聊綴蕪詞，庶幾表揚大文，傳諸後世，以為信而有徵之基礎云爾。

  大清光緒丁未年嘉平月定興鹿傳霖拜序

  二、袁世凱序

  《道德經》謂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也。其在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也，是以能受。若夫深閉固拒，顓顓焉守一家之言，以應無窮之變，此於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國？吾觀日本自孝德以來，凡八省百官之設，租庸調之賦，禮樂刑政之大，一以唐為師。漢學倡於王仁，佛學來於百濟，程朱陽明之緒，大昌於明季。惟其不恥相師，故能洗篳路藍縷之風，蔚然成東方君子之國。倘所謂虛受者非耶？迨夫安政以後，外患內訌，岌岌不可終日。痛國恥之未雪，慨乎悟攘夷鎖國之不足自存。德川氏勢力既衰，而薩長肥土諸藩，群起而乘其敝卒之。尊王傾幕，遂以雷霆萬鈞之力，舍其舊而新是謀。蓋自明治八年三月定立憲政體。以五事誓於神明，迄於二十三年開設國會，其漸漬於西洋主義者為多焉。遂乃萬矢一的、萬眾一心，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鼓盪於驚風駭浪之域，而醞釀為文明璀璨之花，使旭日徽章照耀於太平洋岸。何其盛也！非所謂江海善下故為百穀王耶？向使維新諸傑，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習，終古不變，其何以國？大隈伯者，維新諸傑之一也，將纂開國五十年史，書來問序於余。余觀其編纂諸公，非躬親其事之大臣，即有名於時之學者，而伯實總其成。是書一出，其助我東洋之進步者，豈淺尠哉？伯自述其生平，最初為攘夷黨，尋而悔悟，乃一變為開國黨。其後輾轉經時以成為改進黨，由是為憲政黨、為憲政本黨，則皆改進黨名義之變遷耳。嗚呼！易之為道，變動不居，與時偕行。傳稱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是尤伯之所以自處也夫。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大清國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序

  三、徐世昌序

  開國五十年史序

  晉荀悅有言：立典有五志，曰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後之言史法者，莫能外也。惟夫英君誼辟，創製顯庸，功在當時，聲施後世，垂諸簡策，傳之無窮者，何代蔑有？然而太常太史博士所守，延閣廣內秘室之藏，並世者或不知焉。若夫故書雅記，私家著述，網羅遺獻，蒐采舊聞，作者蓋繁矣。未有遭遇明盛，建樹宏闊，與夫同時瑰才碩彥，溯其生平事實，自為敘次，以存一代之掌故，成千載之信史者，斯其為書，不重可寶貴歟？日本大隈伯，以東邦人傑，主變法、負重望，為政治家之泰斗，盡瘁國家數十年如一日。凡維新以來一切大政事大興革，未嘗不資其擘劃。其高掌遠跖，雄謀偉略，固已不可及矣。經世之心老而彌篤，以為日本自廢封建，尊王室，銳意改制，廓然更張，其間匡時濟變之才朋興輩作，先後相望，用能轉移國勢，馴至富強，匕鬯不驚，宗社如故，以有今日之盛，其制度本末炳焉具存，闕而不書，來者何述？爰與維新元老及諸當世名士編纂《開國五十年史》，舉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法制、教育、文學、實業，下逮醫藥、方伎、音樂、美術之屬，一一備載，事賅而義富，其為寶貴宜何如也。夫以一姓相承之統，傳世數十百，歷年數十載，中更時變，幡然與民更始。曾不再世武功文治方軌列強，可謂難矣。不知窮變通久，事理之常，有國者鑒風會之遞嬗，作舊邦之新命，中興再造，亦將視此傳。不云乎，殷憂所以起聖，多難乃以興邦。箴盲起廢，發憤為雄，亦惟二三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而已。又聞之晚近泰西學者謂世界文明之發生，自東方始，中國與日本同處一洲，有數千年之歷史，政教文物自古稱盛。海通以還，風氣大開，循是推之，世局日恢，東西文明必有漸相切近而同趨一軌之日。伯爵更歷事故，淬鍊歲年，慨然以東方大局為己任，有所造述，鴻編立就，然則異日者窮古今之變，通歐亞之郵，舉我東方數千年相傳治道之本原，發揮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屬矣。質諸東方賢士大夫，殆不以余言為河漢乎？大清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天津徐世昌拜序

