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狩野直喜與皮錫瑞[34]的關係，值得探討。

  這種關係最早見於《君山文》卷九《覆皮名振》，全文如下：

  皮君執事承教。執事為鹿門先生文孫，彼因刊行遺書，將以一本見送，謝謝。仆十年前偶得令祖所著經學數種而讀之，其於今文古文之派別、經學史學之異同，討原究委，剖析無遺，竊嘆以為清末經師冠冕。以仆所聞所見今人之治今文學者，西有井研、南有南海，然遠不如令祖之經學朴茂、文章爾雅。至其體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議論平允，則又非劉逢祿、宋翔鳳諸人所能企及也。唯僅窺一斑未見全豹，乃蒙厚貺，定慰調飢，感甚謝甚。再有請者，仆於令祖學術能言其一二而未審其出處事跡。倘有瘞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讀其書而思其人，幸得如願，感何可言。專覆奉謝，順請台安。某頓首。

  皮名振，字芋岩，為皮錫瑞次孫，皮嘉祐（著有《三禮鄭注引漢制考》等）之子。生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著有《皮鹿門年譜》（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鉛印本，1981年台灣商務印書館以《清皮鹿門先生錫瑞年譜》之名，收入王雲五主編的「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六輯）。據皮錫瑞門人李肖聃[35]為該譜所作之序，可知1930年7月此譜初稿已成。《年譜》中《皮鹿門先生傳略》中說：「公平生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師伏堂叢書》及《皮氏八種》。」對於《皮氏八種》，解釋說是：「善化皮氏師伏堂近年重印《師伏堂叢書》中之經考，成《皮氏八種》一集。」狩野直喜的這封復函，寫於何時，沒有註明。但有以下幾點可以推測：

  第一，時間或在《皮氏八種》重印之後。所言「彼因刊行遺書，將以一本見送」，所「見送」或為《皮氏八種》中一本。

  第二，時間或在《皮鹿門年譜》成稿之前。此復函所言「再有請者，仆於令祖學術能言其一二而未審其出處事跡。倘有瘞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其所請，很可能成為皮名振完成此年譜的一種精神動力。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中在介紹皮錫瑞時，說：「其著述稍後傳來日本，我讀之覺得有趣，但在當時的中國似乎並不有名。我不知其履歷，僅僅聽說為某師範學校的教師。」[36]到1928年狩野直喜從京都大學退休，「中國哲學史」為其主講的科目之一。此處的「不知其履歷」與上述「未審其出處事跡」意思相同。希望進一步了解皮錫瑞，也正是他給皮名振復函的重要原因。皮名振不負所望，完成了其祖父的年譜。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皮鹿門年譜》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花的一項成果。

  第三，前述楊樹達的回憶錄中，1927年10月31日記載「松崎柔甫（鶴雄）托余為狩野先生購書於長沙」。「將以一本見送」或為此時皮名振贈其重印的《皮氏八種》中之一本。

  

  中國學者最早將狩野直喜與皮錫瑞聯繫起來的，見於李肖聃的《湘學略·鹿門學略第二十一》中。曰：

  自先生存時，書已流傳人間，及其歿後，遺著及於海外。日本博士有專治先生之學者，皆言先生治經之精，或且出二王先生之上。或者謂先生力贊維新，若逆知世變，識力高出世儒。[37]

  日本博士狩野直喜研究先生之書，常於京都大學為諸生講演。[38]

  其中「日本博士有專治先生之學者」所指何人，或是否確有其人，尚待考證。[39]而所言狩野直喜研究皮錫瑞的著作，由狩野給皮名振的信函可見；「常於京都大學為諸生講演」，由狩野的弟子整理其講稿所成的《中國哲學史》中有專門論述皮錫瑞一節可以見證。但是，據收錄在《星廬日錄》中李肖聃給皮崇儉（皮名振之侄）的信函中甚至提到，皮錫瑞「聲名達於寰中，遺書行於海外，狩野以茲成業，弟子誦義無窮」。[40]「弟子誦義無窮」之所指，或許可以看作對狩野直喜的弟子小島祐馬標點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在日本出版[41]之事的評價，而「狩野以茲成業」，含義有些模糊，如果此言有將皮錫瑞的著作（學術思想）視為狩野直喜學問成就的基礎的意思的話，強調得似乎有些過頭。雖然狩野直喜推崇皮錫瑞「於今文古文之派別、經學史學之異同，討原究委，剖析無遺，竊嘆以為清末經師冠冕」。盛讚其學問「體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議論平允」，這些稱讚雖非虛言，如果將這種讚美之詞理解為會心的期許，理解為「同心相見稀」的知己之言，理解為一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或許更加妥當。皮錫瑞和狩野直喜的經學思想關係究竟如何，這個問題留待今後進一步研究。

