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論》譯者松井等的中國研究

  如前所述，內藤湖南曾主張想要為當下的中國出謀劃策，就要了解和利用中國古人的議論，松井等也強調要「探究中國情況」，「考究中國的國情，不可不參照中國論客之所見」。因此，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研究可謂成就斐然，對此中國學者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74]但是我們關注的對象還主要是當時日本帝國大學（特別是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中國研究的教授這類所謂大學者，而對一般的中國研究者關注不夠；而且目前的研究多局限於就中國研究而論中國研究，基本未出中國研究的論域，而對其中國研究與近代日本知識建構的關係論述得還不充分。

  《宋朝史論》的譯者之一松井等（1877—1937）其人，如前述市村瓚次郎所推薦的那樣，「長期研究東洋的史學，尤其對宋史造詣不淺」。日本學者在梳理其「東洋學的譜系」的時候，松井等也與箭內亘、今西龍、池內宏、羽田亨、和田清等英才被視為「市村·白鳥時代東京大學東洋史學出身的逸秀」。[75]松井等去世後，高橋政清撰有《松井等先生小傳》刊載於《國史學》第33號。吉川弘文館的《國史大辭典》中也有山根幸夫執筆的專門詞條介紹。他190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史學科，之後參加陸軍，親歷過日俄戰爭，隨津野第四軍參加柝木城、遼陽、沙河、奉天諸戰，因其戰功而升到步兵中尉。1906年進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翌年為國學院大學講師，一直在該校任教，1920年升為教授。松井等的中國研究，與上述「興亡史論」叢書顧問白鳥庫吉關係密切。1908年1月在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支持下，在南滿洲鐵道會社設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庫吉為主任，當時的部員只有箭內亘、松井等、稻葉岩吉三人。[76]池內宏、津田左右吉後來加入進來。該研究的意義，白鳥從政治上、學術上都作了說明。他說：

  在現代，各種事業都必須建立在確實的學術基礎上，滿、韓經營也固然如此。然我國民對該地方的學術研究尚屬幼稚，不足以作為實際事業的指針。從我的史學專業而言，其政治史，就連其民族之間競爭的事跡也還有許多未闡明，烙印著許多民族盛衰興亡之跡的白山黑水，有暗雲深鎖之感。這塊土地與我國這樣的半島國家有緊密的關係，古今皆然，而且半島上的風雲變幻，常常起因於滿洲之曠野，因而滿洲也直接關係到我國運之消長，古今猶然。念及此，究明此間各民族競爭的真相，知悉造成現在的形勢的由來，對經世家而言就不能等閒視之，而史學的如此狀況，真是令人遺憾。而一般學術界也大致如此。這是我呼籲滿、韓研究為當今之急務的理由之一。[77]

  松井等在白鳥庫吉的感召和關照下加入了這一研究行列，先後發表了《隋唐二朝高句麗遠征的地理》《渤海國的疆域》《遼代在滿洲的疆域》《從許亢宗的行程錄看遼金時代滿洲的交通路線》《金代在滿洲的疆域》等論文。調查部解散後又在東京大學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上發表了《契丹勃興史》《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遼代紀年考》《契丹的國軍編制及戰術》《宋代對契丹的戰略地理》《北宋對契丹的防備與茶的利用》《北宋對契丹的配兵要領》等論文。而松井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僅被白鳥庫吉吸收到他的朝鮮史和「塞外民族史」研究中，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78]

  

  關於松井等中國研究的經歷，從其自述來看，大致經歷了從一高受那珂通世的影響到進入東京大學選擇東洋史作為自己的專業，畢業後從軍的經驗一時讓他對歷史研究抱有根本的懷疑，後經箭內亘介紹加入滿鮮史研究團隊。[79]據調查，松井等的中國史研究主要著作還有：《改訂中等東洋歷史》（東京：寶文館，1915年）、《東洋文化觀》（東京：國史講習會，1922年）、《支那現代史》（東京：明善堂，1924年。1939年以《支那近代史》再刊）、《東洋史講座·第四期前編·滿洲民族盛衰的時代》（東京：雄山閣，1930年）、《東洋史講座·第四期後編·新支那時代》（東京：雄山閣，1930年）、《東洋史概說》（東京：共立社，1930年。1934年訂正增補以《東洋史要釋》為書名再版）、《東洋史精粹》（現代史學大系第12卷，東京：共立社，1931年。1946年由日本圖書株式會社再刊）、《支那現代思潮》（岩波講座「東洋思潮」，1934年）、《東洋近世史2》（編著，世界歷史大系第9卷，平凡社1934年）等。以上著作中的一些相關內容與文字或有重複之處，但也各具特色。其中《東洋史概說》一書是根據作者在國學院大學、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大學、陸軍大學、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大正大學、日本大學、千代田女子專門學校等學校講授「東洋史」課程的講義整理而成，該書《序》（1930年1月）中特別指出：「在整理之際，省略了大部分的理論說明，關於這些理論上的說明，預計將來在拙著《東洋史燈》中詳細論述。」[80]《東洋史概說》一書頗受好評，1934年將其加以訂正增補，改名為《東洋史要釋》出版。[81]松井等的著作中並沒有《東洋史燈》這本書，但是在《東洋史概說》出版一年後，1931年出版了其《東洋史精粹》，從該書的前言及內容看，該書確有偏重史論的特點。而且相對於其他著作，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該書所受王船山《宋論》影響的痕跡，其他著作援引王船山論述未標明出處，此書都直接標明了。而且從二戰之後該書還能得以再刊看，此書也可視為松井等的代表作。因此這裡以該書為中心簡要說明相關情況。

