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田岡嶺雲譯註「和譯漢文叢書」的特點
2024-10-13 10:55:54
作者： 吳廷璆
田岡的自傳《數奇傳》的最後一個小標題，直譯的話即為「褥子的墳墓中橫臥著還活著的屍體」。開篇一小段為：「發病以來已經五年，幸而（或者不幸）還活著，彷徨於生死之境，將『活著的屍體』橫臥在『褥子的墳墓』，僅僅保留著沒有意義的生命。就這樣我究竟還要再送走多少日子呢。」[49]《數奇傳》從1911年6月開始在《中央公論》上連載，這一篇刊登在1912年的三月號上。「發病以來已經五年」，是指1908年初開始，其脊髓病惡化而逐漸失去行走的自由，就是在與病痛的鬥爭中，在輾轉養病的途中，他的筆始終沒有停過。除了《數奇傳》，《明治叛臣傳》、12冊「和譯漢文叢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一期間，與「和譯漢文叢書」相關的文章，除了上述的《漢學的復活》之外，還有一篇1909年12月發表的《應排除訓點與注釋》，直接關係到該叢書書目的選擇與翻譯的旨趣。
從1910年4月出版《和譯老子·和譯莊子》開始，到1912年4月《和譯春秋左傳》（上下冊）、《和譯東萊博議》出版標誌「和譯漢文叢書」的完成，兩年之中出版了十幾冊譯註著作（1911年12月還出版一本《和譯維摩經·般若心經》），這對一個健康的人來說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50]「和譯漢文叢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著手翻譯的，準確的時間尚不清楚，我所看到的資料，是登張竹風為《數奇傳》寫的序文中提到，1909年9月30日他到日光看望在養病的田岡，「他提倡漢文和譯為當今之最急務，他說要以病軀而親為之，意氣甚壯。」「其漢文和譯的素志穩步地成為現實。《和譯莊子》之後，一篇一篇陸續出版，現在和譯叢書竟出到超過十卷，不能不說是一大盛舉。」[51]10月13日田岡嶺雲在《東京每日新聞》「論壇」欄目中發表了上述《漢學之復活》一文，是直接針對《漢文大系》和《漢籍國字解全書》而論的。
首先，田岡嶺雲對這兩套叢書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這是「漢學復活的徵兆日益顯著」的證明。他認為「古典是學問的根底，排斥古典而追求所謂新知識，如無根之萍，近來學校教育在倫理上不可謂不用力，但是其收效甚微，國民競相趨於輕佻浮華之風而無法阻擋者，其理由雖然很多，古典薰陶的缺如無疑也是其原因之一。」[52]在這裡，田岡批評當時「被偏狹的國家自大主義和輕燥、時尚的實用主義的奇異的思想聯盟所排斥，漢學在學界成了一種後娘養的孩子，其價值、功勳、勢力，幾乎被人遺忘了」的情況，轉而評論說：「然而就像那些遊歷西洋的人厭倦了肉食而想起了醃鹹菜一樣，已經疲於攝取物質方面知識的我國國民，感到了精神上的空虛，想起了無關緊要的漢學，先從一些好事者的舊書搜索的古董方面開始，進而在有識之士中盛行對儒教進行學究性研究，到今天終于波及全體國民，以至於要產生出一種可以更加普及的傾向來，前面提到的出版物就是這種傾向所促成，無外乎就是應這種要求而出現了。」他表示：「我們在歡迎這種傾向作為古典的復興的同時，還看到有更大的值得歡迎的理由之所在。」[53]這個更大的理由就是他所奮鬥的目標，即如前所述，不僅僅是滿足於古典的復興，而是要與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文明的進步結合起來。
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他的這套「和譯漢文叢書」顯示了如下不同的特點。
第一，選題上，以培養青年的漢文素養為目標，定位為學校的初等漢文學教育讀物。為了激發青年的學習興趣，注意選擇不太常見而有趣味，或者與時代思潮比較相近的書目。他說：「沒有必要重新出版常見的、誰家都備有的《論語》《孟子》。以注釋不同為理由出版，也只是對專家有利。對青年而言，太過疏遠或太接近，都不好，因為他們的思想確實發展了，《小學》《論語》之類即便入選也沒有什麼趣味。既然是漢文學的研究，從被認為是名文或名作中選擇一些不太常見的漢籍出版會比較有意思吧。選擇這些出版，對漢學的復興也大有意義。《孟子》也很好，但是對今天的青年而言或許更喜歡《荀子》吧。還有，自然主義的思想好像與《莊子》等比較接近吧。無論如何，這樣有選擇地出版，青年就會漸漸地接近漢文學。」[54]這樣一種選擇標準，當然與田岡嶺雲自己的思想傾向直接相關。
他雖然以復興漢學為己任，但是他不同於傳統的漢學家，他對現實的社會和世界有深切的關懷，對西方的新知識、新思想有自己的喜好與取捨。他大學時的同學小柳司氣太（小柳柳柳子，1870—1940）的《回想錄》（1908年9月）中說：
嶺雲在大學漢學科，素來非研究馬鄭的訓話、尋繹程朱之性理者，如此煩瑣的問題恐怕非其所堪。他喜讀叔本華氏，枕籍莊子，研究印度哲學，涉獵精神的物理學上的典籍及有關神秘主義、精神主義的著作。最終將東西思想熔鑄打成一片，而欲構築其所謂的神秘哲學。[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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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田秋聲（1871—1943）在《數奇傳》的序文中也提到：「作為漢文科出身的人，很少有像他這樣具有新知識與新思想的人，同時也是不輕易被大陸文明感染的人。」[56]這裡所說的「大陸文明」，如果以「作為漢學科出身的人」而論，自然會立即想到「四書五經」，《漢文大系》和《漢籍國字解全書》當然都一一收入了，對此，「和譯漢文叢書」中只選了一本《春秋左傳》。