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說起

  對王先謙的研究，已經從資料整理到整體研究、專題研究，以至於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來給予高度重視了。[6]對於《日本源流考》，中國和日本學界的評價歷來有讚揚和批評兩種論調。這裡僅舉日本學者的議論，由此可見一斑。如鹽谷溫就對王先謙的經世意識很讚賞，他說：

  先生夙有經世之志，曾嘆曰：今國家之急務在海軍，民之要圖在商務。朝士無論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興世道為己任，不思盡心實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虛名，專念鼓動世俗，即使率土覺悟，太息呼號，而無開濟之道。譬猶舉家醉臥，遽然夢醒，束手相顧，以須盜之入室，所謂固圉而保種者，果安在乎？（復畢永年書）《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之著作實出此一片婆心。或有非難者謂此等書可以不作者，乃未知先生者也。[7]

  20年之後，在長沙留過學的松崎鶴雄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了。他認為：

  《日本源流考》雖無可觀者，而倭寇之事寫得有些異樣。倭寇在中國的歷史中只寫日本人之壞，實際上其過半為中國人冒倭寇之名而進行掠奪，我認為此乃公平之論。[8]

  中國學者則認為，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一書「以十分之一強的篇幅，輯錄了明嘉靖、隆慶、萬曆時期民族英雄戚繼光、俞大猷領導抗倭和東南沿海人民自發抗倭的歷次大捷的有關資料。他編纂此書正當甲午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之際，用較多篇幅緬懷中國人民抗倭的英雄業績，應該說是寓有深意的。」[9]這種「深意」有人則明確表述為在於「著意表彰了明朝沿海人民抗倭的英雄業績，意在激勵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10]這是可以理解的。

  半個世紀之後，中日文化交流史專家石原道博也專門研究了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給這本書一個基本的定位：

  我是第一個舉出《吾妻鏡補》（1814年翁廣平著）、《日本國志》（黃遵憲著1895年刊）、《遊歷日本圖經》（傅雲龍著1888年刊）、《日本源流考》四本書作為清代日本研究之最，順次考察的結果，認為每本書各有其特色，由此至少可以推測日俄戰爭之前清人的日本觀、日本認識、日本理解。[11]

  石原的文章中對王先謙該書中有關倭寇的記述也很在意。如在論及卷十三、十四（後伏見—後小松）時說：「『倭寇』之記事遞增。」論及卷十五（稱光—後奈良）時說「所謂嘉靖之大倭寇一出現，王先謙的引用文也突然增加了。」這也的確是該書的一個重要特點。

  從以上的各種評論中也大概可以知道《日本源流考》的一些特色了。王先謙自身是很重視這本書的，他的自定年譜中記載，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茲將所著《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註》《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種，裝潢成帙，恭呈乙覽。」這些在他看來都是「研精覃思」，「洵可以信今而傳後」的著作。對於《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他自評說：「於彼國治亂得失、政事學術，皆能窺見本原，而以編年之體，旁搜官私記載，用能擇精語詳。」他也因此而得到朝廷賞識，「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12]

  《日本源流考》一書的用意，實際上作者在該書的序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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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禪代，獨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有所鑑戒取捨而然也。以島國孑立無鄰，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輪飈至，重關洞開，情勢岌岌。賴豪傑雲集，謀議翕合。上下之情通，從違之機決。捐棄故技，師法泰西，曾不數年，屹然為東方強國。余嘗考其變法之始，倍難於他邦，……乃自西國擾亂，而將軍乞退；議改郡縣，而梗命即敗；群謗蜂起，而執政不撓。遂以經緯區寓，煥然起維新之局。嗚呼，豈偶然哉？

  夫舉一國之政而惟外邦之從，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轉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則地懸海中，事簡民朴。……其前無所因，故後並不得謂之變。非我中國每事拘牽舊章，沮隔群議者比也。一則……我中國塞聰蔽明，百務苟且。台灣生番之償金，隱中其機權；甲午北洋之利益，飽張其威力。故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矣。考其內政所施，惟力課農桑，廣興工藝，為得利之實。而以官金資助商會，知保商即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

  日本得志之後，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翊過情，觀之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為興邦之要道也。是書成，因附述鄙見，以質當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覽者自得之，故不復雲。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秋九月。[13]

  簡而言之，王先謙認為日本和中國一樣，都經歷過「西國擾亂」，都實行了變法，但日本之所以能夠「煥然起維新之局」，既保住萬世一系的王位，又「屹然為東方強國」，這確非易事。他分析其原因，首先是日本民風簡樸，不像中國這樣「每事拘牽舊章」，沒有這麼沉重的歷史包袱，變起來就相對容易一些；其次，因為「中國塞聰蔽明，百務苟且」，而日本在外交上費盡心機，屢屢使中國「隱中其機權」，日本不僅因此獲利巨大且「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矣。」另一方面，在內政上也很務實，各種措施，能「得西法之精」。

  但同時，王先謙也提出，不必事事慕效日本，而且日本所總結的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翊過情，觀之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為興邦之要道也。」如何「治數千年文教之邦」，他的結論是：「必以放勛之勞來輔翼為心，匪特不爭其利，亦並不預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氣。國家靈長之祚，或在茲乎！」一方面要講「務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同時也不能不講堯舜之道。這也表現出處於社會轉型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比較典型的心態，不能簡單地貼上保守甚至反動的標籤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