  首先從歷史觀來看，松井等的思想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東洋史精粹》的前言中說：

  歷史，只要將事實作為事實來直書就可以了，對於事實加以所謂理論上的說明，那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史論。這種說法也有時占有很大勢力。我記得也曾經接受過這方面的教導。如果被這種說教束縛，很可惜，一生就會在年代記的編纂那樣的工作中過去。我的一生由於某種最為重大的動機所激發，能夠改變觀察歷史的眼光的方向，我為此暗自竊喜。

  歷史，不是單獨的事實的拼湊，是生活變遷的說明。與理論不理論無關，說明本身即是事實，零零碎碎地排列的事實，實際上不過是事實的表象。將這種說明加在東洋史上，這裡將其命名為東洋史精粹。[82]

  這種歷史認識的觀念上的改變，在此前一年出版的《東洋史概說》中就已經表現出來。「歷史應該是對從過去到現在的事像的變遷、其流動的狀態的說明。對其流動狀態的說明是當今東洋史至難之事。」[83]即單純的事實拼湊得到的只是歷史的表象，只有對史實的說明、對流動的歷史過程的解釋，才是歷史的精粹，而這也是最不容易的。在「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其「將事實作為事實來直書」，即注重對事實本身的考據性的研究階段。隨著他在國學院大學等學校講授通史性的「東洋史」課程的經驗積累和曾經在日俄戰爭中「滿洲」戰場上的「與皇國興廢」共生死的精神歷練，即其所謂人生中「最為重大動機」的激發，他的思考不僅僅停留在歷史的表象上。「不只是將過去作為過去來考察，而應該通過理解過去的事象來說明現代生活的實相。成為歷史中考察對象的，都是人類生活變遷流動的樣態，無視這種流動，歷史學就不成立。」[84]也就是說，松井等的歷史觀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歷史學家需要對流動的歷史現象進行理論上的說明，這種說明，即史論是歷史的精粹；第二，研究過去的歷史事像，是為了說明現代生活的實相，目的在於解釋現實的生活，對理解現實生活有用，即治史要有經世的目的。而這兩個方面恰恰都是船山史學的重要特徵。如作者所言，讀過王船山《讀通鑑論》和《宋論》的人都「應該知道王船山是中國的史論家，尤其是興亡史論家之白眉。」[85]船山更強調史論的經世之功。他主張：「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慾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86]簡而言之，「史無闡幽之筆」，則「不如其無史也」。[87]

  而且松井等的這種歷史觀，也融入了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相關事象的理解與評價中。最為明顯的是他對清初「考據學」的評價：

  考據學實際上是清代學術的特色。回歸古典是考據學的標語。探究中國古代文化是考據的目的。其學風之端緒在於排斥明代空疏的哲學觀念遊戲，而要求興起對現實生活有意義的學問。興起對現實生活有力量的學問，不要依賴書籍，而是直觀我們生活的本身，必須從其生活經驗中找出可以作為我們行為的信條，顏元、李塨一派就是這樣主張的。有別於此，要求自身發揮古代賢人的精神，將這些賢人的見識與行為作為參考，而認為建設在我們的現實中發揮作用的學問是關鍵，因此古典研究是當務之急。顧炎武是這一派的開祖。忠實地研究古典，體會先賢的思想與風範，由此創造我們的生活信條，這是顧炎武的主張，其研究的結果以片段的形式留下來，就是名著《日知錄》。

  黃宗羲與顧炎武懷著同樣的主義，認為為了了解先賢的精神研究歷史非常重要。他為了以簡潔而強有力的方式對先賢的精神進行說明，著作了一本《明夷待訪錄》。該書為中國近代革命黨人所愛讀，但當初並非是為鼓吹革命而寫的。如果將黃宗羲作為古典研究的歷史派的話，作為哲學派的大家而得到認可的是王夫之。他以宋代學者的人格修養為目的，想要將心性論和倫理說結合起來以在現實中活用，在政治評論方面也頗有見識。在《船山遺書》的豐富著作中，宋代性理研究及相同態度的論述很多，還有像《黃書》這樣的國粹主義的政治論著作。該書也是近代中國革命黨的愛讀書之一。[88]

  就是說，研究古典、考據，不是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要對現實生活、對自己的心性修養發揮作用、形成正能量。這樣評價考據學，實際上也是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以定位並賦予意義。《宋朝史論》與《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的譯介對其潛移默化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船山史論的影響，還表現在松井等在其著作中充分吸收了王船山的一些具體觀點。如松井等在批評「宋朝對北方之敵的態度，完全是甘於懦弱姑息，其迫在眉睫也只是空有騷然議論」之後，緊接著就援引王船山《宋論》中的言論：「清朝王船山譏笑說：『無事而嬉於堂，聞變而哄於市，今古敗亡之券』。此評語，真是至理名言。」[89]又如在揭示仁宗時代治世的背面已經啟亂政之源，也贊成王船山的見解：

