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晉一郎其人

  雖然在十幾年前本人就想對西晉一郎的思想進行研究，[10]但是後來只是偶有提及，[11]並未深入。考慮到這可能是第一篇專門論及西晉一郎思想的中文文稿，[12]因此在進入其日本儒學論之前，需要對其生平及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作簡要的介紹。

  西晉一郎，姓西，名晉一郎。1873年生於日本鳥取市，1896年從山口高等學校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1899年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深造，在中島力造[13]的指導下研究倫理學，先後在《哲學雜誌》等刊物發表論文《萊布尼茲的哲學》《洛采的倫理說》《洛采的哲學》等。1902年出版了其翻譯著作《格林氏倫理學》，同年7月，任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29年任廣島文理大學教授（到1940年退休），此後兼任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所員（1932）、教學刷新評議會委員（1935）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常務委員（1936）、文教審議會委員（1937）、教育審議會委員（1937）、教學局參與（1937）、內務省神社局參與（1939）、神祇院參與等職（1941）。1943年1月為天皇進講漢籍，同年11月逝世。主要著作有《倫理哲學講話》（1915）、《向普遍的復歸與報謝的生活》（1920）、《倫理學的根本問題》（1923）、《實踐哲學概論》（1930）、《忠孝論》（1931）、《國民道德講話》（1932）、《東洋倫理》（1934）、《東洋道德研究》（1940）、《人間即國家之說》（1944）等。[14]

  由上述經歷與著作可以看出，西晉一郎學問的出發點是西方哲學和倫理學，大學及研究生期間對萊布尼茲、洛采[15]、格林[16]的哲學、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而且還參加了當時由蟹江義丸（1872—1904）組織的康德《實踐理性批判》讀書會，其成員還有藤井健治郎（1872—1931）、深作安文（1874—1962）、友枝高彥（1876—1957）、野田義夫（1874—1950），共六人，每周一次輪流講解。[17]康德哲學及新康德主義思想在當時的日本學界的影響不斷擴大，其中也有東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中島力造的感化之功。1902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創設之際，應校長北條時敬（1858—1929）之請擔任倫理學教授。學校創立不久，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獲勝。高等師範學校為國家教育事業培養人才，而倫理道德教育責任之重大自不待言。1918年學校設置德育專業，西晉一郎任主幹。1929年廣島文理大學創立，任倫理學科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隨著1935年「國體明徵」運動的激化，1937年文部省頒布《國體之本義》，在思想上強化日本精神、國體意識的「教學刷新」不斷取得新成果，而1939年在廣島文理大學新設「國體學科」，西晉一郎就任主任教授，這也是他在政府相關機構就任各種「委員」「參與」職務多年努力的結果，在退休之前，「國體學」能夠作為大學中的一個正式的學科得以設立，可以說是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18]西晉一郎與他所處時代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或許西晉一郎的確是幸福的，他在1943年去世的這一年年初，享受到了作為帝王之師的榮耀，為天皇進講漢籍（《論語·顏淵》中的「子貢問政」章），雖然「兵」未能去，但是他的生命中也沒有留下「戰敗」的陰影。如他的弟子所言，他以個人的生命深切地達到了日本民族生命的根底，因此他個人的悲劇即是日本民族的悲劇。[19]

  西晉一郎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有人視之為代表日本明治時代精神的「最大、最深且最後的思想家」，並將其與西田幾多郎進行比較，認為這「兩位思想上的巨人」是「天授」給日本民族的「天才的孿生兄弟」[20]；也有人通觀日本近代倫理哲學（倫理學與哲學或倫理哲學的意義）的發展，用辯證法的正反合的觀點，將井上哲次郎、西田幾多郎和西晉一郎三位思想家進行比較，分別將他們定位為維持傳統道德思想、移植包括倫理學在內的西洋哲學和以西洋哲學為媒介發展傳統思想三種類型的代表。[21]戰後日本對西晉一郎哲學的研究，多局限在與其有關係的研究者中，且多抱有「復興西哲學」的目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