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楊樹達（1885—1956），湖南長沙人，語言文字學家，在中國語法學、修辭學、訓詁學、古文字學、經學等領域均有建樹，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其著作修訂、增補，匯成《楊樹達文集》十七種出版，其《高等國文法》等著作在日本也具有廣泛的影響。[18]他早年問學於葉德輝門下，[19]1905年留學日本，後肄業於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對西方文法學和語義學最有會心，自言：『我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受了歐洲文字語源學的影響的。』故其學問因融合中西學術傳統而顯示出自己鮮明的特色。」[20]據說其用漢英兩種文字書寫的留日日記現存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21]1911年回國，先後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湖南大學等校任教。這裡根據北京大學出版社重版的《積微翁回憶錄》（以下所注頁碼皆出自該書），摘錄其中與狩野直喜交往的文字如下：

  【1925年5月25日】「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寄贈景印《元雜劇三十種》。」（第17頁）

  【1927年10月31日】「訪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兩博士於北京飯店。松崎柔甫（鶴雄）托余為狩野先生購書於長沙。余為購寄，附呈《漢書補註補正》一冊於先生求教。先生復書致謝，於余書獎飾備至。前年先生來京，余以事忙未及往謁。先生囑張少涵[22]致意於余。此次先生來京，馬幼漁[23]見先生，先生又問及余。今日往見，先生譽余書不已。余昔留學京都，時先生任京都大學教授，每日過先生之門。於因言：『先生如此過獎，蓋出自激勵後進之意云爾。』先生曰：『此殊不然。』因言平生最喜讀《漢書》，愛之不忍釋手。向嘗治英、法文學，文章之工，未有若《漢書》者。蓋超出各國小說之上雲。以此知先生確有真知灼見，非其他日本人所能望也。」（第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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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4月】「日本狩野博士（直喜）來京。廿二日余往訪之，贈以《漢書札記》六卷。博士以影宋《曲禮疏》卷子報余。蓋博士六十壽時，門下諸君印行為紀念者。余於《漢書》，嗜讀之而已；博士贊余為班氏功臣。日前柯鳳蓀先生稱余為集《漢書》之大成。皆前輩獎掖後進之辭，非余所克當也。」（第25頁）

  【1928年5月10日】「余宴狩野直喜博士於宣南春飯莊。他客除日本人橋川時雄、小平總治外，為陳寅恪、陳援庵、林礪儒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清華，宿於余寓。」（第26頁）

  【1930年4月23日】「日本狩野博士來書，盛稱《周易古義》之美，蓋前輩獎藉之意也。」（第31頁）

  【1930年6—7月】「日本人用庚子賠款招學界同人往其國旅行。」

  7月3日，「訪狩野君山博士。久待不出，方怪之。既出，則易中國服馬褂長衫接待中國賓，以為敬也。一見。博士極稱余《周易古義》之美。旋導遊京都大學圖書館，見所藏唐人寫《玉篇》殘葉及《白氏文集》、宋本韓柳文集及《元龜》殘本。博士雲《元龜》為我國所無，宮內省圖書寮亦有一部雲。又有日人海保元備著《尚書漢注考》稿本，皆珍籍也。旋赴花山天文台參觀，晚赴博士宴，十時別歸旅舍。」（第32頁）

  從上述楊樹達的回憶來看，與狩野直喜的交往，內容涉及互贈著作、互訪、互相宴請、代購圖書，特別記述了狩野對楊樹達的關心和對其著作《漢書補註補正》《周易古義》的稱讚、對中國學者的尊敬等。狩野直喜對晚輩楊樹達的關心、稱重和尊敬，這一方面表現了狩野謙虛、博大的儒者風範，更重要的是對楊樹達學術業績的肯定。可以說是近代中日文人之間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一段佳話。

  就學術傾向而言，能夠接受西方近代學術的影響、擅長考據而不貶性理之學，可以說是二者共同的特點。狩野直喜曾以「考證學」自許，但他不是狹隘的經學家或考證學家，而是在堅持經學的立場的同時，通曉各方面的學問，是當之無愧的「通儒」，[24]如王國維所言，是一代「儒宗」。楊樹達在1940年代已被譽為中國「訓詁小學之第一人」，他自己也表示：「余於訓詁校勘之學，受高郵王氏之影響頗深，故所著書，頗有相類似處。」[25]1942年12月25日，陳寅恪（1890—1969）在《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贊曰：「先生平日熟讀三代兩漢之書，融會貫通，打成一片。」並在當時的亂世之中期待：「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於京師太學。」[26]被譽為「國老儒宗」的楊樹達，博通群經諸史，其心儀之學，從其好友、音韻學家曾運乾[27]去世之際，對清代以來湘學發展所作的一段評述中可以略窺一斑：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學，自唐陶山（仲冕）[28]承其家學（父奐，曾有辨偽《古文》著述），餘存吾（廷燦）[29]遊宦京師，兩君頗與戴東原之學接觸；陶山之子鏡海（鑒）仍折歸宋學。乾嘉之際，漢學之盛如日中天；湘士無聞焉。道光間，邵陽魏氏治今文學，承其流者有湘潭、長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為卓絕。然今文學家，不曾由小學入；故湘籍學者承東漢許、鄭之緒以小學音韻訓詁入手進而治經者，數百年來星笠一人而已。[30]

  這與從考證學入手而治經學的狩野直喜的學術志向也是一致的。他們都推崇皮錫瑞之學，又都不迷信其學。楊樹達翻刻過皮錫瑞的《師伏堂筆記》，[31]又在1939年12月19日記道：「閱皮鹿門先生《春秋通論》，大體平實，而亟稱劉逢祿書，似為偏見，劉書實無可取也。」[32]而狩野直喜對劉逢祿（1776—1829）「重新以何休的解釋力圖將公羊學貫徹到底」的為學態勢，評價說：「其學力雖可嘉，其正否自當別論。」並明確表示「不能認可其說」。[33]但是，即便如此，他在其《中國哲學史》中還是不惜重墨，以僅次於朱熹，而幾乎與顧炎武、黃宗羲相當的篇幅對其做了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