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田幾多郎把自己的「東亞共榮圈構成的原理」的「根本理念」定名為「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義」，[31]這種「世界新秩序之原理」中充分體現了西田哲學中的矛盾的現代性。這種思想的根本特徵，如上山春平所說，表現在西田對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的關係的獨特的把握上，而且他把其獨特性「歸結到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的同時否定與同時肯定的兩立上」。[32]西田認為全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是一種思想方向，只是主張個人，這樣的世界在歷史上不曾有過，也不可能有；而全體主義只承認全體而否認個人，也就是否認人的創造，與動物無異。因此問題是「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兩者如何相互結合」。[33]關於這一點，西田在為1942年1月給天皇進講歷史哲學的草案中有明確的記述。他說：

  如果問一個國家具有世界史的性質意味著什麼的話，那就是說，無論如何是全體主義的同時，不是單純地否定個人，無論如何要以個人的創造為媒介。如同今天雖然認為個人主義與全體主義好象是相反的，但是，個人主義雖然不用說已經落後於時代了，而否認個人的單純的全體主義，也不過是過去了的東西。個人是從歷史的社會中產生的，而歷史的社會只有以個人的創造為媒介，才具有作為世界史意義上的永恆的生命。就像生物的生命是以細胞作用為媒介而去生存一樣。[34]

  而如前所述，他就是將皇室「作為個物的多與全體的一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來認識的。

  在全體主義（法西斯主義）盛行而壓制個人自由的時代，他在天皇面前敢於將全體主義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立並論，這已經表現出了對全體主義的抵抗和爭取個人自由的積極姿態。如上山春平所說，「自由的精神」正是支撐西田的難解的「個體的邏輯」的感情上的基礎。[35]對自由的嚮往與苦悶，貫穿在他的思想中實際上就是對無限本身的思慕與眺望。他的這種對自由的嚮往與苦悶、對「神秘的無限」所滿懷的深情，「通過內出於外而又外入於內的更高層次（higher dimension）」的獨特的辨證方式，構築起了一個難解的且賦有象徵意義的西田哲學體系。這是個「內外合一」、「在感覺以上」的「入水不濡、入火不灼」的「超形（形以上）的象徵的世界」。[36]他在自己的絕筆中甚至都在感嘆自己的邏輯沒有被學界理解。他說：「不是沒有批評。但是那是從不同的立場曲解我之所云，不過是將其作為對象的批評。不是從我的立場來理解我之所云的批評。而來自不同的立場的無理解的批評，不是真正的批評。我首先要求從我的立場出發理解我之所云」。[37]同情地理解固然重要，但是入於內也要能出於外，想要沒有不同立場的批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而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灼」的象徵世界，很大程度上也無非是想藉助幻想中的古之至人真人或五色文錦，來超脫現實的苦悶罷了。

  （原載於《世界哲學》2010年第1期，為本人主持的「反思日本學界在二戰時期的現代性討論」專欄中的一篇。）

  注釋

  [1]文中西田幾多郎的引文引自岩波書店1965—1966年出版的《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卷第4、5頁表示為1—4、5，第19卷第401—402頁表示為19—401—402，以此類推。

  [2]山田宗睦：《日本型思想的原型》，三一書房，1961年，第234頁。

  [3]19—247。

  [4]參照上山春平：《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思想》（收入其《日本的思想》，サイマル出版會，1971年），其中有一節為「西田幾多郎與大東亞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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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545。

  [6]19—51。

  [7]19—54—55。

  [8]矢次一夫：《西田幾多郎博士與大東亞戰爭》，收入矢次一夫：《昭和動亂史》下，經濟往來社，1973年。

  [9]矢次一夫：《昭和動亂史》下，第366—367頁。

  [10]上田久：《續 祖父 西田幾多郎》，南窗社，1983年，第232頁正文及第242—243頁注釋23、注24。

  [11]1935年5月25日起稿，28日將寫好的《世界新秩序之原理》交給田邊壽利。6月9日，田邊將文章做成小冊子，帶給西田二十冊（以上見西田日記，17—665—666）。6月12日、14日西田將此小冊子寄給堀維孝、和辻哲郎。7月8日給西谷啟治的信中說想花三四天時間埋頭修正新秩序論，11日又致信西谷告訴已改完，請他來談（19—243、246、247）。也給田邊壽利去信說：「就《世界新秩序之原理》與京都的年輕人一同商量，寫了約二十四、五頁」（上田久：《續 祖父 西田幾多郎》，第243頁注釋25）。7月21日，田邊壽利來訪，交給他原稿。27日催促田邊謄寫。8月1日給田邊發明信片要求歸還原稿（以上見西田日記，17—669）。這裡的原稿大概是修改後的《世界新秩序之原理》。

  [12]（19—243）金井章次曾經參與籌劃滿州建國，後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最高顧問。田邊壽利為東京帝國大學選科畢業的社會學家，推崇西田並素有交往。後來應金井章次之邀到張家口創設蒙疆學院。田邊壽利就是西田與陸軍建立聯繫的所謂「意外的關係」。田邊壽利有講演《晩年的西田幾多郎先生與日本的命運》（西田幾多郎先生頌德記念會，1962年）。

  [13]19—244、245。

  [14]矢次一夫：《昭和動亂史》下，第377頁。

  [15]12—341。

  [16]12—350—351。

  [17]18—464、465。

  [18]12—433。

  [19]10—333、334。

  [20]12—434。

  [21]12—420。

  [22]12—422。

  [23]12—423、424。

  [24]1940年3月7日西田幾多郎與山本良吉的對話《創造》。見《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5卷「附錄」岩波書店，1966年，第7頁。

  [25]19—398。

  [26]19—401—402。

  [27]19—412。

  [28]19—418。

  [29]10—337。

  [30]12—247、248、249。

  [31]12—433。

  [32]上山春平：《自由的精神——西田哲學的一個側面》，下村寅次郎編：《西田幾多郎——同時代的記錄》，岩波書店，1971年，第69頁。

  [33]1940年3月7日西田幾多郎與山本良吉的對話《創造》。見《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5卷「附錄」岩波書店，1966年，第8頁。

  [34]12—271。

  [35]下村寅次郎編：《西田幾多郎——同時代的記錄》，岩波書店，1971年，第68頁。

  [36]16—539。

  [37]12—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