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隈重信的《開國五十年史》

  大隈重信編撰的《開國五十年史》，比《大日本維新史》的篇幅更為宏大，不僅有日文版，還有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將明治維新的成果作為「文化」向全世界輸出的浩大工程。對此，曾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馬冰潔，做過這方面的研究。[33]這裡僅介紹該書的中文版及其一些相關的基本史料，以具體說明其「文化輸出」之用意。

  首先來看看大隈重信的《開國五十年史序》（1909年9月）。該序開篇即盛讚明治維新的偉大功績：

  嗚呼！世運之變有出於人意表者。我日本開國以來，凡百制度取法於西洋，廢置變革，細大並舉，武威文物，駸乎日進，國運之昌，振古所未曾有也。

  儘管如此，在多變的國際形勢中，還是抱有一種危機感，所謂「國家前途尚遠，而形勢之變不知所窮。」他尤其擔心「西白東黃人種之爭，孰能保其必無乎？」面對西方的「黃禍論」，他主張：

  彼已自限其種，我亦不得不同種相恤。東亞大國與我同種者為清，唇齒輔車，休戚相關，故宜左右提挈，禦侮於千里之外。而其國不幸內外多故，禍將不測。我以善鄰之誼，雖竭力扶持，一髮千鈞，改亦岌岌矣。故吾為清國計，莫如先務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開國進取之道而已矣。

  應該如何模仿效法呢？《開國五十年史序》漢譯的意義何在呢？他說：

  清國之宜學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跡也。夫兩國人同其種，書同其文，地相近，俗相類，本非歐美之比。然國勢民情未能盡一，則取於此而施於彼者，亦安得不異哉？我嘗取西洋文化，察焉，精擇焉，嚴稽以時勢，斷以國體，變而通之，杼軸由己，此其所以渾然無跡也。……我之文華致今日者，豈朝夕之故哉？清人乃觀其既成之跡，為可襲而取，亦已過矣。苟欲取則於我，則莫如審我實勢；欲審我實勢，則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則如此書者，亦必在其所取也。蓋彼天時人事所以相為經緯，外患之所以變而為福，中央集權之所以成，新舊之爭所以歸一，立憲之所以合國體，大略備乎是。今譯以漢文者，為友邦謀也。清人誠能以此推彼、以異濟同，改革之事，思過半矣。[34]

  可見此書的目的在「為清國計」「為友邦謀」，其言辭之懇切，頗得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之共鳴與同情。

  漢譯本還有鹿傳霖、袁世凱、徐世昌三人的序和榮慶的題詞「治具畢張」。這三篇序，[35]研究者似很少注意到。首先是鹿傳霖（1836—1910）的序。鹿傳霖曾任兩江、兩廣總督、軍機大臣，該序作於1907年12月。其序中盛讚「大日本得海邦之形勝，以地利兼人和，數十年來臻於強盛，進為文明。而大隈伯以傑出之才，建不世之勛。復於暇日纂修編輯，作開國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為方輿之實錄。」認為這部著作將「傳諸後世」，成為人們認識明治時代日本的「信而有徵之基礎」。袁世凱，無需贅言。其序文（1907年10月）也盛讚日本幕末維新時期舍舊謀新，「萬矢一的、萬眾一心」，歷盡千辛萬苦，「鼓盪於驚風駭浪之域，而醞釀為文明璀璨之花」。文中特別強調：「向使維新諸傑，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習，終古不變，其何以國？大隈伯者，維新諸傑之一也，將纂開國五十年史，書來問序於余。余觀其編纂諸公，非躬親其事之大臣，即有名於時之學者，而伯實總其成。是書一出，其助我東洋之進步者，豈淺尠哉？」充分肯定這部書對我國的積極意義。最後一篇是徐世昌的序，[36]作於1908年2月。其中也讚揚「日本大隈伯，以東邦人傑，主變法、負重望，為政治家之泰斗，盡瘁國家數十年如一日。」說大隈「與維新元老及諸當世名士編纂開國五十年史，舉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法制教育文學實業，下逮醫藥方伎音樂美術之屬，一一備載，事賅而義富，其為寶貴宜何如也。」徐世昌的序，不僅肯定該書對於記錄當世的意義，而且有垂範於後世的價值，即所謂「異日者窮古今之變，通歐亞之郵，舉我東方數千年相傳治道之本原，發揮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屬矣。」