他之所以選《春秋左傳》，從他的解說中看，有三個目的。其一，有利於了解當今中國。他認為「中國的國民性今猶如古。人情不容易因時間而變易。」[57]其二，有利於了解當今世界。他認為「春秋列國之狀態即今日世界列國之狀態。今日之英法俄德猶如春秋之齊晉秦楚。而列國之間有同盟、有國際公法，亦猶如今日之世界列國。」[58]其三，有利於重新解釋歷史的道德價值。他批判那種「歷史之目的在記載史實，與道德不相關」的論調，強調「所有學問皆出自人。其究極目的不能不為人生。」而「其所謂為人生者，即廣義上的為道德也。春秋作為魯國的一篇史記，其道德上的價值即在於此。」[59]對歷史或學術的道德意義，田岡嶺雲當然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春秋筆法、勸善懲惡，而是有更廣闊的視野。這一點他在《和譯史記列傳》的解說《史記作為史書的價值》中有詳細的論述。[60]
第二，意義的闡釋方面，他在每一個譯本的前面都對該書有一個或長或短的解說。這套叢書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將中國的古典與西方思想聯繫起來進行對比。比如對老子的復古思想，他說：
老子之所謂德在於順道之自然而處於消極，以為無為、事無事、去甚去奢為旨。去甚去奢所以矯文也，以矯之反質為理想者在復古。夫反對時弊者常欲復古。路易十四世之華耀之世，乃有盧梭之民約論。其欲復古之自然，與老子相似。讀老子不可不先體認此，不然將失其正解。[61]
比如對韓非子，他說：「韓子之法術論立即使人聯想到馬基雅維利主義」（17頁），進而分析兩人境遇之類似、學說多相符合，從而指出「馬基雅維利與韓非子，可謂異地時隔，不期然而抱有同一思想者。」並欲以馬基雅維利為韓非子正名，「馬基雅維利著《君主論》，有人責其曰：是教君主以暴虐之道者也。彼答之曰：余同時以此教人民以打倒暴君之道也。韓非子亦復如是。」[62]再比如對荀子，他認為：「從荀子來看，則人心自然之發現只有欲和利，所以節制人的利慾的禮義不過是後天聖人製作出來的。既然禮義是聖人之製作，因此必非千古不易者，而是隨時宜而變化。換言之，道德的形式為人的作為，應該隨著時勢而推移，這一點與近來西洋倫理學者所說，如出一轍，韓非子亦傳承其意而排斥當時固陋的尚古思想。」又說：「荀子既反對老莊那樣的無政府主義，也排斥墨子那樣的共產主義，而是以王者推行一種萬能的社會政策作為理想。」[63]等等。
第三，翻譯和注釋上，如他的文章《應排除訓點與注釋》標題所示，他的翻譯，完全排除了訓點，注釋也是限制保留到最小的程度。關於訓點，他強調「要儘量避免依賴訓點閱讀。即便在中學，從短句開始逐漸到長句子，動詞等的位置如何擺放可能稍微困難一點，看慣了的話，不過分依賴訓點也沒有問題。」對注釋，他認為除了難解的文字之外，儘量不要注釋，因為「多餘的注釋，使得本來簡單明白的原文的意義變得非常混亂了。」他認為「讀沒有訓點和注釋的原文，最能夠培養閱讀能力。」所以，他強調：「如果單純為了了解中國的思想、文物而進行研究的話，脫離漢文，而將漢文流暢地寫成日文來閱讀，恐怕是捷徑。這當然必須要真正有能力的人認真去做才行。如果作為文學去研究，還是需要原原本本地讀原文，並對不常見的作品進行選擇。」[64]將漢文流暢地翻譯為日文，這正是「和譯漢文叢書」努力的目標。
這一想法，他在該叢書第一本《和譯老子·和譯莊子》出版之際，作了更加明確的說明。他說：
欲在今日普及漢學之研究，當務之急在使誦讀容易。欲使易讀，莫若將其翻譯為近於時文者。如過去那樣將漢文視為一種公文樣式，原原本本按照漢文體來學習漢文固然有其必要。然而今日所要，不在漢文之形式而在其內容，不在其文體而在其思想。故翻譯之亦決非漢學研究之累。且如昔日自幼即受四書五經之素讀，翻譯雖可謂徒勞，而在漸漸疏遠漢文之今天，漢籍之翻譯決非無用。
或有謂漢文一經翻譯便失其妙味者，西文之翻譯或如此，在漢文則未必然。邦人之讀漢文，即為翻譯後而讀。只不過沒有將與假名相混的文句寫在紙上而已。既然同為翻譯，口頭誦讀與寫成文字，在觀原文之妙上，沒有任何差別。且所謂翻譯不得原文之妙，主要怕不能在語氣語調上原原本本傳達原文的措辭，而在漢文之翻譯中，其措辭可以原原本本保留其原字，因此無損於其語氣語調。所以我相信，就漢文而言，雖然將其翻譯出來，也幾乎無害於我們品味其妙趣。[65]
這裡，第一層意思，是說為了便於閱讀以了解漢文的內容與思想，最好的辦法是將其翻譯為現代日文。第二層意思，強調將漢文翻譯為現代日語也不妨礙品味原文的妙趣。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裡提出的「邦人之讀漢文，即為翻譯後而讀。只不過沒有將與假名相混的文句寫在紙上而已。」實際上是指出傳統的訓讀中已經包含了翻譯，只不過僅僅是以在原文上「添髭加尾」的形式表示，如果順著讀下來將漢文改寫成與假名交織的文章，就是翻譯。因此他認為，既然都是翻譯，那麼作為「素讀」的口頭誦讀與將所誦讀的句子記錄下來寫成文章，都無損於品味原文的妙趣，因為在措辭時可以保留漢文中的原字。「和譯漢文叢書」不錄漢文原文，也省去了對漢文的訓點，直接將漢文譯成接近於當時文體的日語，只是在必要的地方加上簡單的注釋，這就是其「和譯」的基本特點。
值得留意的是，在《和譯荀子》一書譯文正文的前面有一篇《中國古書為何難讀》的短論，從兩個方面說明其難處所在，一是同音假借的識別問題，一是對誤脫錯簡的校訂問題。對此譯者都做了相應的處理。在該文的最後，他說：「此譯本本來不是給專家參考的，而是給普通的讀者閱讀用的，因此未必在每一處都說明其理由，只是以能夠平易地讀下來，得到一種暢通的理解為主旨。如此，雖有負罪於原著者，又有獲咎於篤學之學者之處，而譯者亦非必欲妄自割裂，只是為了將古典時代化，此亦不得已而為之。」[66]類似的情況當然不僅僅限於這本《和譯荀子》，也由此可以再次感受到他對此叢書的讀者群為普通讀者的定位以及其「將古典時代化」所作出的努力。
簡短的結語
