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種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

  引言

  與中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備受關注，形成了「思想史熱」[1]相對照，近二十年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且不論其是否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但確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關於日本思想史研究，在1960年代初，丸山真男說「思想史」這門學問在日本「還沒有作為獨立的體系取得市民權」，而且「能作為學界的公共財產而被認可的方法幾乎還沒有誕生」。[2]而新中國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正是在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初才起步的。從新中國第一部日本思想史著作——朱謙之先生（以下敬稱省略）的《日本的朱子學》（1958年）出版到現在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為了這門學問在中國的發展，其研究傳統雖然不長，但對一些問題也還是值得進行學術史的總結。卞崇道和王家驊已經在這方面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3]本文參照這些成果，以方法論問題為中心談一點觀感。

  實際上，談方法論是一個很難的話題。因為無論是什麼學問，實際的研究者未必要是方法論方面的專家。何況本人在日本思想史這個研究領域還是初出茅廬，沒有什麼研究經驗可言。但是不可否認，無論是對於總結學術史，還是對於推進實際研究工作來說，方法論的自覺都是很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