  大隈的書得到了三位清末的封疆大吏的序文（見附錄），可以說宣傳陣營是非常豪華的了。鹿傳霖在1910年就去世了，而袁世凱和徐世昌，先後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都與日本有比較密切的交往。從徐世昌的序文看，其所謂「東西文明必有漸相切近而同趨一軌之日」似乎與大隈的東西文化融合論屬於同一論調。大隈重信因為後來的「二十一條」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在袁世凱去世後發表《弔袁世凱警告中華國民》一文在中國也頗有影響。1916年7月在《新日本》發表後，8月份就在《東方雜誌》節譯刊登出來。[37]到1949年，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里還在說這篇文章，說「吾國之民性有好修飾之病」，為大隈「一語道破，足為吾國人之警惕，不得以其出自異國人而輕視之也。」[38]做到不因人廢言，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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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看看《開國五十年史》在中國的影響。其自序寫成當月，下旬即刊登發表在中國的《北洋政法學報》第117冊上。《北洋政法學報》1906年8月為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的「北洋官報總局」所主辦，宣傳君主立憲制，在介紹國外法學、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況，有重要貢獻。如吳興讓翻譯了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學大綱》、松浦鎮次郎的《市町村制講義》等，徐家駒介紹了《日本議院法》等。徐家駒在大隈重信的序文後有如下一段說明：

  此文為日本大隈伯爵所著。大隈伯為日本中興元勛，維新事業半成於伯爵之手。今雖退老林泉，而猶率憲政本黨，討論朝政，以達其進行之志，故其議論為朝野所推重。此文備說日本之所以興，與我國所以效法日本之所在。言簡意賅，其所以策我者甚至，而亦惠我良多焉。用載本報，以廣流傳。我知我國之考察日本國政者，當亦同拜伯爵之賜也。烏程徐家駒敬識[39]

  「策我者甚至」「惠我良多」，是對這篇言簡意賅的序文的評價。緊接著，還有《附錄日本大隈伯爵呈書奏稿》。全文如下（標點引者所加，//為原文分行處）：

  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為進//呈外臣編修《漢譯開國五十年史》，恭折仰祈//聖鑒事。竊外臣前將東文《開國五十年史》謹//呈//德宗景皇帝//孝欽顯皇后，賜納在案。今茲漢譯方成，著派編修局員趨赴//貴國進//呈//皇上//攝政王，恭備//御覽。蓋//貴國變法自強，憲政肇始之端，確為建樹。此書所載，敝國維新王政復古之掌故，與//貴國革故鼎新之道，大致相同。日本開國五十年間所為閱歷，實與//貴國奎運宣揚之途，作為他山之石，區區微篇，萬一有足取法，庶幾藉資東亞和平之大局，外臣亦當不負為太平之民也。

  所有進//呈《漢譯開國五十年史》，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攝政王聖鑒。謹//奏//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40]

  由此可見，其文化輸出的強烈願望毋容置疑，但是由此推斷《開國五十年史》中文版的發行有「文化侵略的性質」，[41]大概是有些敏感或解釋過度了。

  1910年正月十一日上海的《國風報》在創刊號上刊登了大隈重信的《漢譯開國五十年史自序》（自序題目中「日本」二字刪去）和梁啓超的《讀日本大隈伯爵開國五十年史書後》。梁啓超不僅直接參與了漢譯《開國五十年史》的校對，也是該書在國內最早的得力宣傳者。梁啓超對大隈重信的「策我國」之言，評價說：「可謂博深切明也已矣」。充分肯定「茲編所記載，皆出彼都元勛碩儒。自舉其所閱歷者，以資其後昆及與國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無其途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則吾國人讀此，又豈僅為周知四國之助云爾哉。」[42]將閱讀此書視為了解日本之所以「富強」的最好途徑。後來，胡適也在日記（1915年5月20日）中感嘆：「近讀大隈重信所纂《日本開國五十年史》（Fifty Years of New Japan.New York，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國志士不可不讀此書。」[43]當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應該讀到的是紐約出版的英文版。[44]