日本人對應該如何閱讀漢籍這個問題，近代以來直至當今還在研究者中討論。[67]當代學者關於訓讀也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東洋史專家宮崎市定的說法值得參考。他說：「原文是漢文古典的情況下，日本古來有訓讀這種讀法。這種訓讀實際上是一種逐字逐句的翻譯，這種所謂的讀法也有嚴密的方法，包含某種程度的分析的文法解釋。但是由於將這種訓讀原原本本地寫下來，即所謂的解讀文，還不是真正的日語，如果不是相當熟練的話，讀起來聽起來通常都不能理解。這樣，就需要有稱為口語譯或現代語譯的翻譯。」[68]這種逐字逐句的直譯，看上去像是最忠實的翻譯，因為其不好理解，宮崎也認為「實際上不能說是翻譯」，他以為《論語》的現代語翻譯努力的方向，「不是單方面地原原本本地接受從古代流傳來的思想，也要將現代的思想投影到過去。不單單是用現代語來解釋古代的語言，也要將現代語翻譯成古代的語言，力圖以這種心情來進行現代語翻譯。」[69]這實際上也就是現代的語言、思想尋找傳統的根基的過程，也是如何使傳統的語言、思想得以新生的過程。嚴格意義上的訓讀，作為日本歷史上一種學習、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嚴格意義上講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現象，其意義和研究價值不容忽視。
田岡嶺云為了提高青年的漢文素養，他一方面排斥訓讀，主張脫離漢文，直接以流暢的日語來閱讀，一方面為了強調日語的漢籍翻譯並不失其原味，又不惜將抄錄訓讀的解讀文（口頭誦讀）直接等同於翻譯。這顯然降低了他力圖將漢文翻譯為流暢的現代（他所處的時代）日語的標準。要想通過翻譯的「捷徑」去了解中國的思想文化，如他自己所說，「必須要真正有能力的人認真去做才行」。他應該是盡到了自己的努力。而且如《漢籍國字解全書緒言》中說的那樣，他也是「為燃燒的信念所感動而執筆的」。比如他的「和譯漢文叢書」之所以從老莊開始，是因為老莊的哲學曾經是他本人思想的根底，[70]即如他所言，「是因為我多年沉潛於此，其所說超越方外，對於今之世人迷惑於名利、煩悶於生死、囚於小利害小是非之拘拘汲汲者，我相信是對症治之良藥。」[71]當然我們也要注意，他的老莊註解如他所言，或「多以私見解之」，而且他還理直氣壯地反問：「諸注家亦各以私見解之而已。而吾獨不可以私見解之乎？」[72]他的「私見」是如何表現在譯本中的，也是值得研讀的問題。
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躋身於世界列強之中，而知識、出版界面對維新以來熱衷於輸入西洋新學術而置日本與中國古典於不顧的傾向，一些「有識之士」提出漢文作為日本的「第二國文」，認為漢籍對於加強「倫理的信念」、培養「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而田岡嶺雲更是將「漢學復興」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世界文明的大勢結合起來，通過與病魔的鬥爭，以頑強的毅力和高昂的熱忱完成的這套「和譯漢文叢書」，可以看作是日本近代的新知識、新思想尋找傳統的根基和東方的傳統語言、思想吸收融合現代知識文化而力圖煥發新生命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典型例證。漢籍翻譯在近代以來日本的知識建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尚有待於我們從多個側面進行深入的研究。
（原載於《南開學報》2017年第4期）
注釋
[1]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彥、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同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勉誠出版，2010年）。
[2]小島毅監修、中村春作編：『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5），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年。
[3]「本次會議以漢文基礎上形成的訓讀現象為切入口，探討東亞地區的翻譯和翻案活動的獨特性，以及這些翻譯實踐與該地區『文化、文學』的關係，希望以此推進『比較文化、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見《日語學習與研究》2011年第6期，第88頁。
[4]中村春作發表的文章為日文《「訓読」論が拓く世界》，文末註明本稿為根據上述《訓讀論》和《續訓讀論》中作者所寫的序論整理而成。金文京的文章為中文，文末註明「本稿為拙著『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岩波新書，2010）的提綱。」見《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2期，第8、24頁。
[5]以上參見上述『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第10頁、『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第8頁。
[6]小島毅：「刊行にあたって」，中村春作編：『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5），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年。
[7]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第229、232頁。