  （本文相關內容曾在2018年10月29日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1月14日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17—18日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知識遷移與近代東亞的政治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12月14—16日日本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世界史中的明治/對世界史而言的明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報告過。此稿是根據上述報告修改而成。載《歷史教學》2019年第6期。）

  注釋

  [1]如《日本學刊》2018年第3期的專欄發表宋成有的《明治維新若干問題的再思考》、崔世廣的《明治維新與近代日本》、戴東陽的《論黃遵憲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認識》三篇論文；《日本問題研究》2018年第4期的專欄發表了宋成有的《從幕末改革到明治維新：連續性與變異性的互動》、李小白和周頌倫的《明治維新所見近代日本的國家意識》、宋志勇的《明治維新與日本近代外交體制的形成》、張曉剛的《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確立過程芻議》、張東的《革命的凍結與激活：明治維新中的一君萬民構造》五篇論文。另外在北京三聯書店的《讀書》雜誌2018年第4期上，也刊發了戴宇的《明治維新的「過錯」與陰影》、張明傑的《日本謀華：明治維新的再認識》；另外2018年1月8日出版的《三聯生活周刊》第970期，發表了兩篇關於明治維新的專訪，即王新生的《明治維新無法用簡單的因果關係進行說明》和孫歌的《明治維新並非值得中國人羨慕的現代化轉型方式》。

  [2]如三谷博的《黑船來航》2013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初版，2017年再版；坂野潤治的《未完的明治維新》2018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英國學者比斯利（William G.Beasley）的《明治維新》2012年收入江蘇人民出版社「西方日本研究叢書」出版，2017年又再版了。還有戈登（Andrew Gordon）的《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2008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到2017年又將書名改回與英文原著更接近的《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關於明治維新研究的詳細情況，可參見秦蓮星、劉岳兵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明治維新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8年第12期。

  [3]安妮·沃爾索爾（Anne Walthall）:《明治維新：過去與現在》（費清波譯），劉岳兵主編：《南開日本研究2017》，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4]參見劉軒：《近代世界轉型下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與近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歷史教學》，2018年第18期。

  [5]如呂萬和的《明治維新と中國》（六興出版，1988年）、王曉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及《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崑崙出版社，2005年）、戴東陽的《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係（1876—189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6]湖南省政府主持的「湖湘文庫」收錄多種王先謙著作，研究著作有孫玉敏的《王先謙學術思想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程天芹的《王先謙的外國史地著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中收錄有王維江、李騖哲、黃田編：《王先謙 葉德輝卷》（2015年）。

  [7]塩谷溫：「湖南の老儒と其選著」，『東亜研究』第三巻第一號，1913年1月。「專念」亦作「專意」。

  [8]松崎鶴雄：「湖南の純儒王先謙」（1934年3月），『柔父隨筆』に収録，1943年座右寶刊行會，第97頁。

  [9]楊布生：《嶽麓書院山長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35頁。

  [10]吳榮政：《王先謙》，徐泰來主編：《中國近代史記：1840—1919》（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6頁。

  [11]石原道博：「王先謙の日本源流考について」，『近代中國』第19巻，1987年。

  [12]《王先謙自定年譜》，王先謙：《葵園四種》，嶽麓書社，1986年，第766、767頁。

  [13]王先謙：《日本源流考序》，王先謙：《日本源流考》，朝華出版社（「清末民初文獻叢刊」，影印光緒二十八年思賢書局刊本，分為四冊），2017年，第3—6頁。王維江、李騖哲、黃田編：《王先謙 葉德輝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4—85頁。