  慶曆之世，雖然可以享受學藝發達的餘裕，但是缺乏更新多年萎縮的國勢的勇氣。特別是仁宗有善納諫言的美名，重視政道之體，獎勵政治上的進言獻策，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忠實於政治，但實際上對多數諫言的當否不加檢討，許多場合是原封不動地就敢根據這些意見來進行制度變更。因為本來對諫言就考慮得不充分，卻因此而誘發喧鬧的政爭，而許多人為黨爭而利用政論。其後，從神宗到整個南宋時代，擺弄華而不實、無責任的政論這一惡習蔓延開，整個宋朝都為政論之喧囂及黨爭之煩惱所困。指出其弊害已經從仁宗時代就開始的，是清朝的王船山，他揭發了慶曆治世的反面，是很正確的見解。[90]

  還有些地方沒有直接引用或註明，但明顯是接受了王船山的觀點，如松井等所言南宋的再度議和即金世宗與宋孝宗的相和，「實際上是南北雙方士氣衰弱的結果，達成的和平不過是消極的和平」[91]等等，不一一列舉了。

  研究者的視角與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甚至會是矛盾的。體現在其研究成果中不同的思想主張，對當時的知識建構的作用也會有所不同。上文已經探討了松井等的歷史觀的變化及其與船山史論的關係，實際上，松井等對中國的態度和認識，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起初，像日本當時許多的中國研究者和一般的社會輿論一樣，他在政治傾向上表現了對日本政府的認同，如1915年9月出版的教科書《改訂中等東洋歷史》的結尾，他表示了對「二十一條」的贊同並主張「監視列強在中國的活動」是日本必須承擔的責任與義務。[92]1922年，松井等出版了《東洋文化觀》，觀察中國的視角從政治、國家的側面轉換到文化、社會的方面。而且他非常重視中國社會中的個人平等觀念，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組織的基本觀念。但是由於宗法家族制度的束縛，這種觀念沒有能夠使獨立自主的精神得到發揚。[93]雖然他在分析中國文化的具體方面時提出了種種批評，但是，從總體上給予同情和希望。他說：「中國社會飽經滄桑，長期積累和品嘗了許多悲喜的經驗。中國的社會已經不是深閨的處女，而是精於世故的妖婦。」[94]這種飽經滄桑的社會與深厚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國社會的爛熟與中國文化的發達不能分開來考慮。中國社會的履歷，難道不是指明了其他各國的社會應該去探尋的方向嗎？中國的文化難道不就是其他各國的文化前進的目標嗎？」[95]他指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中國，看上去已經不像樣子，全然失去了風采，因此我們容易嘲笑其文化迴轉的氣運如同煙消雲散。要看到千年古樹開花，也許還在幾年之後，但是要知道這古木還牢牢地紮根在這片大地。」[96]繼而他對因為政治的混亂而對中國進行所謂「國際管理」提出懷疑，主張「民國將來的命運必須由民國人士的覺醒去開拓」。[97]作為日本的歷史學家，他被認為是「最先承認中國新文化運動意義的」。[98]促使他實現這種思想轉變的因素雖然尚待進一步研究，如前所述，船山思想中的平等觀念早已為小島祐馬闡釋過，而強調「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99]的歷史發展觀也是船山史論中的基本思想。松井等作為日本知識界船山著作的譯介者，他們之間的思想關聯無疑值得關注，可以肯定王船山的史論和史觀對松井等的思想轉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整理和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國學史，內藤湖南、白鳥庫吉這些被納入「東洋學的系譜」的「譜主」固然值得研究，但被他們的光環所掩蓋了的在他們周圍的點點繁星，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近代日本的知識建構中閃爍著光輝，這輝光中也掩映著中國的智慧。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研究中國、翻譯介紹中國的典籍，自身也到受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但是這與他們對現實中國的態度如何是兩回事，並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們一定都是無條件地主張中日友好，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松井等，他可以一方面承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肯定「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是必然的傾向」，[100]同時，他也可以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豪邁地」表示：「我松井等雖然老了，但是作為陸軍步兵中尉，可以率領國學院諸君的義勇隊，赴滿洲為國奉公。」並且常常給學生「極為明快地解釋這次事變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對國家的意義」。[101]人們經常強調學術研究要經世致用，卻常常忽略了更應該思考所經何世、所致何用的重要性。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能不反思知識建構的時代性。