  通過上述狩野與湘籍學者的詩文交往或學術交流、互訪宴請等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情趣盎然的文人狩野直喜的形象，特別是他在迎接中國賓客時，為了表示敬意而「易中國服馬褂長衫接待」的情景，頗值得回味。當然，要全面理解其人文情趣，大而言之尚需對其世界觀、人生觀、中國文化觀作進一步的探索；小而言之，亦需對其現實生活中的交往情況，至少對其漢詩文進行全面的分析。而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作為身處近代日本社會遽變的大時代中一名「帝國大學」的教授，他的文人情趣中雖然有對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並有「不是淵明不折腰」的詩句，[42]但是《君山詩草》中也能夠看到「神州男子氣如虹」或「天兵百萬度關河」、「天兵今已度汾河」之類體現那個時代特色的「豪邁氣概」。[43]對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需要作歷史的分析，這是不言而喻的。

  （原載於吳震主編：《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孔學堂出版社，2015年。）

  注釋

  [1]1948年4月弘文堂刊行的《東光》第5號為「狩野直喜先生永逝紀念」特輯，參照其中小島祐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倉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國文學》、宮崎市定《歴史家としての狩野博士》、鈴木虎雄《君山先生との唱和》等。

  [2]參見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

  [3]參見嚴紹璗的《日本中國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劉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的相關章節（嚴紹璗著作的第八章「近代日本中國學早期古典研究的學術流派」中第一節為「實證主義學派——以狩野直喜、內藤湖南與『支那學社』為代表」，劉岳兵著作的第五章為「狩野直喜論：中國古典解釋學的現代復興」）。1912年狩野直喜遊學歐洲之際，王國維有長詩《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開篇即有對狩野直喜之學「歸宗於儒」的評價，曰：「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平生未擬媚鄒魯，肸蠁每與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王國維：《觀堂集林》，見謝維楊、莊輝明、黃愛梅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38頁。）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譯《中國學文藪》收入王曉平主編的「日本中國學文萃」中，201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有利於中國學者對狩野學術思想的了解。

  [4]參見近年來發表的《葉德輝的兩個日本弟子》（《讀書》2007年5月號）、《楊昌濟的思想與日本（上、下）》（《船山學刊》2010年第2、3期，此文上、下篇合編以《近代湘學與日本——以楊昌濟為例》為題刊於方克立、陳代湘主編：《湘學》第5輯，湘潭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March 2013）、《內藤湖南與「湘學」》（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十五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4月。）

  [5]倉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同前《東光》第5號，第13、15頁。

  [6]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國文學》，同前《東光》第5號，第24頁。

  [7]《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築摩書房，1975年，第269、274頁。

  [8]《大正丙寅初夏邀飲夏王二君南禪寺天授菴，鳳岡祭酒有作，夏和之，予亦用其韻》，《君山詩草》，第7頁。「夏君」待考。該詩中有夾注曰：「夏君山東人。」接著有《贈夏君用其登天王寺詩韻》兩首中，有夾注曰：「君精音律，尤好古琴。」同上《君山詩草》。

  [9]狩野直喜：《君山詩草》，第12—13頁。白堅與日本的關係，參見高田時雄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高田時雄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刊》創刊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該文「補遺」「再補」「三補」，見該刊第2號2008年、第6號2012年、第8號2014年）；錢婉約：《白堅其人其事》（《中華讀書報》2013年12月4日）。

  [10]詩曰：「寒雲寥廓雁呼群，盃泛黃花酒正醺。古寺有尼護遺像，空山無鹿到孤墳。詩草留得千秋業，氣節傳來百代文。勝會偏欣邀遠客，半林楓葉對斜曛。」狩野直喜：《君山詩草》，第13頁。其詳情可參見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補遺）》中的「《四翁樂群圖》中的白堅」一節（高田時雄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刊》第2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8年，第186—187頁）。

  [11]杜甫《夢李白》詩中有「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之句。

  [12]狩野直喜：《君山詩草》，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承印，1960年8月，第8頁。

  [13]即日本五山文學的代表作家中岩圓月（1300—1375）的《日本書》，該書主張日本皇室為吳太伯的子孫。

  [14]「那珂久世」為那珂通世（1851—1908）之誤。「石黑浪六的《天地開闢史談》」待進一步查實。

  [15]陳爾靖編：《王芃生與台灣抗日誌士》，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第459頁。《山海經》中「海內北經第十二」有如下記載：「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

  [16]王芃生：《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見陳爾靖編：《王芃生與台灣抗日誌士》，第301頁。

  [17]以下所引自《莫哀歌草》者，均見陳爾靖編：《王芃生與台灣抗日誌士》，第409—414頁。

  [18]日本學界研究文章，參見景慧：《楊樹達の文法學——「馬氏文通」との比較を中心に》，宇都宮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會編《外國文學》（42），1993年8月；鳥井克之：《楊樹達「高等國文法」》，關西大學文學會《文學論集》第42卷第1號，1992年10月。

  [19]「樹達年幾志學，獲侍坐隅，飫習緒論，殆逾卅載。……樹達忝廁門牆，未窮涯涘，望若止於興嘆，傳業邈其難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長沙受業弟子楊樹達敬撰。」參見楊樹達：《郋園全書序》（《積微居文抄》，楊樹達文集《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84頁）。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楊樹達文集叢書〉出版說明》（2006年12月），《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抄》（楊樹達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頁。

