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學與日本近代思想序論——以西晉一郎為例 （一）為何選擇西晉一郎？

  日本儒學發展的狀況、儒學在近代日本的發展形態及其與日本現代化的關係，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1]而王家驊先生（1941—2000）的思考可以說最具代表性。[2]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家驊文集——《中日儒學：傳統與現代》對上述問題作了系統的回答，可以說是重現20世紀九十年代我國以「現代化範式」[3]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特別是中日儒學研究的經典之作。

  儒學作為近代日本學術思想史中的一個「流派」，以往我們的一些研究由於著眼於從「日本漢學」或「中國學」的角度來觀察，將其視為中國儒學的一種「域外形態」，這樣看到的自然多半是「中國儒學在日本近代的『變異』」。如此評價和分析近代日本儒學的「變異」，不僅有自投「中華本位學術史觀」羅網之嫌，而且由於阻斷了探尋日本近代儒學在日本自身的「源文本」發展中的歷史脈絡，就難免使其所謂的「文化語境」論有陷入文化相對主義之虞。[4]這樣，對儒學與日本近代思想史的關係的研究，或強調其受制於「官學學派」，[5]或重視通過「功能的考察」來將其進行「解構」，[6]或者即便認識到其「在整體上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前提性和基礎性存在」而「作為涌動在各種思潮深處的潛流」[7]的意義，也難以對此進行更加深入具體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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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推進日本近代儒學研究？我想這首先要在觀念上有一個轉變，即日本儒學，當然包括日本近代儒學，首先應該將其視為日本思想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日本的社會歷史發展密不可分。如果只是將其作為中國儒學的一種「域外形態」甚至認為是中國學問的「海外延伸」，而且以其對中國學問的理解「正確與否」作為評價標準的話，那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其表面現象。其次，在對日本近代儒學代表性思想家的發掘上，我們是不是對注意研究日本儒學歷史、闡釋日本儒學精神和特質並從日本的傳統文化中吸取思想資源的那些思想家關注不夠？王家驊的《抗日戰爭時期中日兩國儒學研究之比較》一文，概觀了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這一時期中日兩國儒學研究的狀況。這一期間，如該文所言，當時在中國雖然「罕見日本儒學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日本方面的日本儒學研究，被分為「日本精神論」、「實證性研究」（以足利衍述、岩橋尊成、山崎正董、大江文城為代表）、「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以永田廣志為代表）和「近代主義的研究」（以丸山真男為代表）四種類型，特別是將日本精神論又分為「製造並利用戰爭氣氛的一夥」（以井上哲次郎、安岡正篤、清原貞雄等為代表）、「從『人倫國家』論走向肯定戰爭」（以和辻哲郎為代表）和「未迎合國粹主義而立足於實證的日本精神論」（以村岡典嗣為代表）三種形態，[8]很有啟發意義。當然，儒學研究者未必都能作為儒學思想家的代表，但近代日本儒學思想家的代表，恐怕都與「日本精神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推進日本近代儒學研究，不僅要注意儒家思想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也就是說不僅要像王家驊那樣關注儒家思想的因素在日本近現代思想中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發掘那些既對西方近現代思想有深刻領會又對儒學深有感悟甚至在思想上歸宗於儒或有其傾向的那些思想家。儒學只有與近代思想相融合且不失其主體，這樣的思想家才可以說是典型的近代日本的儒學家。在日本，近代儒學家的主體往往是與日本的「國體」融為一體的。

  本文選擇這位如今已經很少有人提及的西晉一郎（1873—1943）作為研究對象，來探討日本近代儒學及其與思想史的關係，正是出於以上考慮。其一，他認為儒學已經日本化了，而且將儒學視為日本文化自身的一部分。其次，他力圖通過對儒學日本化的研究，闡明日本儒學的精神和特色所在，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他自身思想的特點。而且他對西方思想，特別是西方倫理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同時其精神所歸也被認為是「在東洋儒教之中」。[9]以西晉一郎為個案，看看這位打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的日本思想家是如何在文明的對話中闡釋日本儒學的特點的，其某些見解即便在今天對於我們思考儒學的相關問題仍然不無啟發意義；其視野廣涉古今、東西，他對某些問題的思索，為我們加深對日本近代思想的認識也不無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