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近代日本的漢籍翻譯及其意義——以田岡嶺雲的「和譯漢文叢書」為例

  一）問題的提起：「訓讀」論所開拓的新世界

  2005年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了大型跨學科研究項目「東亞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焦點的跨學科創新」。其研究成果已經以「東亞海域叢書」（汲古書院2010年開始出版，已出版12卷）和「劃向東亞海域」叢書（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2014年，共6卷）面世。這個項目（成果、初衷）有許多閃光之點，比如，力圖克服所謂「一國史」觀，將原來的以陸地為「國界」的縱向的歷史敘述扭轉為以「東亞海域」為平台的橫向聯繫的歷史知識發掘。這的確如是一次「嶄新、果敢的挑戰」。課題的設計者和一些參與者，當然不以發掘新的歷史知識為滿足，而是企圖通過這個項目來改變讀者的「世界觀」。他們以什麼方式、力圖創造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呢？其手法或許很多，在我看來最引人注目，而且已經影響到國內學界的，莫過於所謂「訓讀」論所開拓的世界。

  重新反思日本傳統文化中「訓讀」這種接受中國典籍的手段或方式，近代以來，隨著日本「國民國家」建設的需要，其得失利弊時常被論及。但是將訓讀論提升到「世界觀」的層次來加以討論，是上述項目的成果《訓讀論：東亞漢文世界與日本語》（2008年）及《續訓讀論：東亞漢文世界的形成》（2010年）兩本論文集，[1]以及在此基礎上面向一般讀者改寫而成的論集《以訓讀的眼光重新認識東亞》的目標所在。[2]2011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外文學院主辦的「東亞中的日本文學：訓讀、翻案與翻譯」國際研討會，[3]或許可以視為日本學界的這種努力在中國的反響。而《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2期推出的專欄「訓讀與東亞漢字文化圈」則為這種反響提供了可以廣泛閱讀的學術文本。中村春作和金文京兩位上述「訓讀論」的代表人物都在此專欄亮相，分別發表了《「訓讀」論開拓的世界》和《東洋漢文訓讀起源與佛經漢譯之關係——兼談其相關語言觀及世界觀》，這兩篇文章都是其各自相關代表作的濃縮或提要。[4]

  簡而言之，他們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一個什麼「東亞世界」，「東亞世界」是隨著漢文文化世界的展開而形成的。以作為文化翻譯的「訓讀」為方法，旨在打破「漢字=中國這種自明的前提」，而通過對漢字文化的重新理解來將「東亞的國家相對化」。進而指出由於中國本身也存在多種語言，常常為異民族所統治，因此漢文訓讀問題在中國自身也存在，中國本身也是由漢字來統一那些曾經使用不同語言的國家而產生的。[5]以「訓讀」論為方法在使東亞國家相對化、特別是將中國相對化的同時，賦予「訓讀」論以普遍意義，即強調「訓讀」論不單是「日本獨自的」技法，在東亞漢文世界的形成中具有普遍的意義，甚至不惜將中國人以現代漢語翻譯古文也視為一種「訓讀現象」。這樣「東亞世界」就由「漢字文化圈」變成了「訓讀文化圈」。上述項目負責人特別點出從894年遣唐使的廢止到1894年甲午中日開戰這1000年間，「儘管幾乎沒有正式的國交，但是進行了豐富多彩的交流活動，這些對於在日本創造所謂『傳統文化』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6]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訓讀」從產生到普遍化、制度化，甚至「身體化」而成為日本的「知識體系」和「教養」的基礎。「訓讀」對於日本「傳統文化」形成的意義，或者說「訓讀」本身的思想文化意義，在「訓讀」論者眼裡，很明顯，已經不單單是一個純粹的學術世界中的問題，他們所力圖開拓的世界，即「訓讀的文化圈」實際上是要重新強調漢字、漢文不僅是日語、日本文化的內在構成要素，而且在東亞各國語言文化中莫不如此。這樣由「漢字直接或間接派生的各種各樣的固有文字所成的文章，進而這些固有文字與漢文的混用文」，形成了作為「東亞文化圈的核心的漢文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已經不是「漢字文化圈」所能夠涵蓋，因此有必要以「漢文文化圈」或「訓讀文化圈」來打破「中國人提到漢字文化圈就總是容易認為周邊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這種中國中心的認識」。[7]從思想史的深處發現漢文訓讀的背後隱藏著其作為日語的一種獨立文體具有與漢文本文對等的地位的國家意識，可謂慧眼獨具。進而強調甚至到現在日本學界中還依然存在著「親中國革新派的直讀」和「反中國保守派的訓讀」論者，[8]或許在無意之間已經給自己的研究塗上了一抹或明或暗的民族主義的色彩。對此我們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9]

  當然，「訓讀」論者提出了一些頗有啟發性的問題，比如，中村春作提出「所謂『漢文』獲得公民權，而被廣泛地學習，是在江戶時代後半期以後，準確地說是明治時代之後的事。漢文的世界作為大眾化的『知識』而被身體化（即血肉化——引者）實際上是在19世紀。『訓讀』就是與這種知識體制分不開的。」[10]明治時代，儘管出現了不少新制的漢字詞彙，[11]但同時圍繞漢字的興廢也展開了論爭。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是如何閱讀漢籍的？漢學、漢籍的翻譯在當時具有什麼意義？這當然也不僅僅是個語言學的問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