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史論》翻譯出版的背景

  明治時代及其之前王船山的著作在日本的情況如何，尚待考證。從明治時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幾乎未見王船山蹤影看，當時日本學界並未重視其人。[19]1903年東京博文館出版文學士中內義一的《支那哲學史》，其中有「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稱，從「清人理學之先驅」而論，所指三人為孫奇逢、黃宗羲和李二曲。[20]該書為「帝國百科全書」的一種（第39編），或可窺見當時日本學界的一般看法。中國學界關於明末清初代表性思想家的說法，在清末民初也有一個從「五先生」到「四大儒」，最後逐漸定位為「三大家」的曲折而富有戲劇性的過程。[21]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在這個時期，也有「為中國政治」出謀劃策者將明末清初顧、黃、王相提並論。如內藤湖南在1916年2月底3月初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載《支那將來之統治》一文，曰：

  在中國，自古就有許多學者作經世之論，雖皆大可參考，其在國家興亡之際，學者受到非常的刺激，其議論尤為痛切。在明亡清興之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些人因為都目睹故國滅亡而為夷狄取代的慘禍，發出非常的感慨並對此進行了議論。他們的議論幾乎都一致認為君主權力過大是騷亂的根源，且地方政治委以並非本地而是外鄉的地方官，因此沒有責任觀念，不能鎮撫一方是騷亂的根源，而將這種騷亂的根源都歸結為人民的幸福沒有基礎的政治。到了清朝，國家好歹得到了治理，像這種關係到國體根本的議論也一時沒有了。但到了當今這樣的時勢，又有必要回想起前代學者的議論。與前代尤為不同的是當今出現了與外國的關係，因此有必要考慮四周的勢力，而就其國內的情況而言，無論是明末還是今天都是一樣的。因此為了中國的政治，無論如何要歸結到中央的組織以小政治為宜這一點上。我所說的和古人所說的都是這樣的，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22]

  此「小政治」何謂？其結論就是要「中國人將政治上的機關委託給外國人」，目的在於建議中國輸入地理上接近的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在政治上的強大能力，來「作為中國的巡警、看守」。內藤湖南從「日本的安全」出發，在這裡藉助於中國古人的經世之論，為中國的安全和世界的文明開出了自以為是「行最高尚天職」的得意良方。[23]

  與上述極端的政治論、時勢論[24]相對應，也有學者偏重於關注其學術思想，當然主要是其政治經濟思想。1918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和中國哲學科、時任該校經濟學部講師的小島祐馬（講授東洋經濟思想史），開始發表研究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政治經濟思想的相關論文，明確地指出：「作為有清一代學問上、思想上的代表、對後世有偉大影響的學者有三位，就是《日知錄》的作者顧炎武，《黃書》《噩夢》的作者王夫之，還有一位即這裡要介紹其思想的黃宗羲。」[25]緊接著這篇黃宗羲的研究論文，在同年9月又刊出了《王夫之的經濟思想》一文。[26]後摘錄該文的主要觀點，以《關於王船山的經濟說》為題發表在《支那學》第三卷第三號（1922年12月）。小島祐馬研究趣向在他的《黃宗羲的政治經濟思想》一文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該文的結語部分，他說：「概觀上述宗羲的意見，儘管看起來包含了許多詭激思想，但在中國這種思想並不稀奇。古來支配中國思想界的儒教教義本身，原本就具有民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性質。」[27]這種研究趣向，當然與小島祐馬本人的思想，特別是他當時與河上肇的交往有關。[28]對王夫之的理解自然也受到這種趣向的影響。他說，《船山遺書》中足以體現其政治經濟思想的為《讀通鑑論》《宋論》《噩夢》《黃書》等。接著指出：

  特別是《噩夢》《黃書》被認為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不相上下（《復堂日記》二）。但如因此而速斷其與《明夷待訪錄》一樣為高唱民本主義者就錯了。其所言，與其說是政治上的根本論，不如說更多的是陳述對各種設施與組織的意見，許多地方如果不知道制度或歷史的話就難以了解。其著述最近之所以在革命家之間被推重，是由於其《讀通鑑論》《宋論》中以銳利的筆鋒攻擊夷狄的民族論討得了對清朝有反感的人的歡喜。如果夫之在臨終之際所說的我的著作不到兩百年之後不可行於世，而子孫守此遺訓暫不刊行的傳說是事實的話，這恐怕也是因為其夷狄論中暴露反清朝的思想。下面想論述這些著作中的夫之的經濟思想，沒有什麼特色的部分一概除去，這裡僅僅就其關於均分政策的意見介紹幾點。[29]