  小結：《宋朝史論》對近代日本知識建構的啟示

  以上對《宋朝史論》翻譯出版的背景、《宋朝史論》與《宋論》在文本上的差異以及譯者松井等對《宋論》的認識、其中國研究、《宋論》對其研究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介紹與整理。《宋朝史論》只不過是近代日本龐大的「和譯漢文」工程[102]的一個縮影。近代以來日本翻譯中國古籍的規模之大、持續的力量之強勁、時間之長久，無論是觀其大概還是仔細思量，對中國的日本研究者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而言，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也是一個很大的值得研究的課題。以《宋朝史論》為例，思考「和譯漢文」對近代日本知識建構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在近代日本學者（漢學家、中國研究者）、書商來中國尋訪、探求、索購古籍文獻的同時，用現代日語翻譯漢籍使之在知識界和社會民眾中普及，也蔚然成風。著力於漢籍文獻的搜集，是近代日本中國研究學術水準的基本保證，至少在基礎文獻的使用上，近代日本學者可以達到與中國學者幾乎同樣、有些方面甚至更高的水平。而漢籍的大量翻譯，使得小眾化的、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具有了能夠向社會普及的大眾化的接受基礎。這樣就可能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關於中國認知的知識建構的良性互動。這種互動的形成，雖說是時勢使然，有識之士的誘導、推動也不可忽視。同時，維持這種互動的平衡也同樣重要，既不能曲高和寡，也不能流於俗套。一些日本學者擔心青年一代漢文讀解能力的下降或所謂中國學研究的「地盤下沉」，都是對擔心這種互動失衡的敏感認識。

  第二，文本內容的多義性。對於王夫之的著作，近代日本學者有側重於其政治論的，也有側重於其學術性的；有側重介紹其史論的，也有最終重視其哲學上的貢獻的。正是因為其人物與著作的多義性，使得其思想因素可以滲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領域，或者為大正民主主義思潮激起漣漪，或者為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興亡史論」的精神資源，在建構近代日本知識體系時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第三，文本取捨的選擇性。從王船山及其著作在近代日本知識建構中的影響而言，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看，有對於一個具體文本內容上的取捨，也有對這個人物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取捨，而這兩個方面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們上面對日譯本《宋朝史論》與其原著《宋論》在文本上的差異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之所以刪去那些內容，雖說直接原因是譯者認為這些內容與「國家興亡」不相關，但是譯者當時對王船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知識界的一般理解的反映。捨棄的主要內容之一的禮法、政治制度論及其中所包含的辯證思想，和經濟政策論及由此所延伸出來的「極深研幾」的哲理，這些與直接關係到興亡的宋代朝廷對外關係、君臣之間的猜疑、官僚文人的空談、黨爭、武備廢弛等相比，當然是次要的。而當時日本知識界關心的，也是受到中國晚清社會思潮的影響，如桑原隲藏強調王夫之的著作「廣泛為處於清朝末路之際的讀書人喜愛，成為種族革命的原動力」。[103]王船山的《黃書》及其「排外保種思想」成為他關注的焦點。[104]

  如上所述，雖然後來譯者松井等將王船山作為清初考據學的「哲學派大家」，但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在昭和前期的日本學界一直沒有得到重視。1924年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了渡邊秀方的《支那哲學史概論》，提到王船山時也是就其史學方面一筆帶過，而且還是在論述黃宗羲時，說到「其史學造詣之深，與王船山相伯仲」。[105]將王船山列為「碩學大儒」，也是突出其史學上的貢獻，將其《讀通鑑論》與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萬斯同的《明史稿》、全祖望的《宋元學案》相提並論。[106]而在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將王船山單列一目的，寡聞所及，或首推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學史——近世儒學》（東京：寶文館，1954年）。該書作為其《儒學史 上卷》（同，1924年）的續篇，經歷30年才出版，是知己朋友祝賀作者八十壽辰的紀念活動之一，由作者「整理舊稿，補綴缺漏而成此書」。王船山的部分是舊稿既有還是補綴而成，不得而知。作為哲學家的王船山在日本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中終於找到了一席之地。宇野哲人特別突顯王船山思想中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引用其《思問錄》中的「有公理，無公欲」一節，認為此語「徹底戳穿了功利主義者的弱點」，[107]我們如果聯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的社會狀況，大概也可以說是寄託了在經歷了中日關係史上最為慘烈的戰爭之後這位中國學研究宿耆的深意的。「苟有經世之志的有為之士，讀此書而能察學術思想如何改變世態人情之所以，將與其經綸而不無少補云爾。」[108]由此，我們稍稍拉長歷史的時段，便還可以從文本取捨的選擇性中看到文本活用的時代性和文本再生的持續性在知識建構的重要意義。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發表時有大幅刪節。）

  注釋

  [1]此議題是2014年5月8—9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第六屆東亞文化交涉學會」年會總議題「東亞知識的生產、規劃、流通與影響」的一個分科會子題。本文在提交給本次年會的論文的基礎上補充修改而成。

  [2]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自序》，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4、585、586頁（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2007年，第263、264頁）。

  [3]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緒言》（1909年10月），見《先哲遺著漢籍國字解全書》第一卷，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6年（再版）。

  [4]參見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漢籍國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收入其《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

