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論語兵話》及其他

  我手頭有一本日本學者編的《關於孔子〈論語〉的文獻目錄（單行本篇）》（瀨尾邦雄編，2000年明治書院出版）。該書收錄了自明治初年（1868）到2000年刊行的關於孔子、《論語》的著作，包括初版、改訂、改版等。領域不限於學術研究，還涉及文學、戲曲。儘管這本目錄還不全面，但是其所附錄的著者索引中所列索引項目達900餘項。

  《論語》是被日本儒者奉為「最上至極」的「宇宙第一書」。由於其廣泛的影響力，近代以來，《論語》一方面為引進西方近代學術方法作為文獻批評材料被置之俎上，另一方面也仍然為儒學復興者視為至寶。但是更多的是，日本人根據時代的需要而隨意地將《論語》與政治、經濟、宗教、軍事、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現實狀況結合起來，而讀出各種五花八門的「心得」、作出甚至出人意外的「現代解釋」，以此來對抗，但更多的是服務於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探討《論語》與日本近代化的關係，並非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課題。

  今年5月份，我曾向日本某大學中國學專業的一二年級新生介紹了《論語兵話》這本書。之所以選擇這本未列入上述目錄中的不起眼的著作為例，當時是覺得在日本的中國學界預感有「地盤下沉」的危機之際，有必要告訴青年一代弄清在某一歷史時期，中國的古典與現實的結合可以到多麼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這對於中國學的健康發展或有參考意義。因為這不是那次講演的主題，所以沒有對該書作過多的論述。

  鑑於眼下國內各種《論語》心得流行，便不由得又翻開了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論語兵話》。一個日本軍人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而作成的這本《論語》「心得」，也曾經在日本的現役軍人中「流行一時」且被奉為「精神修養的寶器」，可是到現在似乎已經被歷史無情地遺忘了。除了在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之外，別的地方都已經很難找到了。我因為近年來一直關注與《論語》相關的歷史資料，也是在東京神保町的舊書展上偶然才碰到這本書的。

  在歷史研究者看來，各種遠近「流行」或者並不怎麼流行之事，即便如曇花一現，既然開放出來，其中就一定有不僅屬於它個體成長，同時也折射著社會歷史一隅的「美麗價值」；即便如同昨日打濕過大地的雨點，或稀疏，或密集，也一定可以從它們所留下的印跡里尋演出與明天的風雲變幻之間的某種關係。

  《論語兵話》（1930年軍事學指針社、菊地屋書店出版）的作者西川虎次郎（1867—1944），是日本的陸軍中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曾率師於1920年1月「出征」西伯利亞，任第十三師團長，其活動在他所著的《西伯利出征私史》（1925年）中有詳細記錄。據作者在軍營中所寫的《論語兵話》的序言（1920年3月，序二）記載，在起稿後一個半月僅僅完成其四分之一的時候，奉命派遣到西伯利亞，是在戰場上利用公務之餘暇完成的。他說當時沒有任何參考資料，只不過是記述自己淺薄的經驗而已。

  對於寫作《論語兵話》的起因，作者在執筆之初的1919年12月所寫的序（序一）中說，當時是為了消遣而一時興起，想將《論語》作軍事方面的解釋。對這種想法，他並不是沒有顧慮。他說，《論語》不用說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記述孔子教導其門人之事。附之以軍事上的解釋，明顯地不是孔子的本意。比如魏靈公向孔子問戰法時，孔子就不對而去。這樣的話，將《論語》作軍事上的解釋，他一方面很有成了孔子的罪人之感；同時他又為自己辯解說，著書立言，有必要考慮到時間、處所和地位，孔子生於戰國，所以希望社會安寧、天下和平，反對軍事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孔子生於武王的時代，可能會隨著武王去伐紂。他的理由是《論語》「述而篇」有這樣的記載：「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說明孔子並不否認「三軍之武事」。還有在「子路篇」中孔子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言論。此外，還以王陽明於戰陣之中講授孔學並不違反孔子之意為由，認為「將《論語》作軍事上的解釋、使軍事道德化，毋寧可以說是將儒學的宣傳作多方面的擴展。」