[8]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第41、88—89頁。
[9]國內學者對日本的「訓讀」論者的評價，參見潘鈞：《訓讀的起源與漢文文化圈的形成——評金文京著〈漢文與東亞——訓讀文化圈〉》（《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第3輯，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潘鈞：《為什麼是「漢文文化圈」?—試論訓讀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中國日本學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會議時間：2013年11月16日。會議地點：洛陽。主辦單位：河南省高校日語教學研究會、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收入何建軍、李軍主編：《日本學論叢（第一輯）——紀念王鐵橋教授從教40周年專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另有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徐興慶教授為上述金文京著作所寫的書評，見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年3月。
[10]中村春作：《「訓読」論が拓く世界》，《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2期，第2頁。中村春作：「「訓読」の思想史――〈文化の翻訳〉の課題として」、『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第22頁。
[11]參見沈國威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享》（中華書局，2010年）。
[12]嚴紹璗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王曉平對「亞洲漢文學」的倡導、理解與反思值得關注。參見嚴紹璗的《比較文學與文化「變異體」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王曉平的《東亞文學經典的對話與重讀》（同上）。此外，「域外漢籍」「世界漢學」「海外中國學」等各種雜誌、叢書的出版也方興未艾。新進學者或力圖以某種哲學理論來闡發海外漢學的意義（如李雪濤的《論漢學研究的闡釋學意義》，張西平主編：《國際漢學》第26輯，大象出版社2014年），或從學科史反思中國學者或學界對域外漢學的認識和受到的影響（如李孝遷的《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葉雋的《域外之學與本土眼光——以中國現代學者對德國漢學的論考為中心》，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總第20集，2016年春夏卷，學苑出版社，2016年），也頗有啟發意義。
[13]高田真治：『日本儒學史』，東京：地人書館，1943年，第254—255頁。參見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頁。
[14]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東京：名著普及會，1989年，第345頁。
[15]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議」，『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第354頁。
[16]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第349頁。
[17]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第348頁。
[18]『荻生徂徠全集』第二巻，すずみ書房，1974年，第9頁。荻生徂徠在這裡說：「予嘗為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為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為句，後使讀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使得為中華人，而後稍稍讀經史子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19]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第350頁。
[20]李劍鳴：《學術規範建設與世界史研究》，《史學集刊》，2014年第3期。
[21]重野安繹：「漢學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學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巻，第351頁。
[22]參見拙著《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
[23]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文學部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34，1989年；同氏：「「漢籍國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9，1992年。收入其著作『明治の漢學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該書由連清吉翻譯成中文，即《明治的漢學家》，2002年由台灣的學生書局刊行。）
