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治後期漢籍翻譯管窺

  明治儒學對於明治時代乃至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作用，早就有人提出它一方面為接受西方思想提供了基礎，同時也為阻止歐化主義極端化，起到了調和的作用。[13]但是一些明治時代的儒學家（漢學家）對當時漢學界的狀況並不滿意，1879年6月15日，後來成為東京大學教授（1883）和史學會創始會長（1889年）的重野安繹（1827—1910）在東京學士會院發表《漢學宜設正則一科，應選少年秀才留學清國論說》的講演。講演開篇即指出：「今之漢學者，皆由普通變則而成，決不可稱之為正規途徑培養（正則）的專家。因為不是正規的專家，在教學上就有種種弊端，本來有用的卻成了無用之物。漢學之實用，於我國終無盡期，此後必然更加迫切需要。」表示其講演的目的就在於想補其缺而救其弊。[14]這裡說的「變則」「正則」是指不同的漢籍閱讀方法，變則是日本的讀法，稱為「國讀」或「譯讀」，即「訓讀」。正則是直接用中國的讀法，即「音讀」，或叫「直讀」。他認為「欲精究漢學而收其實益，非從其讀法用其正音而不足以究其堂奧。」[15]進而他說：

  凡學藝，以學習語言文字為首。專修一國之學者，哪有不通其國之語言文字之理？我邦之漢學者，以講其義理為主，文字語言為次，以至於全不講其語言。故論說常失於高尚而乏於實用。何謂實用？達意辨事是也。今不能充分述其文意，且遲緩而不能應事，與漢人對晤而不能說一句話辦一件事，抗顏而稱漢學者，如此可乎？縱然經義通達、文章工巧，亦不過是腳下暗的學問。何況其經義文章亦非由正則而入，不能探其堂奧。予欲設正則一科由此之故。[16]

  重野回顧了漢文字與日本國體共開的歷史，並感嘆遣唐使的廢止使得學制衰頹、漢音消失，而不得不偏於「和訓迴環」的「國讀」這種變則之中。長此以往，不僅影響對文意的理解，而且作文時也「措辭甚艱」，且「難免顛倒錯置」。因此，他非常贊同德川時代荻生徂徠（1666—1728）的主張，說：「物茂卿有感於此，一變讀法，誦則以漢音，譯則以俚語，欲絕和訓迴環之讀法。」盛讚此「實為古今之卓識」。[17]重野安繹心目中理想的漢學專家是什麼樣子呢？他一方面有感於荻生徂徠請「崎陽之人」組織翻譯社，即其《譯文筌蹄初編·題言十則》中所言「先為崎陽之學」，[18]這裡的「崎陽之學」，也就是重野所說的「長崎譯官」之學。僅此，重野也不滿足。他說：「用長崎譯官，雖可使從事於通辯，而譯官之學習，止於尋常通辯，不能處事應變通彼此之情。故予所期望的，是今之漢學者與譯官能合併為一人。使之結合，方可稱專門漢學者。」[19]這與我們今天強調的「世界史學者必須首先是一個造詣高深的翻譯家」[20]的覺悟是同樣的道理。

  重野理想中被選派去中國留學的學生學成回國之後，「入官校以正則教授中學以上的學生，和解漢文，以便變則以下者讀誦，這樣數十年之後，海內漢籍最終只有原本、和解這兩種，所謂添髭加尾之書就可以絕跡了。」[21]重野的理想是否如願實現了呢？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他講演10年之後的1889年，東京大學成立了漢學科，以培養「新漢學者」為目標。再過了10年，即1899年，日本開始陸續往清朝派遣以漢學研究為目的的留學生，服部宇之吉（1867—1939）、狩野直喜（1868—1947）等均為一時之選。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他們一到北京，不久便遭遇了所謂的「北京籠城」之痛（「八國聯軍」入侵北京）。[22]時間又過了10年，期間，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不僅成為西洋列強中的一員，而且以東洋盟主自認。到1909年，《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和《漢文大系》先後開始由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和富山房發行，這兩套「漢籍」叢書可以說是重野理想中的漢籍和解和原本的代表。[23]

