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譯本《宋朝史論》與原著《宋論》文本上的差異及其意義

  日譯本《宋朝史論》由市村瓚次郎的《序》、譯者的《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凡例》及《目次》、正文組成，扉頁有王船山的肖像。

  日譯本的文本特色及其與原著在文本上的差異，我們可以首先從譯者的《凡例》中得到一個基本的認識。凡例共八條，全文如下：

  一、如序說所記，本書乃譯述明末清初碩學王船山著《宋論》而成。

  二、欲玩味漢文簡勁之長處者，應先熟讀原文，不可由譯文而得。本書為了儘量通達文意，不拘泥於原文的文辭句法。王船山的文章艱澀拮屈之字句不少，更覺有其必要。

  三、文中有多處不知所依據的事實就難於理解者，因此在必要之處夾有小注。

  四、摘一篇之大意揭於篇首，名曰小序。此非為特別必要，出自方便讀者之微意。

  五、原書由十五卷組成。今據體裁之便，改原文之「卷」為「章」，且個項以「節」稱之。

  六、原書各卷長短不一。因此本書各章也長短甚為不同，請讀者理解。

  七、本書儘量選取原書中與國家興亡相關的部分，有些不相關的就省去了。因此整體篇數本書與原著未必一致。亦請讀者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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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書之譯述乃市村博士之指示，且寄來綜論大觀中國四千年波瀾壯闊興亡盛衰之由來的長篇序文；卷頭所載原作者的肖像是平福百穗畫伯根據《船山遺書》畫像所摹寫。謹此深謝其好意。

  首先，書名由《宋論》改為《宋朝史論》，凡例一所言「序說所記」，即序說開篇的說明：「《宋朝史論》是假王船山所著《宋論》而起的書名。《宋論》由十五卷組成，評論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間的史跡，非首尾一貫的長篇，而是以一百一十三項事跡為題目的一百一十三篇評論組合而成。」[48]譯者認為原著的內容是對宋朝「史跡」的「評論」，故更名為《宋朝史論》。以「史論」概括原著「論」的特徵，已經成為學界共識，或未嘗不可或未必妥當，且另當別論，但是書名的變更，也使得後學在做學術史整理時容易產生疏漏，如日本最新出版的王夫之思想研究專著中所列日文參考文獻，就未見該書信息。[49]其次，為方便讀者，譯者在正文必要處夾有小注、每篇（節）不僅列有標題，而且篇首皆有小序說明該篇大意，這與中文刊行本多有不同。每篇有標題的，據楊堅《宋論編校後記》，有民國三年（1914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標目讀通鑑論附宋論》本，對照各種版本，指出「惟會文堂本於全書一百一十五論皆著標題，有別於他本，遂亦據以錄入本版，以便讀者。」[50]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收錄劉韶軍譯註的《宋論》，刪去了每篇的標題，在每卷（章）卷首附有「題解」，沒有概括每篇大意的小序。[51]

  最重要的是凡例七，所謂省去與國家興亡不相關的部分，其相關不相關的標準是什麼？值得探討。其序說中也提到：「其中有直接關係國家興亡的，也有不是的，但是在王船山看來無不與國家興亡有關。」[52]《宋朝史論》一共省去31篇，約占總篇數115篇的27%，省去的篇目（篇名據《船山全書》本）如下：

  卷一太祖：一〇 太祖享太廟欲撤禮器而用常膳、一三 宋定婦為舅姑服及封贈本生父母之禮、一四 太祖遵杜太后傳位之命；

  卷二太宗：八廢楚王元佐為庶人、九 太宗無嗜好惟喜讀書；

  卷四仁宗：五仁宗使曹後育英宗、九 韓范二公之才、一四 富弼有憾於韓琦；

  卷五英宗：二 濮王典禮之議；

  卷八徽宗：五楊時應詔而出；

  卷九欽宗：四馬伸請張邦昌復辟；

  卷十高宗：三 李綱之建言、四 呂好問朱勝非之同逆、六 林勛上書請行什一之稅、八 胡安國與秦檜同情、九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嗣、一〇頒戒石銘於州縣、一五虞允文甫至釆石即決戰、一六 高宗內禪；

  卷十一孝宗：一 符離之潰、二 孝宗奉養高宗；

  卷十二光宗：一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二 朱子請行經界法；

  卷十三寧宗：三 朱子祧廟之議、四 蔡元定之竄死；

  卷十四理宗：一真德秀魏了翁訟濟王竑之冤、二 史彌遠請錄儒先子孫授以山長、四 史嵩之毒殺徐元傑劉漢弼杜范、五 起復史嵩之之眾議、六 刑具之酷始於宋末；

  卷十五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一 文天祥奉太后命如元軍。

  對以上這些被譯者刪去的所謂與國家興亡「不相關」的內容進行分析整理，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