  [14]王先謙：《日本源流考》，朝華出版社，2017年，第3頁。

  [15]《日本源流考》的資料來源及利用情況，程天芹的《王先謙的外國史地著作研究》一書中有詳細研究。

  [16]詳情參見黒龍會：『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巻），原書房，1966年，第377—379頁。

  [17]馮正寶：《論辛亥革命時期的宗方小太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8]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4—475頁。

  [19]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第475頁。大里浩秋：「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2～33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46，2011年10月，第146頁。

  [20]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第482頁。

  [21]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第704—705頁。

  [22]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第488頁。大里浩秋：「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2～33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46，2011年10月，第158頁。

  [23]狹間直樹：《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與善鄰譯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頁。

  [24]《善鄰有道》，《申報》1900年1月8日。轉引自《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第2頁。

  [25]重野安繹：《大日本維新史序》（1899年12月），《大日本維新史》，善鄰譯書館，1899年12月。

  [26]狹間直樹：《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與善鄰譯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第6頁。

  [27]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0頁。

  [28]狹間直樹的《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的第七章即為「善鄰譯書館」，並有長達130頁的資料，即《附録 善隣協會、善隣訳書館関係資料――徳島県立図書館藏〈岡本韋庵先生文書 〉》。

  [29]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附錄，第A128、A129頁。

  [30]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第145頁。

  [31]甘慧傑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第482頁。

  [32]吾妻兵治：《善鄰譯書館條議引》，《東亞時報》第21號，1900年4月28日。

  [33]馬冰潔：《〈開國五十年史〉與明治日本的文化輸出》，《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4期。

  [34]大隈重信：《開國五十年史序》。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影印，2007年。大隈重信：《漢譯開國五十年史自序》，《國風報》第一年第一號，1910年正月11日。

  [35]大隈重信撰：『開國五十年史』，東京：開國五十年史発行所，1909年。

  [36]此序以《開國五十年史 督憲之序文》為題刊於《吉林官報》，1908年第111—124冊。

  [37]張錫琛：《日相大隈重信對於我國之忠告》，《東方雜誌》2016年8月號（第13卷第8號）。

  [38]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卷第149，第9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第6756頁。

  [39]大隈重信：《漢譯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自序》（附言），《北洋政法學報》第117冊，1909年9月下旬，第5—6頁。

  [40]大隈重信：《漢譯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自序》（《附錄日本大隈伯爵呈書奏稿》），《北洋政法學報》第117冊，1909年9月下旬，第6—8頁。

  [41]馬冰潔：《〈開國五十年史〉與明治日本的文化輸出》，《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4期。

  [42]滄江：《讀日本大隈伯爵開國五十年史書後》，《國風報》第一年第一號，1910年正月11日。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

  [43]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4頁。

  [44]《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的英文版有1909年倫敦（London : Smith，Elder）和紐約（New York，E.P.Dutton）出版的兩種。

  [45]陳恭祿：《日本全史》（附錄參考書目），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民國學術文化名著」），第10頁。

  [46]正方：《介紹幾本人人必讀之書》，《學風》（安徽省立圖書館編印）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1月。

  [47]滄江：《讀日本大隈伯爵開國五十年史書後》，《國風報》第一年第一號，1910年正月11日。

  [48]姚寶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參考書目》，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號抽印本（1935年3月），第22頁。此文收入劉岳兵主編：《南開日本研究2017》（「民國時期日本研究文獻」欄翻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1頁（翻刻時有誤，以此為準）。

  [49]姚寶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參考書目》，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號抽印本（1935年3月），第25頁。參見《南開日本研究2017》，第273頁。

  [50]繆鳳林編著：《日本論叢 第一冊》（目錄），南京鐘山書局，1933年，第2—3頁。

  [51]大隈重信撰：《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下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影印），2007年，第1338頁。

  [52]大隈重信撰：《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下冊，第1346頁。

  [53]真辺將之：『大隈重信――民意と統治の相剋』，中央公論新社（中公叢書），2017年，第282頁。

  [54]中村孝也：『日華明治維新史』，東京堂，1942年，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