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野安繹的《大日本維新史》

  為了撰寫《日本源流考》，王先謙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其序文開篇即說：「先謙錄日本開國以來迄於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歷代史傳暨雜家紀載，參證日本群籍，稽合中東年表，為《源流考》二十二卷。」[14]研究表明，「日本群籍」包括《古事記》《日本書紀》《續日本紀》《神皇正統記》《大日本史》《和漢年契》《日本政記》《日本外史》《日本通鑑》《大日本維新史》。[15]這些書籍是怎麼得到的，或許每一種都有一個故事。這裡只是就我所知，考察《日本源流考》與最後一種即《大日本維新史》（引用時「大」字刪去了）的關係。其關係，實際上王先謙自己已經講了一半。1907年刊行的《虛受堂書札》中收錄其《復日本宗方北平》並附來書。《宗方小太郎日記》翻刻發表和翻譯出版之後，這個故事基本上就可以講得完整了。

  宗方小太郎（1864—1923），[16]號北平，熊本人。1884年來上海學習中文，此後一生直至1923年在上海病逝，主要在中國度過。甲午戰爭期間為收集中國方面的情報盡心竭力，因而受到天皇的接見。對中國問題之熟悉，被譽為「日本志士中的一座高峰」，以其「為對華國策而鞠躬盡瘁」，死時「敘正五位，賜勛三等旭日中綬章。」中國學者也認識到其作為「大陸政策急先鋒」的面目，[17]其具體活動，現在我們可以通過《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的中譯本得到詳細的了解。

  從日記看，那是1899年12月21日，其中這樣記述：

  是日致書當地紳士王先謙，附送《同文會規》，求會見，外出不在。王氏乃翰林出身，前任江蘇學政、國子監祭酒。前年以來，執保守黨之牛耳，所謂新黨之士，悉為此人排斥驅逐，屏息斂氣，不能伸展手足。將來若欲開湖南之風氣，有所設施，必先遊說此人，使其成我囊中之物，非此，則幾乎無從下手。予之此行，所以欲先見此人者，實為此也。致王氏之全文如下：

  ……鄙人現在漢口總辦東亞同文會事務，專依《漢報》倡言宗旨，力圖中東兩國聯絡。月前（隨會長近衛公爵南京拜）南洋謁劉峴帥，鄂省見張香帥，以申同文會之旨。二公許為美舉。顧閣下三湘重望，省之內外，事無大小，一呼可辦。仆此行實有為東方時局所求於閣下也。……我兩國須及早釋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唇齒輔車之情，同文同種之誼，……[18]

  次日，《日記》記載：

  午前……往至北門內叩王先謙，旅行尚未歸來雲。……夜王先謙回信至，其全文如下：

  ……今日在東言東，非如尊論兩國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別無固圉邊陲良策，此不易之至言也。貴國與中國，因甲午朝鮮之事，致啟兵戎，和好之後，氣誼猶昔。聯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為言，似與貴國人情尚不相遠。但邦交之固，權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預其事，此則與貴國情形不無稍異者也。貴國歷代以來，權歸方鎮，自西人構釁，強藩退位，勢定一尊，封建之區，俄為郡縣，殆運會之所開，不盡由於人事。改制之後，殫精工藝，並心一力，遂分西國權利之重，而開東方風氣之先。積富成強，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趨則效者。先謙雖身處田野，不能一日忘矣。……近因病苦，杜門卻軌，雖親知不相過從。惟平生耽嗜文藝，一息未死，猶思有所述作，以詒方來。曾為貴國源流考一書，根據中國史志，參稽貴邦圖籍，頗有斐然之觀，惟明治以來，蒐討不悉，遲為授梓。閣下東邦巨擘，博及群書，尚乞將來有以惠我。高軒之過，敬以疾辭，願托神交，附於海外文字契好之末，如何？[19]

  宗方來見王先謙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鑑於王先謙在湖南文化界的重要地位，為了日本將來控制這一地區，力圖「使其成我囊中之物」。而王先謙則敬而遠之，以書信的形式一方面對日本的改制成功表示讚賞，一方面對政治問題表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對於為自己正在撰寫《日本源流考》謀求資料，則表現了強烈的求知慾。宗方也不負所望，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即1900年1月19日的日記里記載：「是日贈王先謙《日本維新史》一部，托原某赴湖南時捎去。」[20]就是說至少在此時《日本源流考》的明治時代部分的主要資料才到手。有意思的是，1907年《日本維新史》的作者重野安繹經歐洲來華遊歷，宗方在9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至豐陽館訪西村（天囚）、重野。贈重野成齋翁長沙王先謙所著《日本源流考》一部。」[21]遺憾的是不知道重野是如何看待《日本源流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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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大日本維新史》在1899年12月5日印刷（印刷者為野村宗十郎，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板製造所印刷）、13日發行（發行者為東京的善鄰譯書館和國光社）。另外，還有一種的版權頁上未標印刷者，但標有「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代印」字樣。1900年4月1日，宗方還給王先謙寄過《國家學》，[22]雖然只有書名，但從漢文等角度考慮，應為1899年12月出版的伯倫知理著、吾妻兵治譯、善鄰譯書館出版的《國家學》。1931年10月上海華通書局發行（發行人王懷和）的《日本維新史》，那已經是三十年以後的事了。