  服部宇之吉主持的《漢文大系》中的《十八史略》和《史記列傳》都是重野寫的解題。而且就是重野去世前的一個月，即1910年11月，他還為收入的《史記列傳》編寫了《史記年表》。町田三郎這樣評價《漢文大系》意義：

  《漢文大系》的出版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同一時期，有《漢籍國字解全書》（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校注漢文叢書》（博文館）、《漢文叢書》（有朋堂）、《和譯漢文叢書》（玄黃社）、《漢文大成》（國民文庫）等陸續出版，都是應時代需要的產物，其中即便有施以訓點的，但是始終貫徹原注主義的，只有《漢文大系》。而且此後也沒有《漢文大系》這種形式的叢書出版。[24]

  《漢文大系》雖然貫徹「原注主義」，但是也不得不「添髭加尾」施以訓點，以示「和訓迴環之讀法」，可見訓讀已經無法與日本的漢學教育和研究相分離了。以重野對這套書的積極參與態度，可以推測他也對此無可奈何。根據服部宇之吉的回憶，他是「以培養漢文的常識為目的而編纂」這套《漢文大系》的，因為「日本過去雖然有《經典余師》，但過於淺顯且選材範圍狹小。而近期雖然有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的《漢籍國字解》，但以國字解作為教材使用則不合適。因此這裡從經史子集中選擇漢文注釋書，以叢書的形式刊行，名之為《漢文大系》。應選書目的確定、句讀、訓點、欄外注等的負責人的選定都是我負責。」[25]就是說，《漢文大系》可以看作是作為一套重野心目中的「正則」漢文教育的教材來編纂的。或許是擔心這樣的教材曲高和寡，服部幾乎同時參與監修一套《校注漢文叢書》，以供初學者使用，而且內容都是日本前代碩學苦心勞作而成的平易周詳的國字解，當代知名學者對其加以縝密訂正而成。書目除了增加一本《蒙求》外，經部的「四書」、《詩經》，子部的《七書》《近思錄》，集部的《唐詩選》《三體詩》《古文真寶》，也都是《漢文大系》中的書目。

  重野所提出的漢籍和解的代表性叢書，無論從規模和影響都要算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的《漢籍國字解全書》最大。當時對漢籍國字解的定位是在「高等學術的普及」上，將其當做「校外教育」的「講義錄」，[26]即課外輔導讀物看待的。為何要重視漢學教育呢？他們認為「漢學教育之於日本不可或缺，不僅好比西洋之於希臘羅馬，而且由於千餘年來其文字用語，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的語言文字，其思想好尚已經牢牢地與我國國民性結合起來，形成了我國特有的文化。」而且漢文甚至成為日本的「第二國文」。[27]那麼與各種漢文注釋書相比有什麼特點，其主眼何在呢？曰：

  

  中國古典的長處在於活躍於富麗莊嚴的文辭間的倫理信念的高尚偉大。因此修漢文者，在可以嫻熟於文辭以構築各種學問的基礎的同時，也可以使人格高潔。這豈不是在維持一世風教上、在矯正物質文明的余弊上，漢籍教育之所以切要之所在嗎？

  然而要發揮高尚偉大的倫理信念，使讀者能夠感化，著者自身不能沒有熱烈的信念。且不論文辭的解釋，至於信念發揮這一點上，不能不說如今陸續出版的各類注釋書甚為拙劣。而在漢學精神旺盛的時代，為燃燒的信念所感動而執筆的國字解著作，不能沒有其熱誠耀動於字裡行間而給讀者以魄力的氣概。這就是當今不斷出現的冷冷淡淡的注釋書，遠遠不及過去國字解著作的原因。[28]

  這種「復活古典教育」的「熱情」，正是發行這套「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的主旨所在。該「全書」刊行後，重野對「國字解式的漢籍」在漢學日本化歷史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