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麼，西田所謂的「根本理念」是什麼呢？對此，首先可以從他的包括所謂皇道、國體觀念在內的日本文化論以及關於東亞共榮圈構成的原理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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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世界史的立場來認識日本的處境和使命，這是京都學派的一致立場。西田對日本文化的認識可以說是形成這一立場的原點。他說：現在的日本「既不是北條氏的日本，也不是足利氏的日本了。日本已經不是一個歷史的主體。」而是「世界的日本、面向世界而立的日本。日本形成的原理即必須成為世界形成的原理。」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他認為「最應該警惕的是那種認為必須將日本主體化的想法。這不過是皇道的霸道化，無非是將皇道帝國主義化。」「我們必須在我們歷史發展的根基上找出矛盾的自己同一的世界本身的自己形成的原理來貢獻於世界。這就是所謂皇道的發揮、八紘一宇的真正意義。」[15]他在這裡所反對的「將日本主體化」實際上是就上述提到的「針對偏狹的日本主義者」而言。

  他反對人們將日本精神看作神秘的、非理性的東西，認為這種想法反而遠離了真正的日本精神。他說：「矛盾的自己同一的我國國體自身不能不含有法的概念。皇室作為個物的多與全體的一的矛盾的自我同一，是所謂從被創造者到創造者，這就無論如何必須承認個物的獨自性。這裡，作為各個獨自性的東西的自己同一，也不能不具有目的的王國的一面，也必須包含實踐理性的東西。作為從被創造者到創造者的我們是歷史的身體的，因為在物中有自己，無論在哪裡都是法律的。我們國家被認為是家族性的，……但是並不能認為國家就是家族的延長。皇室在如同所謂作為縱向世界的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家族中，必須是超越的。我們必須將天皇作為歷史的世界的客觀的表現來面對。這裡不能不含有作為名分國家的律法。」[16]

  西田早就意識到反動思想勢力利用皇室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說：「沒有比我國的皇室與反動的思想勢力結合起來更加危險的事情。」「文部省所謂的精神文化，那是非常糟糕的。我只要今後力所能及，在自己寫作的同時，匯集周圍優秀的青年學生，與他們進行辯論研究，想使他們哪怕能夠得到一點點思想上的陶冶。萬一如果能夠因此而在思想上學術上留下些許結果，我也覺得滿足了。」[17]

  西田在與國家主義者妥協的同時，試圖以自己獨特的辯證法扭轉偏狹的日本精神論者的思想。他一方面表明「我所說的那種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義，並不反對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18]因此他也承認國體中存在的宗教性。他說：「在我國，如祭政一致所說，主權即具有宗教的性質。……我國體以肇國的神話開始，儘管經過幾多社會變遷，其作為根底一直發展到今天。在我國國體中，宗教性的東西是開始也是終結。這裡可以說我國體是真正的主體即世界。歷史的世界創造是我國體的本義。因此，在內，萬民輔翼；在外，八紘一宇。基於此國體而積極從事世界形成，不能不是我國民的使命。」[19]但是他反對將這種宗教性作抽象的理解，認為「日本精神的真髓，無論在哪裡都是在於超越即內在、內在即超越。八紘一宇這種世界的世界形成的原理，其內部是君臣一體、萬民翼贊的原理。即便將我國體叫作家族國家，也不能單單認為是家族主義的。無論在哪裡都是內者即外、外者即內，這是國體的精華。」[20]又說：「所謂國民的精神，無非是主體與環境相互限定而形成的一個歷史的身體的形成力。……國民的精神不是抽象的精神。無論在哪裡都必定是具體的、身體的，是內在即超越、超越即內在地成立的。因此我認為在國家成立的根底中具有宗教的性質。」[21]