  [5]手頭所及，中國大陸出版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鄭匡民《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萬魯建《近代天津日本僑民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孔祥吉、村田雄二男（「郎」之誤植）《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編著《近代中日關係源流：晚清中國名人致近衛篤麿書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張小鋼編注《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大象出版社，2011年），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等。台灣方面，有黃俊傑主編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儒學研究叢書」中的相關著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該叢書出版黃俊傑主編的「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徐興慶主編的「日本學研究叢書」（如《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等。日本方面，如竹內好、橋川文三編《近代日本と中國》（上下卷，朝日新聞社，1974年），小島晉治、伊東昭雄、光岡玄、板垣望、杉山文彥、黃成武編著《中國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東京：自由國民社，1974年），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共20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山室信一《思想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書店，2001年），小島晉治《近代中日關係史斷章》（岩波書店，2008年）等。

  [6]參見該學會網站（）。創會會長陶德民在學會創立趣意書中說：「本學會是為了動態地把握東亞的文化生成、接觸、衝突、變容、融合等諸現象，為了將綜合的文化交涉的樣態從人文學的多樣的方法、以多視角的見地加以闡明，以謀求會員相互研究上的聯繫與交流為目的而設立的組織。」

  [7]參見劉岳兵的《中日近現代思想與儒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日本近現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第三卷（1840—1895）》（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8]如《葉德輝的兩個日本弟子》（《讀書》2007年5月號）、《近代湘學與日本——以楊昌濟為例》（方克立、陳代湘主編：《湘學》第5輯，湘潭大學出版社2010年）、「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2013，中文版《內藤湖南與「湘學」》，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十五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與湘籍學者的交往為例》（2013年5月25—26日復旦大學哲學系主辦的「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魏源的〈聖武記〉在近代日本》（2014年10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4·歷史學暨第五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等。

  [9]西順藏：《王船山読書會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載《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會會報》二（1959年2月），見《西順藏著作集》第二卷，東京：內山書店，1995年，第142頁。

  [10]同上書。

  [11]梁啓超：《儒家哲學》（1927年講演，周傅儒筆記），《飲冰室合集》第十二冊·專集之一百三，中華書局，1989年，第62頁。

  [12]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第82頁。

  [13]高燮：《湘鄉曾氏刊船山遺書》（1906），高銛、高鋅、谷文娟編：《高燮集》（南社叢書，柳無忌總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14]王船山：《薑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150頁。

  [15]同上，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

  [16]西順藏：《王船山読書會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同上《西順藏著作集》第二卷，第143頁。

  [17]西順藏：《王夫之》，宇野哲人博士米壽紀念論集《中國の思想家》（下），東京：築摩書房，1963年；小川晴久：《王夫之》，日原利國編《中國思想史》（下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7年。

  [18]公田連太郎譯註《國譯讀通鑑論》（上·下，續國譯漢文大成·經子史部23·24卷），國民文庫刊行會，分別於1931年11月、1932年3月發行，後多次再版（如1979年，日本圖書中心出版「復刻愛藏版」）。松井等譯《支那近世政治思潮》收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黃書》和節譯的顧炎武《日知錄》，作為「興亡史論叢」第二期第九卷1919年由「興亡史刊行會」出版。日譯本的《讀通鑑論》為全文翻譯並注，《黃書》也是全譯本。

  [19]日本學界對王船山研究，朱迪光《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附錄一《王船山研究論文索引》和附錄二《王船山研究著作索引》中零星可見。附錄一中有「1918—1981年日本研究王船山書目（內部）/（日）高國淳//船山學術研究簡報，1982.（3）」一條（第557頁，「高國淳」為「高田淳」之誤植）。2010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的松野敏之的著作《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にして》所列參考文獻專門有一項為日本的研究著作與論文。以上兩種均未提及《宋朝史論》，譚汝謙編《日本譯中國圖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收錄了《讀通鑑論》《宋論》與《黃書》的相關信息。

  [20]中內義一：《支那哲學史》，東京：博文館，1903年，第302、306頁。此說之由來，其中引魏象樞（1617—1687，治程朱理學，著有《寒松堂集》《儒宗錄》《庸齋閒話》等）之言：「平生願見而不能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第304頁）中內義一（即中內蝶二，1875—1937），出生於日本高知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為小說家、劇作家，記者。

  [21]參見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22]《內藤湖南全集》第4卷，築摩書房，1971年，第539頁。書名、篇名中出現「支那」一詞者一仍其舊，正文中皆改為「中國」。

  [23]內藤湖南：《支那將來の統治》，同上《內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46頁。內藤湖南的中國認識，與此相關者，參見陶德民的《明治の漢學者と中國―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年）、楊棟樑的《民國初期內藤湖南的「支那論」辨析》（載《南開學報》2012年第1期）。

  [24]內藤湖南在《支那史學史》中提及：「當時的學者與顧、黃、王諸氏一樣都是對時局深有感慨而著述，即所謂史論即時勢論。」《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築摩書房，1969年，第310頁。

  [25]小島祐馬：《黃宗羲の政治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1、2號，1918年7、8月），見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築摩書房，1967年，第197頁。

  [26]小島祐馬：《王夫之の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3號，1918年9月），收入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一書。他還計劃寫作《顧炎武的政治經濟思想》，因故未能完成。

  [27]同上，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16頁。

  [28]參見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該書第三章為「小島祐馬論：『共同社會』——大同理想的再興」。