  宗方送給王先謙的兩本書都是善鄰譯書館出版的著作。關於善鄰譯書館，根據狹間直樹的研究，「善鄰譯書館的創立意圖，在於通過提供漢譯書籍這種形式的文化攜助，使維新以來的日本文明成就能夠有助於清韓兩國的革新。」[23]而重野安繹正是善鄰譯書館的核心人物。《申報》1900年初即報導過此事，說：「日本文學博士重野誠齋，鳩集同志諸君，創設善鄰譯書館，取和文西文書籍之切於世用者，譯作華文，禮延四明王黍園明經，為之潤色，刻已刊成四種。」[24]重野誠齋即重野安繹，其所著《大日本維新史》的目的就是面向中國，其《序》中說，明治三十年來「銳意勵精，刮刷振作，駸駸乎日進，國威耀於海外」，歌頌其「乾綱廣運，日新不息，新政之美，將相繼而無窮也。」並引用《教育敕語》中的話，說五倫之道，是「祖宗遺訓，通之古今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認為「明治中興」「通於時變」，「即孔子言所因所損益百世可知者矣。」[25]如狹間直樹所言，「其言外之意是在炫耀這是些有助於中國改革的著作。」[26]或者說，「是確信明治維新的變革是順應時代要求的正確歷史發展路線，其他國家也會走這條道路。雖然沒有明說是中國改革，但字裡行間都在表達這個意思。」[27]

  根據狹間直樹的研究，善鄰譯書館的基本情況已經比較清楚了。[28]但是如何評價，狹間強調「善鄰協會和善鄰譯書館是甲午戰爭後，中日兩國對等性合作具體化的一種形態」，「與後來表達蔑視和侵略的日本『優越』性立場相比，還是截然不同」，[29]因此積極評價其「將日本文明的成功經驗提供給近鄰諸國的這項計劃，並沒有辜負善鄰譯書館之初衷；以對等關係為前提將自身『盈利的事業』轉變為『國家的事業』並付諸實踐的嘗試也值得後人關注。」[30]但是，在日本近代，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與中國有關的「事業」（所謂對支事業、對華事業），個人和國家的因素如何分別？以及在中國與日本兩國間如何分別「對等性」與「優越性」？這些問題都是非常考驗史家見識和功力的。比如狹間也提到在創立譯書館之初（1899年），就有外務省的大力支持，後來改組為株式會社（1901年），也是自覺地將自身的商業性盈利作為「國家性盈利」，從而與日本的國家戰略自然地結合起來了。

  《大日本維新史》是譯書館中「發行行情看好」的一種，狹間注意到該書有「清國翻刻的盜版」，不知是否指「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代印」的那種，如果所指是這種「代印」版，是否有「代印」的手續，如果有，是否可以稱為「盜版」，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考察。1900年1月上旬，譯書館的發行代表松本正純及幹事吾妻兵治攜《大日本維新史》等「數萬部」來上海推銷，據白岩龍平的日記記載，1月5日、7日、8日均有過往。又查宗方小太郎日記，正月17日「松本正順來訪，身帶善鄰譯書局之業務，本日抵達者也。」又見19日所記，有「松本正純等來訪。松本贈其所管之譯書局裝訂之譯書數種。」[31]接下來，也就在同一天，就有上述宗方贈王先謙《大日本維新史》的事了。

  善鄰譯書館的旨趣，其幹事吾妻兵治特在中國的刊物上發表《善鄰譯書館條議引》以為宣傳，對於理解是否「對等」、何者「優越」，應該最能說明問題。曰：

  ……我國（日本）自古忠厚成俗，風龐俗美。及中世通好隋唐三韓，傳周孔之教。制度典章，燦然具備，其德不可諼也。晚近氣運一變，泰西諸國，技藝迭興，通商互市，日臻富強，駸駸乎駕軼東土。我皇上登極之初，廣察宇內之情勢，取彼之長，補我之短。銳意革新，力求自強。乃得與泰西各國並駕齊驅，以卓立於東海之表者，三十餘載於茲矣。獨惜清韓兩國，尊內卑外，守舊不移，以致憂患荐臻，國勢日蹙是殆不知變者階之厲也。若不及今為之計，或恐有虎狼乘其釁者。虢亡虞及，此憂國之士所日夜寒心弗措也。於是奮然決起，於新報、於政論、於工商，務講彼我之公益者，接踵相望。此等事皆為今日急務，不可廢一。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譯述新書以啟迪兩國士庶者是也。周公制禮，鑑於二代以定損益；孔子論為邦，夏時殷輅周冕，並垂法則，洵為千古之善變者也。今二國獨拘末節，事虛文，宜乎與時背馳，而不能奏革新之功者，不大可惜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博採他邦之實學，以長其才識，旁求近世之新說，以啟其知見。其法莫如譯述我國及泰西有用諸書，以傳播之也。使彼得啟發新智，通曉時務，則舊習積弊，自然釐革，而富強文明之功，可期而待矣。吾儕竊有見於此，因欲譯述新書，以輸諸清韓，以表善鄰之誼，是所以糾合同志，創立本館也。[32]

  簡而言之，就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已經「卓立於東海之表」三十多年了，清韓二國則守舊不移，國勢日蹙，因為列強虎視眈眈，唇亡齒寒，當務之急有許多可以做的事，而其中尤為緊要的是使之轉變觀念，具體的辦法「莫如譯述我國及泰西有用諸書，以傳播之也」。這樣，「富強文明之功，可期而待」。可見日本和西洋已經成為「文明」的標準，那麼譯述日本和西洋有用的新書「以輸諸清韓」，即向中國和朝鮮輸出「文明」即是善鄰譯書館的主要目的，而《大日本維新史》這部「行情看好」的著作也就成了作為「文明」而向中國輸出明治維新的典型之作。

  《大日本維新史》是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明治維新之後部分（卷二十、卷二十一）的主要資料，特別是最後的明治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成為其唯一的資料來源。儘管他在序文中批評「維新史」之類書籍「揚翊過情，觀之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為興邦之要道也」，但是因為沒有其他資料可用，也只能接受這份輸出的「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