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岡嶺雲及其漢學觀

  日本近代的文藝評論家、思想家田岡嶺雲（1870—1912）以一己之力，在晚年譯註《老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荀子》、《史記列傳》（上下）、《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六韜、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鬼谷子》、《淮南子》、《墨子·列子》、《春秋左傳》（上下）、《東萊博議》，成「和譯漢文叢書」12冊（還譯有《維摩經·般若心經》，未列入此叢書），1910—1912年由玄黃社出版，被譽為「和譯漢文書中之魁」，[30]其「譯文注釋皆綻放嶺雲氏獨特的異彩」。[31]

  與《漢文大系》和《漢籍國字解全書》等其他相關叢書相比，「和譯漢文叢書」的最大特色是由田岡嶺雲一個人翻譯完成，而且是在田岡嶺雲生命的最後兩年完成的。他為什麼要做這項工作？這套書有什麼特色和意義？

  田岡嶺雲的名字，熟悉近代中日學術文化交流史的人不會陌生，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和王國維的關係。[32]趙萬里的《王靜安先生年譜》「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三歲」條記載：「是歲先生始從日人田岡佐代治君讀歐文。」[33]王國維在其《自序》一文中言：「蓋余之學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此年譜該條又錄王國維該文佐證：「是時社（東文學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餘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睽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34]這裡的「田岡佐代治」就是田岡嶺雲，「田岡君之文集」應該就是1899年3月出版的《嶺雲搖曳》。但是如果由此認為他的專業是西方哲學，那就錯了。

  先來看一下他的簡歷。1870年（明治三年），生於土佐高知市（與植木枝盛同鄉）。1891年，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選科）。1893年，處女作《蘇東坡》刊於《史海》。1894年畢業。1895年，創刊《青年文》；發表《新漢學者》。1896年，發表《漢學復興之機》《漢學復興》，赴津山中學任教。1897年任《萬朝報》記者，發表《東亞之大同盟》。1898年，赴水戶任《茨城》報主筆。1899年，《嶺雲搖曳》出版。5月赴上海任東文學堂教師。次年回國。1900年，6月作為《九州日報》的從軍記者到天津報導（《戰袍余塵》）「北清事變」（義和團運動）。赴岡山任《中國民報》主筆。1901年因揭露教科書受賄事件入獄，《下獄記》出版。1904年，9月，先後發表《清國之善後策》《清國之前途》。1905年，8月，發表《東亞文獻之鑽研》短論。9月，赴任江蘇師範學堂日本教習。1907年回國。1909年，10月，發表《漢學之復活》。《明治叛臣傳》刊行。1910年（41歲），4月，和譯漢文叢書第一冊《和譯老子·和譯莊子》出版。1912年5月，自傳《數奇傳》出版。9月7日，在日光逝世。

  田岡嶺雲的思想變化，他在自傳《數奇傳》中表示1899年的中國之行意義重大。《馬關條約》簽訂的時候，正好他剛剛從帝國大學漢學科畢業。對此他毫不隱晦地表示：「吾等竊喜有了自己的活動舞台。」即「向大陸飛躍！相信對於以漢學作為專業的吾等而言，大陸是唯一的大好舞台。」[35]對於上海之行及其思想變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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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一年不是沒有意義的。教中國人學日語雖然引不起什麼興趣，但是我思想上發生的變化，對我而言是一件大事。

  我過去被一種偏狹的國粹主義所感染。我的思想是從風靡一時的反對明治20年前後的歐化主義的空氣中成長起來的。加上自己的專業是漢學這種古典的動輒容易陷入頑固陋劣之中，不知不覺就被導向了一種只承認本國的長處、妄想本國為世界唯一的國柄的偏見。[36]

  我在上海，不獨觀得了中國，也朦朧地觀得了世界。我感到自己走出了溪谷而豁然接觸到了廣大的景色。

  最終，自己以前的思想不過是井底之蛙的陋見，通過實實在在的事物得到了領教。我領教了世界之大、領教了世界之廣、領教了人除了作為國民之外，還應該為世界之人類、為天下之人道而竭力。[37]

  儘管如此，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不變的東西，如家永三郎所言，「他的民族主義使他能夠充分正視歐美帝國主義對亞洲侵略的事實，但是卻妨礙了他看破日本的大陸進出不是為了解放亞洲諸民族，而是搭乘歐美帝國主義的便車以侵略朝鮮和中國。」[38]這表現在他的漢學觀上，更有代表性，特色也更加鮮明。他的漢學觀，如上述其簡歷中所見，「復興漢學」是他畢業於帝國大學漢學科之後，作為一個「以漢學為專業」自認的「新漢學者」常常論及的話題。在「和譯漢文叢書」出版之前，其中最能夠從整體上代表其漢學觀的是《漢學復興之機》（1896年）和《漢學之復活》（1909年）。簡而言之，其漢學觀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一，漢學與日本思想文化的歷史聯繫。如前所述，《漢籍國字解全書緒言》中將漢學教育在日本的重要性比喻為歐洲與希臘羅馬的關係，田岡嶺雲早在《漢學復興之機》中就說過：「漢學在吾國思想上的關係，猶如拉丁希臘之古學之於西歐諸國。吾國民之思想文物等，如果追溯其淵源濫觴，無不歸本於此，斯學之滅即吾國民思想文物之源流枯竭。欲培養根基使枝葉繁盛，吾國民最先應修漢學自不待言。」[39]這一點在《漢學的復活》中沒有變，他說：「漢學雖非我邦所固有，然其傳來甚遠，且其浸透人心甚深，殆成我國民性情之血肉，政治、文藝、語言、思想、風俗、習慣等我邦從來一切的文化，其基礎之大半無不在此。故我邦如全然捨棄漢學，幾乎與自棄其歷史相當，其妄自不待言。」[40]而這方面說得最傳神、最直率的，還是在他的「和譯漢文叢書」第一冊《和譯老子·和譯莊子》的序言《關於老莊的和譯》這篇相當於該叢書總序的文章中。該文開篇便單刀直入地說：