  [29]同上，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21頁。《復堂日記》卷二記載：「閱王船山《噩夢》《黃書》。皆與黎洲《待訪錄》相出入。」見范旭侖、牟曉明整理：《譚獻日記》，中華書局，2014年，第36頁。

  [30]同上，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32、234頁。

  [31]同上，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34—237頁。小島祐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學》第三卷第三號（1922年12月），第79—84頁。

  [32]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35頁。又見小島祐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學》第三卷第三號（1922年12月），第82頁。

  [33]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第227頁。

  [34]同上書，第228頁。

  [35]1914年12月14日松井等在東京地學協會的例會上發表講演《山東省的歷史地理》，講演筆記在《地學雜誌》第27年第314號、315號（1915年2月、3月）連載發表。

  [36]《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頁。

  [37]如佐藤信淵（1769—1850）在1823年著《宇內混同秘策》，揚言：「愚蠢的滿奴都能掠取支那，何況以皇國的兵糧、大銃、火藥的神威能不成為其後繼者嗎？十數年間統一支那全國，也不在話下。」（鴇田恵吉編：《佐藤信淵選集》，東京：読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年，第414頁。）參見劉岳兵：《近代日本中國認識的原型及其變化機制》，《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8]市村瓚次郎：《中華民國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漢文學會講演），收入其《支那論集》，東京：富山房，1916年，第165—166頁。

  [39]編輯顧問主要還有東京帝國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博士箕作元八（1862—1919，西洋史學者，著有《西洋史講話》《仏蘭西大革命史》等）、東京帝國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村川堅固（1875—1946，西洋史學者）、陸軍大學教授司馬亨太郎（1862—1936，德語學者，曾任東宮御用官、學習院教授）、早稻田大學教授北昤吉（1885—1961，北一輝的弟弟，思想家，著有《柏格森哲學的解說及批判》《從哲學到政治》等）等。「興亡史論刊行會」的代表者為松宮春一郎（1875—1933，畢業於學習院，供職於外交時報社，同時為1920年開始發行的「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叢書——「興亡史」的姊妹叢書——的代表）。

  [40]市村瓚次郎：《支那歴代史観=諸民族の盛衰と漢文化の変遷》（《宋朝史論》序），王船山著，松井等、前川三郎譯：《宋朝史論》（序文），興亡史刊行會，1918年，第21—22頁。（1931年作為「世界興亡史論」第九卷由平凡社再版。）

  [41]同上，《宋朝史論》（序文），第1頁。

  [42]同前，《宋朝史論》（序文），第20—21頁。

  [43]市村瓚次郎：《中華民國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漢文學會講演），收入其《支那論集》，東京：富山房，1916年，第188頁。

  [44]市村瓚次郎：《平和と戦爭》（1914年11月孔子祭典會講演），同上《支那論集》，第316、317頁。原文有著重號。

  [45]伊東忠太、杉村廣太郎：《阿修羅帖》第3巻，東京：國粹出版社，1921年，No.233。

  [46]同前，《宋朝史論》（序文），第13—14頁。

  [47]同前，《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09、310頁。馬彪翻譯的中文版《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2頁的譯文：「對於宋何以亡國的原因，他認為主要在於宋制度只對內部有猜疑心，而沒有去考慮外部夷狄所致。」這一句雖然是接著王船山的原話的解釋，但是譯文中「他認為」為譯者所加，是要表示這是內藤湖南對王船山的理解，但是從邏輯上看，內藤湖南的這句解釋與所引王船山的原文「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並沒有什麼嚴密的內在關係，因此這裡的解釋更多的是內藤的意思，是內藤這樣認為。「他認為」是譯者主觀所為，反而容易引起誤會。

  [48]同前，《宋朝史論》（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第1頁。此處說113篇（項），通說為115篇。該序說列舉各卷篇數中，謂「第八卷徽宗（五項）」、「第十卷高宗（十五項）」，各少一項。

  [49]同前，松野敏之：《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 にして》。

  [50]見《船山全書》第十一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348頁。

  [51]劉韶軍譯註：《宋論》（上下），中華書局，2013年。

  [52]同前，《宋朝史論》（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第1頁。

  [53]王夫之的禮學思想，參見陳力祥：《王船山禮學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08年）。宋代禮制，參見陳戌國：《中國禮制史 宋遼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趙宋禮儀制度」）。

  [54]參見王云云：《王夫之禮學思想的特色——以「濮議」論為中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55]《宋論》卷一，《船山全書》第十一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36—37頁。

  [56]《譚獻日記》，中華書局，2014年，第66頁。

  [57]《黃書》宰制第三，《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508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著、松井等譯《支那近世政治思潮》，東京：興亡史刊行會，1919年，第107頁。

  [58]《黃書》慎選第四，《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522頁。同上，松井等譯《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7頁。

  [59]《黃書》宰制第三，《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519頁。同上，松井等譯《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2頁。