  該書的內容，是作者摘出《論語》中的部分言論，加以訓讀，然後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加以註解。他覺得對這本主要在戰場上執筆而成的書稿，原原本本地不加任何修改而出版，更有意義（序三）。如果說《論語》中的一些教導，在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原則上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的話，那麼將孔子教導門人的言論運用到軍隊教育、士兵教育上，自然也不失為一種活用。如果由此而培養出一批「儒將」或「仁義之師」來，不僅無可厚非，甚至應該說是功德無量的事。

  《論語兵話》的重點的確是在論述作者對軍隊教育、士兵教育方面的意見。如他所指出的那樣，他對《論語》的解釋也不外乎是以自己當時的程度來推測、解釋聖人。他是以武士，甚至強調「以國士自任」來實施其教育的。具體而言，他當時是作為日本派遣去干涉俄國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即第十三師團長。書稿完成之後曾經複寫若干部頒發給部下，強調「軍隊就是家庭組織」、「生死與共就是最親的兄弟」，以此磨礪和穩定軍心，最終目的在於希望「克敵制勝」以「酬皇國之鴻恩於一端」。

  「學而篇」中有「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對此他解釋說，千乘之國為大諸侯，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師團長。師團長統帥師團，第一要慎己，以敬和信來處理一切事務。處理內務要以真愛來對待部下，不可陷於姑息之愛。而使用部下之道，平時與戰時要有所不同。在平時要由易到難，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要鍛鍊能夠忍耐的心性。而到戰場上，則要儘可能愛惜他們，注意讓他們生活愉快。若一旦有必要極度使用，如使其不吃不眠，也要加以鞭撻。這實際上是將來致勝之本。如果此時在使用上猶豫的話，則會導致攻而不拔、追而不及。

  

  除了這樣以身作則之外，他極力批判個人主義思想，認為這與軍人所崇尚的武士道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特別強調在軍隊中盡力於「義心教育」，這是最重要的精神教育。而生死觀是精神教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他反覆說明在戰場上，生死實際上是想像之外，不是人力所可以左右的。因此為了安心地從事戰鬥，必須要超然於生死之外。如他借「先進篇」中孔子之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加以發揮，來舉例說明對於軍人來說生死觀之最為重要。他說，扇子在夏天有很大作用，但是扇子的本來面目是竹子和紙，但是拿一束竹子和一張紙來，誰也不會將其稱為扇子。只有將其按照扇子的形式組合張貼才叫扇子，從而可以發揮扇子的作用。既然是組合張貼而成，那麼什麼時候回到原來的竹子和紙的形態也是當然之理。其理，天下萬物都一樣。生物是由木火金土水組合而成，根據其配合而成為狗、成為貓，繼而成為人，如果一旦解體，都又歸於木火金土水。如果明白這個道理，扇子在秋天被捨棄也不應該生氣；弄壞了成為零散的竹子和紙，也不該有怨氣。只要在是扇子的形狀的時候，盡到扇子的本分而送來清風便可以了。以上不過道理上是如此，即便明白其道理，也不等於達到了其境界。為了達到其境界需要不斷地修養。這恐怕是我們終生一日不可廢的大學問。只要能夠有這種修養，就可以超越於生死之外，一旦開赴戰場就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

  他還現身說法，用忍耐來解釋「仁」。如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說，軍人在戰場上不能不立於槍林彈雨之下，此時如果「氣海丹田之力」鬆弛的話，就決不能戰鬥。戰爭不是好玩的事，誰都會覺得害怕。勇敢與怯弱的區別就在於能否忍耐。他直言自己雖然軍旅生涯三十餘年，但是也做不到若無其事地往返於戰場。因此他的經驗是只能鍛鍊自己的忍耐力，即所謂氣海丹田之力。而且強調這種實驗和鍛鍊僅僅在戰場是不行的，平素不進行修養的話，彈丸之音颼颼而過的話，「臍下之力」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遺漏無餘。