  [21]楊逢彬：《〈積微翁回憶錄〉重版後記》，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02頁。

  [22]張貽惠（1886—1946），字少涵，物理學家、教育家。曾留學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23]馬幼漁（1878—1945），名裕藻，字幼漁，音韻學家、文字學家。曾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時任北京大學教授。

  [24]參見前述《東光》第五號中收錄的小島祐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作為「儒學家」的狩野直喜的學問特點（對日本及中國傳統儒學的繼承、經學家和思想家之間、解釋與欣賞之間、學術與政治之間），請參見前述拙著《日本近代儒學研究》。

  [25]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4頁。

  [26]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0、261頁。

  [27]曾運乾（1884—1945），湖南益陽人，字星笠，音韻學家。有《尚書正讀》《音韻學講義》等著作。

  [28]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號陶山，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著有《儀禮蒙求》（錢大昕、孫星衍序）、《周禮六官表》、《陶山文錄》、《陶山詩錄》等。其父唐煥（字瑤章，號石嶺），乾隆六年（1741）舉人，著有《尚書辨偽》（姚鼐序）、《克己齋四書》等；子唐鑒（1778—1861，字栗生，號鏡海），為曾國藩之師，學宗朱熹，著有《朱子學案》《朱子年譜考異》《唐確慎公集》《國朝學案小識》等。

  [29]余廷燦（1735—1798），字卿雯，號存吾，乾隆三十二年（1767）進士，任翰林院檢討，兼三通館（清代修書館名，乾隆三十二年開設）纂修。著有《存吾文稿》等。

  [30]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45年1月20日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5—156頁。

  [31]「皮鹿門先生《師伏堂筆記》三卷止有鉛印本，流播不廣。余為付刻，且序之，是月刻成。」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1930年1月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0頁。

  [32]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9頁。

  [33]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岩波書店，1953年，第632頁。

  [34]《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詞條「皮錫瑞」解說如下：皮錫瑞（1850—1908）清湖南善化（今長沙）人，字鹿門，一字麓雲。光緒舉人。曾主講湖南桂陽龍潭書院、江西南昌經訓書院。中日甲午戰爭後，極言變法不可緩，並謂改政必先易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任南學會會長，講演學術，貫穿漢、宋，融合中西，言保種保教必先開民智，論抵拒洋人通商傳教之法，述孔子改制、變法興國之事。遭頑固派肆言詆毀，遂赴江西，仍主講經訓書院。戊戌政變後被革去舉人，遂回原籍，杜門著述。後出任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纂修。博通群經，崇尚今文，慕西漢傳述今文《尚書》之伏生，署所居名「師伏堂」，人稱「師伏先生」。著有《五經通論》、《經學歷史》等。另有《師伏堂叢書》、《師伏堂筆記》、《師伏堂日記》、《皮氏八種》等。（鄭天挺、吳澤、楊志玖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音序本）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1942頁。）研究皮錫瑞的專著，中國大陸有吳仰湘《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嶽麓書社，2002年）。台灣近年出版有高志成《皮錫瑞〈易〉學述論》（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何銘鴻《皮錫瑞〈尚書〉學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

  [35]李肖聃（1881—1953），早年問學於皮錫瑞。1904年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等校求學，1911年歸國。1913年梁啓超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李肖聃為其文字秘書。後任湖南大學教授，著作有《湘學略》（1946年初版，國立湖南大學鉛印本）等，後結集為《李肖聃集》，收入「湖湘文庫」，嶽麓書社2008年出版。毛澤東有一首《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李淑一即為李肖聃之女。

  [36]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第646—647頁。

  [37]《李肖聃集》，第99—100頁。

  [38]同上，第103頁。

  [39]鹽谷溫在《東亞研究》（第三卷第二號，1913年2月）發表的《湖南老儒とその選著（二）》論及皮錫瑞，首先簡明扼要地介紹了皮錫瑞的履歷：「皮錫瑞先生，字鹿門，其讀書之堂曰師伏堂。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貢，光緒八年壬午科舉人。歷任江西經訓書院山長、湖南優級師範、高等學堂之主講。光緒戊申正月身故，享年六十歲。」並指出：「其學兼通漢宋，入南學會主唱變法進取主義。其言曰：『弟所學本兼漢宋，服膺亭林船山之書。素主變法之論，今講已十餘次，所說非一端。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大，開通漢宋門戶之見；次者變化開智，破除守舊采攣之習。如是而已。』可以察其學風。曾著醒世歌，其中有言：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旁？蓋欲破夷夏之防而合內外之教。」又說：「皮氏學兼漢宋，其說極為平正穩健，絕無葉氏縱橫武斷之跡。為初學者之好指針。」

  [40]《李肖聃集》，第388頁。

  [41]皮錫瑞著、小島祐馬點：《經學歷史》，京都匯文堂，1917年。

  [42]《君山詩草》，第10頁。

  [43]《君山詩草》，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