  [60]《宋論》卷十，同上，《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229頁。

  [61]《宋論》卷十二，同上，《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275、276頁。

  [62]《宋論》卷十二，同上，《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276頁。

  [63]同前，《宋朝史論》，第219頁。

  [64]同前，《宋朝史論》，第145頁。

  [65]同前，《宋朝史論》，第212頁。卷八—四「徽宗與蔡京」的小序也用了「痛論」一詞：「……痛論君臣相戲而不顧國事，即便不出現像女真那樣的勁敵，宋朝的衰運也不可避免的道理。」同上，第343頁。還有卷九—二「空談亡國」的小序也用了「痛論」一詞。「宋人不審敵方意圖，又無確乎奮發之勇，徒弄口舌之空論而不顧防衛之實務，遂招致大禍。本論痛論其所以。」同上，第360頁。

  [66]同前，《宋朝史論》，第293—294頁。「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173頁。）該篇中提到：「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同上，第174頁。）對此《宋朝史論》未有論及，而當代有論者將其作為「與少數民族保持互不侵略、相安無事的關係」的論據，認為王船山在這裡「提出了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民族關係的新認識。」（王嘉川譯註《宋論》前言，中華書局，2008年，第3頁。）

  [67]「知國計通理財應為大臣之責務，以不知不通為高潔，此誤解尤其不對。王安石不通而為小人誤，攻擊王安石的元祐諸公亦不知，與王安石無異。如同兩盲相觸相罵，而為元祐諸公惋惜。」同前，《宋朝史論》，第305—306頁。

  [68]同前，《宋朝史論》，第336頁。

  [69]同前，《宋朝史論》，第85頁。卷十一—二「南北講和之真相」小序中也用了「喝破」一詞，曰：「南宋之孝宗與金世宗同時在位，南宋的乾道元年即金的大定五年，兩國講和，廢原來的君臣之禮，稱宋帝為侄、金帝為叔。自此南北交爭久絕。後世中國論者謂二帝為寬仁之君，故有如此成果。對此王船山喝破了兩國同樣面臨不能活躍的內情，結果，這裡蘊含了兩國同時衰亡的前兆。」同前，《宋朝史論》，第430頁。

  [70]同前，《宋朝史論》（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第3—4頁。

  [71]同上，第4—5頁。

  [72]《宋論》卷十四，《船山全書》第十一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320頁。

  [73]參見韓東育：《「仁」在近代日本史觀中的非主流地位》，《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該文收入其《道學的病理》一書時有刪改，書中明確指出：「由於日本以『忠』為道德之絕對，而以『孝』為『忠』之從屬，所以，它與以『孝』為絕對而以『忠』為相對的『革命』思想的發源地——中國，截然不同。」韓東育：《道學的病理》，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71頁。相對、絕對之說，或因道德主體為國家、個人之不同亦可另當別論。

  [74]如李慶的《日本漢學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確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轉折和發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變遷和展望」（1989—），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併出版；嚴紹璗的《日本中國學史稿》，2009年作為閻純德、吳志良主編的「列國漢學史書系」的一冊由學苑出版社出版；此外 可參見錢婉約的《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胡寶華編著的《20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史學著作編年》（中華書局，2012年）等。

  [75]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第26頁。

  [76]白鳥庫吉：《後藤伯の學問上の功績》，《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岩波書店，1971年，第387頁。白鳥庫吉監修《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丸善株式會社，1940年複製版（1913年初版）田中清次郎的《序》。「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開設，一說為1906年。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同上，《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第405頁。

  [77]白鳥庫吉：《〈滿洲歷史地理〉序》（1913年），同上，《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卷，第449—450頁。

  [78]金毓黻1934年完成的《渤海國志長編》的《徵引書錄》中列有《滿洲歷史地理》和《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對前者，特別提到：「其中與本編有關者，即為松井等所撰渤海之疆域一篇。此書通體皆精，又附圖中之渤海時代疆域圖，亦余取以入本編，且加以修正者也。」見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東北史所標點，吉林：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翻印，1982年，第602頁。其1932年4月30日日記記載：「撰《渤海國志徵引書錄》，凡得九十五種。譯《滿洲歷史地理·渤海之疆域》一篇，日本松井等所著也。」（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四冊，遼瀋書社，1993年，第2816頁。）1938年12月27日日記中特意引《三十國春秋》作者蕭方等的名字來議論松井等的名字，說：「方等豈能單用方字，此蓋誤以為等字為若干人同撰中語，故刊去之。近傾日本有松井等研史學頗有聲，引之者稱曰松井，亦由此而誤也。」（同上《靜晤室日記》第六冊，第4261頁。）可見當時其聲譽已經影響到中國學界。

  [79]松井等：《その人その顔——「蒙古史研究」の跋に代へて——》，箭內亘《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0年，外篇，第25—30頁。

  [80]松井等：《東洋史概說》，東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2頁。

  [81]金毓黻在1934年5月8日日記中記載：「日本松井等氏撰《東洋史概觀》，東京市共立社書店出版，松井氏邃於東洋史，此作當甚可觀。」（同上《靜晤室日記》第五冊，遼瀋書社，1993年，第3312頁。）此處書名《東洋史概觀》當為《東洋史概說》之誤，松井等的著作中沒有《東洋史概觀》。