  《論語兵話》不僅僅是講個人修養問題，也論及國家政策及戰爭名義。如「顏淵篇」中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他就聯繫到當時食物不足的問題，認為要獎勵新開墾、新移民，鼓勵人們到滿蒙、西伯利亞去，到北海道、樺太去。關於軍費的問題，他說要根據與鄰國的關係，而必須將國費的大部分用於軍事費，而且要研究以儘量少的經費進行多的兵備。他舉例說，為了戰時徵用而使之製造槍炮彈藥，平時就要給予這樣的工廠以補助，在經濟上可以一舉兩得。萬事以此主義來實施，他稱之為軍國主義，即在經濟上作軍備，使國家的各種設施給軍事提供方便。這樣有必要從各個方面研究使兵備充足，使國家的防衛完備。「子路篇」中有「正名」之說，對此他解釋說，關係到一國興廢的戰爭，其名不正，決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如果名正，則敵國的國民也會同情我方，因此敵愾心變得薄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名義皆為正者，所以議會一致確定預算是理所當然的。日德戰爭其名也並非不正，履行了日英同盟的義務。如果不在正確的名義下開戰就得不到天下億兆的同情。他的軍國主義的國策論當然主要是就操作層面而論，而他力圖為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正名，也並不從普遍的道義上來論其正邪，這些都不過是出於其自賣自誇的「使軍事道德化」的先入之見。

  當然該書中也有完全脫離修養論而專從軍事即破敵而言者。如對「述而篇」中的「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的借題發揮便是。他認為這在軍事上是「最必要的事」。眾所周知，化學武器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使用。他認為將理化學大大地利用到對敵行動上，其研究的範圍很廣泛。而且將來的戰爭中這樣的設施會越來越多。他對於這種將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巧妙地實施應用到戰爭中」的做法是持肯定態度的。也就是說只要達到制勝的目的，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可見其所謂「道德化」的「偽善性」。

  《論語兵話》的出版得到了當時軍界要人的大力支持。白川義則（1868—1932），陸軍大將，曾任關東軍司令官，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時任陸軍大臣，因為對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事件處理不力，而導致田中內閣總辭職。後來於1932年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停戰之後被朝鮮人炸傷而死。為該書題字「其致一也」。武藤信義（1868—1933），陸軍大將，曾任關東軍司令官，1927年任教育總監。後來，為《日滿議定書》的締結、「滿洲國」的建立煞費苦心，被授予「元帥」稱號後不久去世。為該書題字「文武一如」。當然其所「致」與所「如」，在他們都是心照不宣的。

  這樣的《論語》心得，在近代以來的日本並不是多麼新鮮的事。1935年北村佳逸出版了《孔子教的戰爭理論》（南郊社）一書，將「孔子」完全打扮成了一個軍事理論家，無非也都是為了適應那個時代的需要。此外，在經濟方面，澀澤榮一的「右手拿算盤、左手拿《論語》」以發展實業的「論語算盤說」早已經眾所周知，由此而衍生出來的關於經營與《論語》、人生與《論語》的心得讀本不勝枚舉。文學家、法學家、企業家、記者、學者、政客等等，借《論語》以抒懷、嘆世而留下「心得」者，數不勝數。如在《論語兵話》出版的同時，曾任警視總監的赤池濃（1879—1945）所著的《從政教看論語新解釋》也由早稻田大學出版社出版。而1993年現役警察清水熙康所著的《論語與警察》（展轉社）也抱著「想將《論語》在警察中復活」的想法。

  《論語》還是那本《論語》，但是時代不一樣了，同樣是軍人、警察，其心得自然也會不一樣了。而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來閱讀這些心得。這些心得，雖然很難進入學院派的經典解釋史的視野，但是，哪怕它們是對古典的「濫用」，在社會思想史領域也都是非常有用的素材。如果以《論語》為例，研究中國的古典是如何融入日本社會的各行各業中去的，在各個時代有什麼不同的特徵，那麼如此種種「濫用」，不僅是日本社會思想的寫照，也是研究中國學或中國的古典如何被「日本化」的珍貴資料。這樣看來，對於所謂「濫用」與「中國學的健康發展」還不宜做過於簡單化的理解。而相對於日本學者所感到的其「中國學地盤下沉」的危機，在中國學的故鄉，我們的「國學」則似乎呈現一片日趨繁盛並有延及海外之勢。我們如何來看待自己的「濫用」與「健康發展」，無疑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原載於《讀書》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