[24]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學者たち』，第206頁。其中所言《校注漢文叢書》1913—1914年刊行，《漢文叢書》為1919年開始刊行，《和譯漢文叢書》下文將論及，《漢文大成》1920年開始刊行。
[25]服部宇之吉：「富山房五十年記念に際して」（1936年『富山房五十年史』収録），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學者たち』，第186頁。
[26]早稲田大學出版部：「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緒言」（1909年10月），『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學』『中庸』『論語』），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26年再版，第1頁。
[27]『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學』『中庸』『論語』），第8頁。
[28]『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學』『中庸』『論語』），第9—10頁。
[29]重野安繹：「日本的漢學に就て」（1910年5月『漢學』第1編第1號），『増訂 重野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巻，東京：名著普及會，1989年，第399頁。
[30]『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8月1日。參見田岡佐代治『和訳韓非子』（三版，東京：玄黃社，1912年5月）所附錄的「和訳漢文叢書に対する諸批評文中の寸言抜粋 」。
[31]『報知新聞』，1911年10月28日。
[32]須川照一：《王國維與田岡嶺雲》，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三輯，華東師大出版社，1990年。（須川照一：「王國維と田岡嶺雲」，『東方』第45—47號，1984年12月―1985年2月。）收入此論文集的相關論文還有岸陽子的《也談王國維與田岡嶺雲》，分析了王國維的「境界說」之形成所受田岡嶺雲影響的可能性。
[33]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20卷（房鑫亮、胡逢祥分卷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8頁。
[34]《自序》（作於1907年5月，載《教育世界》第148號，後收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靜安文集續編》），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胡逢祥分卷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9頁。
[35]『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69年，第605頁。
[36]『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07頁。
[37]『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08頁。
[38]家永三郎：『數奇なる思想家の生涯―岡田嶺雲の人と思想―』，東京：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0），1955年，第76頁。『家永三郎集』第5卷（思想家論Ⅰ），岩波書店，1998年，第59頁。
[39]『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3年，第556頁。
[40]『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4年，第574頁。
[41]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田岡嶺雲訳註：『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黃社，1910年，第1—2頁。
[42]『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6—557頁。
[43]『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7頁。
[44]『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8頁。
[45]『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61頁。
[46]『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8頁。
[47]田岡嶺雲：「東亜文獻の研究」（1905年8月5日），『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224頁。