  1927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我國第一部以現代學術觀念著成的日本通史——陳恭祿的《日本全史》，大隈重信的《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乃是其重要的參考書。陳氏評價此書為「大隈編纂元老長官及名士所著之關於開國後之發達歷史；備載內政外交軍備財政法制教育實業等，足為參考書之用。」[45]

  1929年10月，《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被收錄進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十三冊），其影響也因此而更加廣泛了。商務版《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當然也還是有很大的影響，甚至作為「人人必讀之書」加以介紹。

  此書系提出二十一條之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編，共十三冊，已由商務印書館譯出。關於日本軍事、政治、財政、外交、教育、商業、礦產、農事、文學、科學、風俗、民性，無不兼收並蓄搜攬無遺。書中各篇雖多出自大隈重信之手，其他如伊藤博文、島田三郎、副島種臣、松方正義、山縣有朋、三本權兵衛、阪本三郎之著述均列入，當此東鄰緊迫、國難當前之際，我青年同志奔走呼號，喚醒民眾臥薪嘗膽，鍛鍊體魄之餘，於日本之認識及研究，想亦孜孜探求，日無暇晷。該書自出自宰割我國之仇敵大隈重信之手，是不啻日本之小□（此字模糊難辨）、日本之口供，我青年同志為拯救當前之危急與預防暴日將來之侵略，而願以研究之態度，解剖日本、化驗日本者，此書能供我輩以豐富之材料。[46]

  此文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緊迫感與危機感溢於字裡行間。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似乎漢文版的《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是專為商務印書館譯出的，實際上當然不是。第二，大隈重信編撰此書時並不是日本首相，提出二十一條也是後來之事。第三，將該書作為「日本之口供」，無疑即是當作反面教材來加以解剖、化驗，這樣的研究態度，是否能夠算得上是梁啓超所說的「誠求而善學者」，這樣的孜孜探求，會不會重蹈梁啓超所說的「擬之也彌似而去之也彌遠」的覆轍？[47]當然，這時已經與辛亥革命前梁啓超推介該書時呼籲學習和模擬日本的時代不同了。國難當前，讀此書的目的變成了利用其提供的「豐富之材料」來探求如何「拯救當前之危急與預防暴日將來之侵略」，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日本研究的普遍特徵。

  1935年3月，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號，刊出了可謂民國時期最為詳細的日本史研究參考書目，即姚寶猷的《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參考書目》。姚寶猷在提示了各種各樣具體的研究法之後，提醒「我們研究日本史應該注意的，就是不可心存輕蔑和怨憤，應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態度，切切實實地研究它。」提醒「我們必須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日本的歷史截然分開，不可混而為一；我們尤其要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態度，平心靜氣地研究他的歷史，然後才能夠真正的徹底的了解日本歷史的演進。」[48]這樣的「研究法」指導下所列的參考書目中，當然也有《開國五十年史》，並且在介紹中文參考書繆鳳林的《日本論叢》時指出：

  繆鳳林編著：《日本論叢》（民國二十二年，南京鐘山書局出版）。

  此書所收論文共十篇，前四篇及末二篇，為繆先生自作，其餘五篇，則采自大隈重信主編的《開國五十年史》（漢譯的）。繆先生論日本史每有精當的見解；而所錄五篇，亦為《開國五十年史》全書的精粹，堪以閱讀。[49]

  查看1933年繆鳳林編著的《日本論叢》（第一冊），可知所收錄《開國五十年史》的五篇為：大隈重信的《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序論》、島田三郎的《開國事歷》、久米邦武的《神道》、井上哲次郎的《儒教》和高楠順次郎的《佛教》。繆鳳林在目錄的後面介紹了每篇的主旨，說「《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序論》則代表日人對於本國史之見解。……《開國事歷》敘日本近世開國之經過與因果。《神道》《儒教》《佛教》三篇略可窺見日本民族精神生活之基礎。」用「亦為《開國五十年史》全書的精粹」評價這五篇，是繆鳳林自己的評價，事實上亦不為過。接著，繆鳳林評價說：