  看看你所住的家、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的茶碗、器皿、筷子，看看你桌子上的筆墨紙硯、所讀所寫的文字，能說哪一樣不是受中國文明影響的嗎？

  你不戴捲髮，頭髮剪短，然而不可忘記頭髮下所掩蓋的頭腦的細胞中，遺傳而潛在著祖祖輩輩千年相傳而浸透到骨髓的漢學思想。如同在你的皮肉之間，即便你不曾自覺，也流淌著先輩的血液一樣，你思想的根基中也繼承著祖先的思想。如同你的眉目與祖先相像一樣，你思想的底流也傳承著祖先的思想。而祖先的思想不就是受中國文明陶冶而成的嗎？

  排除中國的文明，日本過去的文明乃真空也。除去中國的思想，日本過去的思想乃一無所有。在當今的明治時代，之所以能夠急促地消化吸收西洋的文明思想，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中國的文明思想的知識上的素質。現在人們不得不急趨於西洋的學術，也可謂有其必然之處。然西學之新輸入，在其大要已備之今日，反顧我國文明之根底、追溯我國思想的淵源，對漢學進行溫故的研究，對我國人而言也終究是不可廢之事。[41]

  上面所摘引的這些關於漢學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礎性地位的長篇論說，對作為以漢學為志業者而言，可以說是其立身之本。他對漢學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明的「敬意」，實際上是基於其對日本文化的形成和未來發展的功能與需要之理解上的。

  第二，復興漢學目的在於使日本成為「世界文明的大成者」。在《漢學復興之機》中，田岡嶺雲也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文化的主體性問題，研究吸收中國文化當然是為了能夠將之化為日本的養料而使自身壯大，是為了挺立日本文化的主體性。他說：「本來我們之所以學習其他的思想文化，在於以此壯大自我，而不是將自己轉化成學習的對象，而只是在於將他轉化而為我所用。因此先要挺立我之所以為我者，我既立，才能取他山之石以補我所需。」[42]這雖然是針對西歐文物而言，漢學似乎已經被視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仔細琢磨，漢學畢竟非日本所固有，因此嚴格地說，漢學對日本文化而言也終究不過是「他者」。從世界發展的大勢看，他認為東西洋文明各有長短，只有打成一片，一同「投入同化的洪爐，加以熔鑄，才能完成世界文明」。[43]誰能擔此大任呢？「中國為東洋文明的代表，但其自身泥古不化、墨守成規，難以擔此大任。而今日世界最能同化中國的思想的，莫如我日本；且在東洋最能同化西歐之思想的，亦莫若我日本。既然如此，擔當此世界文明大成之任的，除了吾國民還有誰能為之？」[44]田岡嶺雲不僅看到中國文明中形上學方面蔚然可觀，而且在天文歷數、醫學算數等實驗科學領域，也有許多閃光之處。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學界之滄海」而「現在此寶庫的密鑰掌握在吾邦人之手」，對於日本的前途，他豪邁地展望：「在即將來臨的20世紀，在政治上成為世界列國的盟主的同時，在學界也不可不成為世界文明的大成者。」[45]通過甲午戰爭，他說：「吾帝國實際上已經占據了東洋列國的盟主地位，既然是東洋的盟主，發揮東洋文化的光彩豈非其責任？」[46]日俄戰爭之後，他認為日本進入「發展時代」，「不單在武上發展，在文上也必須發展。而我邦以文事作人道上的貢獻，首先在於鑽研東亞的文獻，向世界宣布東亞文明的獨特意義和趣味。」[47]就是說，日本成為世界上東亞文明的代言人。

  沿著這一思路，到1909年他看到《漢文大系》和《漢籍國字解全書》的出版之後，他自己的「復興漢學」的視角與方向也逐漸明確了。他在《漢學之復活》中指出：

  我國如今在政治上已經發展到滿洲之地，不僅與中國的關係愈益緊密，交涉愈益頻繁，而且文化上站在作為西洋文化的先導者，由我將其傳入善鄰之彼邦的地位，而關於這一點，最大的方便在於彼我同文這件事上。進而我日本作為東西文明的中介者，不僅將西洋文明傳入中國，將東洋文明傳入西洋，進而之所以足以為東西兩種文明的渾融者、統一者，也是因為日本有漢學一事。漢學之具有價值對我國民而言不僅僅因為它是古典，小而言之為了國家的發展、大而言之也是為了世界文明的進步，漢學皆有其用。

  吾人在此意義上，歡迎漢學之復活。[48]

  而這種不僅僅作為古典，更作為有利於國家發展、有利於世界文明的進步，即放在國家利益的視野、世界文明的視野中的「漢學之復活」的努力，體現在了他的「和譯漢文叢書」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