[48]『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5頁。
[49]『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708頁。
[50]據《田岡嶺雲全集》的編者西田勝說，「和譯漢文叢書」12冊中，「序文和序論另當別論，嶺雲實際上讀解、作注的是其中的第一（《和譯老子·和譯莊子》——引者）、三（《和譯戰國策》——引者）、九編（《和譯墨子·和譯列子》——引者）三編，其他由公田連太郎、田中貢太郎、鶴田久作等擔當。」見『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解題》），第861頁。另外，在最後出版的『和訳春秋左伝』的卷頭文「春秋左伝につきて」的末尾空白處有如下說明：「編輯此章之際因舊病纏綿，富山師範學校教諭石場健夫與公田連太郎多有協助，謹此致謝。田岡生」（《和譯春秋左傳》第5頁）。
[51]『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425頁。
[52]『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3—574頁。
[53]『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4頁。
[54]田岡嶺雲：「訓點と注釈とを排すべし」，『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625頁。
[55]大町桂月、笹川臨風、白川鯉洋、樋口龍峽編：『叢雲』，東京：松本商會印刷部，1918年，第383頁。
[56]『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423頁。
[57]他接著說：「漢人種重形式，即便在兵馬倥傯之際猶拘泥於辭讓，是其一。愛財喜錢，一旦有事每以賄賂解決，是其二。此等性情在今日中國人也很顯著，今日之革命軍，與滿清朝廷講和談判，要求清帝退位，或者給袁世凱送去一百萬元，讓他當大總統之風傳，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國人固有性情之表現。」田岡嶺雲：「春秋左伝につきて」，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玄黃社，1912年，第3頁。僅以中國人重利的一面，是否能夠全面反映「中國的國民性」或「中國人的固有性情」，由此可以窺見其中國觀之一斑。
[58]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第3—4頁。
[59]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第4、5頁。
[60]如他說：「歷史研究也是從許多史實中選擇出其所謂真實，即主觀自然要發揮作用。『有此』無論怎樣尊重純客觀的態度，全然無主觀干預，不可能找出其所謂純客觀的真實。其歸根到底，最後還得待主觀發揮作用。即其作為客觀的真也畢竟不過是主觀的真。」又說：「凡是學問都不可沒有某種道德的意義。所謂道德的意義，未必拘泥於勸善懲惡的性質，而在於廣義上的不可沒有某種人道上的貢獻。所有的學問都是為了人，因此以人為目的的學問，若在為了人這一點上沒有絲毫貢獻，那麼其研究無論如何殫精鉤玄，總歸是無用的學問。」見田岡嶺雲：「史記の史書としての価値」，『和訳史記列伝』上巻，玄黃社，1912年，第10—11、11—12頁。『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744、744—745頁。
[61]田岡嶺雲：「如何か老子を読むべき」，田岡嶺雲訳註：『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黃社，1910年，第2頁。
[62]田岡嶺雲：「韓非子評論」，田岡嶺雲訳註：『和訳韓非子』，玄黃社，1910年，第17、19頁。
[63]田岡嶺雲：「荀子の鳥瞰的評論」，田岡嶺雲訳註：『和訳荀子』，第23—24、31頁。
[64]田岡嶺雲：「訓點と注釈とを排すべし」，『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623、624頁。
[65]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田岡嶺雲訳註：『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黃社，1910年，第4—5頁。
[66]田岡嶺雲：「支那の古書は何が故に読み難き」，田岡嶺雲訳註：『和訳荀子』，玄黃社，1910年，第42—43頁。
[67]陶徳民：「近代における「漢文直読」論の由緒と行方―重野·青木·倉石をめぐる思想狀況―」，小島毅：「日本の漢文の訓読とその將來」，皆收入前述『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一書。
[68]宮崎市定：『論語の新研究』（1974年），『宮崎市定全集』4，岩波書店，1993年，第175頁。
[69]『宮崎市定全集』4，第175—176、178頁。
[70]『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70頁。
[71]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第5頁。
[72]田岡嶺雲：「如何か荘子を読むべき」，『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和訳荘子」），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