  自《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序論》以下五篇，皆采自大隈重信主編之《開國五十年史》。原書有英文日文漢文三本，英文本未見，日文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漢文本譯自日文本，明治四十二年（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出版。卷首有大隈自序，言：「吾為清國計，莫如先務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開國進取之道而已矣…苟欲取則於我，則莫如審我實勢；欲審我實勢，則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則如此書者，亦必在其所取也。蓋彼天時人事所以相為經緯，外患之所以變而為福，中央集權之所以成，新舊之爭所以歸一，立憲之所以合國體，大略備乎是。今譯以漢文者，為友邦謀也。嗚呼！清大國也！其動必大，一旦乘勢，雲蒸龍變，豈可測哉？余雖老矣，請刮目而待之。」大隈之編譯此書，雖富宣傳意味，入民國後，且為二十一條之主動者。然此序言，亦殊有相當的善意也。漢譯本大致與日文本密合，惟較日文本少《教育瑣談》《高等教育》《歐洲學術傳來史》《醫藥及衛生》《新日本知識上之革新》《政論界之於新聞紙》《染織業》《北海道志》《台灣志》等九篇。亦系有意識的缺略也。全書各篇，撰述者多系當時名宿，惟大致終於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戰時，在今日已大半成為明日黃花。茲所錄五篇，為全書之精粹，且較少時代性。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萬有文庫，曾翻印全書，標明漢譯世界名著，而悉刪其卷首序文，一若全書即為該館翻譯者。恐讀者誤謂諸篇錄自商務翻印之書，特說明原委如此。[50]

  繆鳳林的這段說明，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對於大隈的自序，雖然後來有「二十一條」之舉，但是不能因人廢言，一方面看到這本書「富宣傳意味」，一方面也肯定了「此序言，亦殊有相當的善意也。」第二，具體說明了日文本和漢譯本的區別，且指出漢譯本刪去九篇「亦系有意識的缺略也」。第三，指出商務印書館的翻印本與漢譯本的區別，且對「商務翻印之書」頗有微詞，因其「悉刪其卷首序文，一若全書即為該館翻譯者。」所以特別指明所錄諸篇不是來自商務版。

  《開國五十年史》的編纂，開始於日俄戰爭之際，成書於日俄戰爭之後。與同時期由於戰爭勝利而片面強調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獨特性、優越性相比，大隈重信得出的是動態的「東西文明調和論」的結論。他在《開國五十年史結論》一章中指出：「本史已敘日本五十年之進步，而表頌其美善之績，然其本旨則在令國人鑑於既往益求其將來，不安於現時之情勢，而更進以步趨於文化之邦。」[51]其結論為：「日本文化在現時之發暢一因於外交，莫非接觸泰西文化之效。今復益圖其進步，則宜致力於外交，自立於和平競爭之中，以接泰西文明，采其長學其善，而勇往買進其向上之一路。日本既在代表東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職可將西邦文明介紹布植於東亞數邦。故勉令東西文明相融合者，實為其所帶之使命。」[52]如真邊將之所言，「《開國五十年史》認為此前日本的發展最多不過是西洋文明導入的結果，因而排斥自以為是的文明觀，論述諸文明的調和才是重要的，而日本文明的發展尚不充分，還存在許多缺點，闡明其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需要克服缺點，這些方面與自畫自贊的日本文化論劃清了界限。」[53]但是我們也不可忽視大隈所強調的實現「發揮文明之真意義」而「能全此重大使命者，舍日本國民其又誰屬也」，也就是說只有日本人才能承當起東西文明融合的重大使命，這種優越感，與前述善鄰譯書館的以日本和西洋文明為標準而將其文明「輸諸清韓」的「文明輸出」論實質上沒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