  針對窮兵黷武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政策，他呼籲「單單物力強大的國家，不是真正的國家。真正的國家必須是有個性的。這樣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強大。喪失個性的精神，單單只是物力強大時，是國家反而進入滅亡之時。」[22]他強調必須看到國家與文化的本質關係，認為這兩者「必定是矛盾自我同一的一體」。而且「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普遍性。文化在萬國史中從一個時代到另一時代推移，它作為絕對現在的自己限定的內容，各自具有永遠的意義。文化在國家中被形成。國家滅亡時，其文化也已經失去了其發生力。但是文化不會這樣單純地滅亡。它在形式上作為限定形式本身的絕對現在的內容，又成為其他國家的生命。希臘或印度的國家雖然在幾千年前就滅亡了，但是其文化至今還活著。作為國家，只有包容無限的文化而形成的國家，才是永遠具有生命力的世界史的國家。」[23]這正如他所批評的那樣，當時所理解的日本精神等日本主義的傳統是「全體主義上的傳統」，而「全體主義上的傳統畢竟不是真正發展的傳統，這種東西只不過是架空的東西。全體要成為活的東西，那麼全體就要使個人發揮活力。」[24]

  西田對總力戰的反對和對日本的現狀及國家指導者的憤慨、遺憾，在他的書信中表現得非常明確。如他說：「這樣搞總力戰完全不行。……無論如何，我們的民族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不能失掉精神的自信。即便訴諸武力，無論如何惟獨不能在道義上文化上失去我們國體的歷史的世界性、世界史上的世界形成性的立場上的自信。必須牢固地把握此立場而能夠維持將來民族發展的自信」。[25]1945年3月14日在給長與善郎的信中他表示對國家的現狀「憤慨之至」，指出時至今日在總理以下都不過是「呼號空虛的信念」，以此將國民推向深淵，使國民完全失去自信。他認為：「將國體與武力聯結起來、將民族的自信置於武力之下是根本性的錯誤。自古以來就沒有僅僅靠武力來繁榮的國家，武力馬上就會行不通。永遠繁榮的國家必須有優秀的道德與文化為根底。實際上我們的國民現在是必須從此根底上進行大轉換的時候。」「失去自信的國民實際上是亡國之民。縱令國家在武力上稍微衰弱一點，在遠大的立場上國民具有自尊心的話，還可以東山再起。我相信日本國民是相當優秀的國民。只是指導者不行。遺憾之至！而學者和文學家也不深思，只不過是見風使舵地追隨而已。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嘆國家的思想貧弱」。[26]1945年4月8日給高坂正顯的信中也提到國體與武力的關係，說如果對原理性的東西不進行深入的研究，那麼對現實的各種問題也只能看到皮相而不能深入地把握其真實。他接著說：「我國的政策由於觀念性和自以為是，而陷入當今的困境，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國民和政治家沒有深刻的思想」。[27]

  批評將「國體與軍部作同一觀的態度」，強調「從文化上找出國體的世界性意義」，[28]是西田幾多郎在國家觀與文化觀上的根本理念。

  關於東亞共榮圈構成的原理，他也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論述的。他說：「十八世紀是個人自覺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十九世紀的國家自覺的國家主義的時代，即帝國主義的時代。而今天進入了世界自覺的世界主義的時代。如何構成新世界是今天的世界性課題。」他強調「今天必須以某個民族為中心，必須從世界的一角開始來構成新世界」。[29]「必須根據各個國家自覺各自世界史的使命而構成一個世界史的世界，即世界的世界。這是今天的歷史性課題。」他認為「各個國家民族要在既為自己的同時又超越自己而建構一個世界的世界，就必須各自超越自己，根據各自的地域傳統，首先構成一個特殊的世界。這樣，由這種歷史地盤所構成的特殊世界結合起來，全世界就構成一個世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的世界中，各個國家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有個性的歷史生命的同時，以各自的世界史的使命而結合為一個世界的世界。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理念。也必定是現在的世界大戰所要求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因此，他認為「東亞共榮圈的原理也必定自然是由此而來。從來東亞民族受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被視為殖民地，各自的世界史的使命被剝奪了。現在，東亞各民族自覺東亞民族的世界史的使命，必定超越自己而構成一個特殊的世界，來實現東亞民族的世界史的使命。這就是東亞共榮圈構成的原理。」當然他認為只有日本能夠成為東亞共榮圈構成的中心。而對於眼下的戰爭的意義，他說「就像過去在波斯戰爭中希臘勝利決定了到今天為止的歐洲世界的文化發展方向一樣，今天的東亞戰爭也將在後世的世界史上決定一個方向。」[30]

  因此，上述《世界新秩序之原理》一文中的「要旨」部分，即便不是出自西田本人之手筆，他所提倡的這種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實際上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化太平洋戰爭的「聖戰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