  [82]松井等：《東洋史精粹》（現代史學大系第12卷），東京：共立社，1931年，前言，第1頁。

  [83]松井等：《東洋史概說》，東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1頁。

  [84]同前，松井等：《東洋史概說》，第1頁。

  [85]同前，《宋朝史論》（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第3頁。

  [86]《讀通鑑論》卷六，《船山全書》第十冊，第225頁。

  [87]《宋論》卷二，《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65頁。

  [88]同上，《東洋史精粹》，第267—268頁。松井等接著寫道：「以上諸大家對明代，特別是明末學問陷入極為空疏的觀念遊戲感到不滿，追求對現實能發揮作用的學問，而向古典來探求這種學問。他們都遭遇了明末清初不安定的時代，目擊了滿洲人的入侵，因此自然有一種緊張的氣氛，同時提出了強有力的主張。」（同上，第268—269頁。）松井等的《東洋史講座·第四期前編·滿洲民族盛衰的時代》（東京：雄山閣，1930年，第86—87頁）、《東洋史概說》（東京：共立社，1930年，第222—223頁）及其增補版《東洋史要釋》（同前，1934年，第147頁）中的論述，用語或基本相同，或稍微簡略，但是都沒有如《東洋史精粹》中明確指出考據學是清代的學術特色。松井等翻譯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附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家的小傳，分別根據張穆的《顧亭林年譜》、黃炳垕的《黃梨洲先生年譜》和《船山遺書》所附《船山先生行狀》而成（《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397—398頁作「黃垕炳」，「當以黃炳垕為是」。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增訂本）》，中華書局，2010年，第31頁）。

  [89]《東洋史精粹》，第186頁。引文見《宋論》卷四，《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128頁。此處「今古敗亡之券」後原文還有「可不鑒諸！」，未引。《宋朝史論》，第218頁。

  [90]同上，《東洋史精粹》，第188頁。《宋朝史論》第四章第二節「仁宗的盛治及其反面」，第176—183頁。

  [91]同上，《東洋史精粹》，第193頁。見前注釋所示《宋朝史論》第430頁的小序。《宋論》卷十一中論述說：「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見《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266頁。但是市村瓚次郎在《東洋史統 卷二》中試圖為議和者「正名」，說：「後世將南宋主張講和的人物都視為賣國賊，未免稍失極端。只有明代丘濬與清代趙翼的評論與多數意見不同，我認為頗為切合實際，有其穩當之處。」接著引出王鏊《震澤紀聞》中的丘濬之語（「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和趙翼的「以和保邦猶不失圖全之善策」（《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六）等論述。見市村瓚次郎：《東洋史統 卷二》，東京：富山房，1940年，第685—686頁。

  [92]松井等：《改訂中等東洋歷史》，東京：寶文館，1915年，第147—148頁。

  [93]松井等：《支那社會思潮》，《岩波講座世界思潮》第四冊，岩波書店，1928年，第78、89頁。

  [94]松井等：《東洋文化觀》，東京：國史講習會，1922年，第130頁。

  [95]松井等：《東洋文化觀》，第131頁。

  [96]松井等：《東洋文化觀》，第132頁。

  [97]松井等：《支那現代史》，東京：明善堂，1924年，第278頁。

  [98]山根幸夫：《松井等》（詞條），國史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史大辭典》第13卷，吉川弘文館，1992年，第91頁。

  [99]《宋論》卷一，《船山全書》第十一冊，第45頁。

  [100]松井等：《支那現代思潮》，《岩波講座東洋思潮》第九卷，岩波書店，1934年，第43頁。

  [101]高橋政清：《松井等先生小傳》，《國史學》第33號，1937年12月。

  [102]除前文提到的《漢文大系》《漢籍國字解全書》之外，重要叢書還有《國譯漢文大成》（國民文庫刊行會）、《續國譯漢文大成》（同上）、《註解全譯漢文叢書》（至誠堂）、《有朋堂文庫漢文叢書》（有朋堂），戰後有《新釋漢文大系》（明治書院）、《全釋漢文大系》（集英社）、《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平凡社）、《中國古典新書》（明德出版社）、《中國的古典》（學習研究社）等等。詳細情況請參見「中國古典叢書內容簡介」的網站。這也只是一部分，比如1910—1912年玄黃社出版的田岡嶺雲譯註的「和譯漢文叢書」等。具體書目可參見前述《日本譯中國圖書綜合目錄》，基本集中在分類表中的「120中國·東洋思想」和「220中國·亞洲」部分。

  [103]桑原隲藏：《斯の如く支那を観る》，載於《時事新報》1920年2月9日—13日。此文未收入《桑原隲藏全集》，亦未見於《桑原隲藏著作目錄》（《桑原隲藏全集》第五卷，岩波書店，1968年，第551—561頁）。

  [104]桑原隲藏：《歴史上より観たる南北支那》（收入1925年出版的《白鳥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見《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第27、67頁。

  [105]渡邊秀方：《支那哲學史概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4年，第654頁。

  [106]同前，渡邊秀方：《支那哲學史概論》，第653頁。

  [107]宇野哲人：《支那哲學史——近世儒學》，東京：寶文館，1954年，第354頁。

  [108]同上，宇野哲人：《支那哲學史——近世儒學》，序（1954年9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