  第一，禮法、政治制度論。如卷一的第十、十三、十四篇、卷四第五篇、卷五第二篇、卷十第九、十六篇、卷十一第二篇、卷十二第一篇、卷十三第三篇，第十四卷第六篇，占所刪除內容的近三分之一強。

  第二，經濟政策論。如卷十第六篇、第十二卷第二篇。

  第三，德行、道義、人才、學問及社會關係論等。作為儒家知識分子，這一類論述與政治、經濟方面的論述緊密相關，既具有獨立意義，也可以說是前面兩類論述的基礎。這類論述在對於持道德史觀的儒家知識分子而言，是理所當然的，未刪去的部分中也還有大量類似的論述存在，故對此存而不論。

  這裡只是簡要地介紹前面兩點的相關情況。

  禮法、政治制度論[53]所占的篇幅最多，大部分與皇室相關。如卷一所刪去的三篇全部是禮制方面的內容。傳統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如元代學者陳澔所言：「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記集說》序）《宋論》中直接論述禮制的篇目都被刪去，而以卷一最為典型。從卷一中刪除的三篇來看，《宋論》中關於禮制的論述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1）對具體禮制事項的評價。如對宋太祖欲撤禮器而用常膳之事，一方面批評其「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強調祭祀典禮之事「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儘管「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又如對尹拙等提出的「婦服舅姑斬衰三年」，批評其有「瀆典禮」，是「變而失其正也」；而認為李昉提出的「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這種對古制的改變，是「變之正也」。再如在傳位問題上，評價宋太祖說：「以己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當然，像卷五的「濮王典禮之議」，更是關係到宋代宗法觀念與傳承制度的一次大討論（「濮議之爭」）。[54]

  （2）對禮法制度及其變化發展的原則性與時代性的論述。如王夫之解釋「禮從其朔」時，強調「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同時在解釋「禮，時為大」時，又強調「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為鬼神禁之也。」[55]無論什麼觀念或制度，王船山都強調「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既反對「舍今以從古」，也反對「執古以律今」。對禮之可變與不可變、革與因的關係，他強調「大倫之正」是不可變的，而在具體細節上，只要情理相協，就要與時俱進。譚獻為《宋論》的思想特徵總結了兩句話：「曰仁心為質，曰設身處地」，[56]可以說是深中肯綮。

  王船山有「陋宋」之說，宋之所以「陋」，之所以「恥」，進而之所以亡，就是因為統治者「惟己之意欲」而動，「惟己之意欲」就是「私」，沒有掌握好政治制度的原則性與時代性之間的平衡。所以王船山在《黃書》中說：「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固以天下為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57]就是要在「私」字上開刀，「革陋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58]強調「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土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59]

  其次，被刪去的經濟政策的論述，也是《宋論》中非常精彩的部分。經濟政策的核心，也是要以民心民情為本，要以變化的時勢為依據，不能食古不化、不能搞教條主義。卷十高宗的第六篇「林勛上書請行什一之稅」中說的就是以「先王之法」為名而不顧時代變化的實際情況，其禍害之慘「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60]同樣，被刪去的部分中還有王船山對朱熹「請行經界法」所提出的類似的批評：「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為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為什麼會如此？王船山的分析非常精闢獨到。他認為那些「思而可得、學而可知」的道理，還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運用到複雜的實際生活中往往行不通。「古人之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燥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61]「極深研幾之學」來自對「天下萬民之情」的反覆體察，學問的深奧精微之處才能逐漸顯現。而不能簡單粗暴地將「天下萬民之情」裝進抽象空虛的「名相」中就了事。

  《禮記·禮運》中說：「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對此，王船山解釋說：「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准焉，不亦難乎！」[62]對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好的政策，不是千古不變的教條，只有不斷地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實事求是，這塊「人情之田」才能春華秋實，碩果纍纍。這些國家治理的根本理念怎麼會與「國家興亡」無關呢？

  《宋朝史論》中，除了整篇刪去之外，也有刪去某些篇目中幾句或整段的情況，不在此一一列舉了。

  在文本上與原著的差異，除了刪除的部分之外，每篇前面增加的「小序」也值得注意。一方面如譯者所言是「出自方便讀者之微意」，通過這些「小序」可以看到譯者的態度。縱觀各篇「小序」，其寫法特點可以歸為以下幾類。第一，以「本論」概括大意，不出現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第二，直言王船山對相關問題是如何論述的；第三，雖然不一定出現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但是以「罵」（卷四—八，「科舉之詩賦優於其策問」。「厭惡成為宋朝大弊的言論糾紛之餘，以至於罵到科舉的策問」[63]）、「痛罵」（卷三—六，「宋初之寬政」。「痛罵極端的勤儉精勵主義」[64]）、「痛論」（卷四—七，「宋對西夏的失策」。「痛論當時宋朝的弱勢」[65]）、「頌揚」（卷六—八，「章惇的功勞」。「章惇雖為奸人無疑，但就其征討湖北的蠻夷傳播中國的文化一事而言，解釋完全應該作為其功勞加以頌揚的緣由」[66]）、「惋惜」（卷七—二，「元祐諸公不通理財」[67]）、「論破」（卷八—三，「宋對於童貫及遼金的態度」。「雖謂靖康之禍本於童貫之愚策，而宋之弱勢非自徽宗朝始，而由來於宋初以來之積弊，揭穿了當然招致敗亡之不幸、亡國之禍不可免的秘密。」[68]）、「喝破」（卷二—七，「九世同居非美事」。「喝破其偽善」[69]）等表現強烈情感色彩的詞彙來轉述王船山的態度。

  如此增刪，其意義何在呢？這與譯者松井等對王船山史論的評價是緊密相關的。如前所述，《宋朝史論》的譯者松井等為該書寫了一篇《序說並原著者王船山小傳》（以下簡稱《序說》）。《序說》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王船山的學術可與其同時代被仰為一方宗師的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李顒等大家相比肩，而且作為史論家，特別是「興亡史論家」，王船山更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佼佼者。同時也結合《宋論》指出船山史論以下三個方面的缺點並表示一種同情的理解：

  其一，以倫理道德作為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非平正的事實論，有為議論而議論之嫌。此乃中國史論家難免的通弊，因為王船山奉程朱之學，與其說王船山是史論家，不如說經學家才是他的本分。如果知道中國史學與經學難以分離，應該就不會只去責備王船山了。其二，其論法稍稍偏於矯激，有過多交織慷慨之氣之嫌。這是因為時勢激盪，王船山觀察其所處明朝的沒落，作為身處戰亂漩渦為生死掙扎的人，自然會受制於自己的感情，托古人的故事以泄露胸中的煩悶。其三，作為題材或論據的歷史事實有缺乏正確性之嫌。《船山遺書》的編者亦謂「先生博極群書，下筆千言，無暇翻閱，間亦記憶偶誤」（歐陽兆熊《重刊船山遺書凡例》，《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421頁——引者），憑記憶而引證事實，難免有誤。編者又謂因為怕「欲改之則與本意不符，竟置之」（同上），當如此然，即便於事實有一些誤解或曲解，也不難知道王船山的論旨之所在。[70]

  道德史觀、情緒化的偏激、史實的錯誤，從重視歷史的客觀性的角度而言，這些都是致命的缺點。但是如序說所言，王船山更是一個經學家，他有自己的史學思想，作為思想家而言，譯者注意到「其論旨可玩味處頗多」，「有不少非中國人不能著眼的很有價值的論點」，並強調指出：

  中國有中國固有之事，不可以外國之事例加以推測。對此，中國論客之著眼亦有出乎吾人想像之外者。想要由中國的歷史來考究中國的國情，不可不參照中國論客之所見。中國的史論家的論法論旨與歐美的相比，顯得散漫，缺乏平正，以此為理由而一概排斥中國史論家的見解，這是研究中國歷史還沒有入門的表現。閱讀《宋論》時，要暫且放下只是批評其缺陷的態度，體會其奇警且著實的論法論旨，可為探究中國情況助一臂之力。[71]

  研究中國歷史要注重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特點、關注中國歷史學家的相關論述，不能用外國的事例或理論妄加推測，這種研究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宋朝史論》的譯者在文本上的增刪，就是為了突顯王船山的道德史觀、慷慨之氣和「奇警且著實的論法論旨」。從內容上看，市村瓚次郎與內藤湖南所強調的文弱與內耗這些導致宋亡的原因，在《宋朝史論》中得到進一步加強。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譯者強調船山史論中的情緒化因素，並同情地理解為是時勢與個人生命體驗使然。但是對王船山「身處戰亂漩渦」經過「生死掙扎」而得出的許多閃耀理性光輝和飽含人性智慧的寶貴思想，以無關國家興亡為理由而捨棄了。正如譯者所言，這些刪去的部分「在王船山看來無不與國家興亡有關」，因此，譯者所謂的「不相關」，其實不過是與日本的興亡不相關而已。上述刪去的有關禮制特別是皇室的典禮和具體禮法制度，與日本的情況大不相同，而且經濟政策也與日本的社會大相逕庭。《宋朝史論》作為「興亡史論」叢書中的一種，其目的如前所述，自然是為了鼓舞日本國民「興國之意氣」，使日本在優勝劣汰的盛衰之理中占據不敗地位。因此對於有違於此的思想必然是避之猶恐不及、刪之猶恐不快的。如王船山對那些「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的「不仁者」，批評其「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唯其口給以與人相齧蹄，復何所忌，而尚可與之正言乎？」[72]這些論述當然在刪除之列。在近代日本國民道德體系和「萬世一系」的「皇國」史觀中，忠孝關係正與王船山所批評的「移孝作忠」若合符節。[73]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向「成為列強的霸者」邁進中的近代日本，不等到自我膨脹的夢想破裂，是很難有如船山批評的「陷於禽獸之阱」的自我覺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