  文章介紹了王船山的「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尊農抑商、物價調節等均分政策，並分析指出，其特徵在於「力圖調和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其學說中存在的矛盾是由力圖調和而不能所造成的，「與許多全然立足於干涉主義的儒家相反，作為儒家的歷史學者，王船山是從放任主義出發，放任主義是其出發點，而漸次傾向於干涉主義，應該說這是其特色所在。」[30]進而解釋說，他之所以採取干涉主義是由於其主張經濟上的平等主義，而他的放任主義又與他所主張的人類在政治上進而道德上的不平等（「天下之大防有二，夷狄華夏、君子小人也」）緊密相關。由於主張道德上的不平等進而又否定經濟上的平等，小島祐馬認為這是船山經濟思想在深層次上的「缺憾」，其經濟思想上的矛盾是其「窮理不徹底」所致。[31]所謂經濟上的平等主義，實際上是小島面對當時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狀況對船山思想的解讀和引申。在解讀船山關於王者與土地的關係的論述（《讀通鑑論》卷十四及《噩夢》）時，他這樣解釋說：「由船山所言可見，土地乃天之所與，應為萬人平等利用。雖為王者，亦不許違反此天則而獨占土地。而此土地，在此前的經濟狀態下幾乎可謂唯一的生產手段。因此，其所言進而從另一面可以看到有萬人在經濟上均為平等的立場。然而自由競爭的結果使得豪商大賈擁有巨富，而使貧弱之民受苦，這就極大地違反該原則，因此我認為王船山主張為政者必須實行干涉政策以救此缺陷。」[32]在王船山誕辰三百周年之際，小島祐馬通過閱讀船山的相關論述，甚至感嘆「被稱為任憑自由競爭的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現代社會的缺陷好像在二百幾十年前就已經遭到了痛擊。」[33]小島還引用王船山《讀通鑑論》卷三中的一個諷喻，即「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以此來批評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指出：「以財產的多寡來作為給予參政權的標準這樣的制度，也難免同樣的嘲笑。」[34]由當時小島祐馬的思想傾向來看，他所批評的王船山「窮理不徹底」主要是指其沒有將平等主義貫徹到底。從這種意義上說，王船山的「民族論」「華夷論」這些「政治上的根本論」在小島祐馬看來並不是王船山思想的特色所在，船山思想的特色在於其針對具體制度、政策的史論中。小島祐馬的黃宗羲、王船山論，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儒家傳統中的民本主義、均分平等思想在日本大正民主主義思潮中泛起的一絲漣漪。

  幾乎在小島祐馬發表黃宗羲、王夫之論的同時，「興亡史論刊行會」策劃的「世界興亡史論」叢書出版，王夫之的《宋論》被譯為《宋朝史論》（譯者松井等、前川三郎）收入該叢書第一輯於1918年8月出版。一年之後，即1919年12月，該叢書第二輯又出版了松井等翻譯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其內容包括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黃書》和節譯顧炎武的《日知錄》。該書凡例第一條即說明：此三書「為中國近世政治論之白眉，故合為一編名為《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王船山的《宋論》與《黃書》的日文翻譯，據譯者凡例介紹，都得到市村瓚次郎的關心指導，後者還得到過內藤湖南的「懇切的忠告」及「畏友稻葉君山的有益的助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陣營中的重要一員，而且力圖充當侵略中國的排頭兵，1915年1月18日提出「對華二十一條」，企圖將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許多知識分子為此或出謀劃策，或附和造勢。[35]後來，一些「有志之士」組織「興亡史論刊行會」，選譯出版世界各國有關歷史興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國民「興國之意氣」，促使國民自覺「盛衰之理」。船山史論中的民本思想與平等均分觀念，如上所述雖然作為「中國元素」可以說也參與到了大正民主主義思潮的釀成過程中，但同時，其著作作為「興亡史論」的世界名著被捲入了更加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浪潮，成為促使日本所謂「國民自覺和警醒」的精神食糧和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其稱霸東亞的所謂「最高尚天職」的「他山之石」。船山史論如何為日本所用，是探討中日兩國民族主義思想資源相關關係的重要素材。

  本書首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關於「興亡史論刊行會」的情況，我們可以從該刊行會刊行書目第一卷《世界史論進講錄 附錄 近世列強史論·政治學說史論》（蘭克著，村川堅固譯，1918年2月出版）書後所附材料——《興亡史論刊行之旨趣》《刊行書目》《編輯顧問及翻譯者》中了解相關情況。

  「大正六年九月」所擬《興亡史論刊行之旨趣》，全文如下：

  其盛也玉樓花笑，其衰也殘壁草悲。身處歷史之長河，靜觀一國之興亡、一世之盛衰，誰能沒有朝雲暮雨之感慨？

  且不說遠古之事，當今曠古之大戰，使大大小小多少民族陷入戰亂的漩渦中。既有小國之衰亡，也有大國之革命；既有舊民族之衰退，也有新民族之興起；全世界之時運正處在一大轉機中。實際上，我等於最近數年之間、過去數十年，或自我等祖先數百年以來，也遇到許多大事。這次戰亂產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很多，國家民族的前途豈能掉以輕心。苟立於此，有興國之意氣、有深謀遠慮的國民，才能在國際上作為優者而興起，否則只能作為劣者而滅亡。歷史反覆，可為鑑戒。如此，吾等新興國民，豈能不追蹤興亡之跡、研究盛衰之理，取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哉！

  在此我們新設「興亡史論刊行會」，廣搜古今東西論述國家民族興亡的世界名著，加以選譯編纂成十二卷的一套叢書，以提供給社會各界。雖覺自不量力，所幸得到學界大家的熱誠指導與援助，才逐漸選定書目。皆為千古不滅之大著，在給予絕大的國民自覺與無限的國家教訓方面，確乎興國史叢之權威。加上翻譯也是斯學之巨腕，以期將原著的面貌鮮活地呈現出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藝美術、哲學宗教，彼此縱橫交錯，且相互關聯、相互照應，作為國民知識之寶庫，蔚然成為我文壇之奇觀。

  先哲曰：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宜深為自覺自勵也。興亡史論刊行會成，謹仰大方君子之贊襄云爾。

  其《刊行書目》所列十二卷著作如下：

  第一卷 《世界史論進講錄》，蘭克（Ranke，Leopold von）原著

  第二卷 《凱撒時代羅馬史論》，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原著

  第三卷 《俄羅斯史論》，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Vasilii Osipovich）原著

  第四卷 《法蘭西革命史論》，史坦恩（Stein，Lorenz Jacob von）原著

  第五卷 《英國膨脹史論》，西利（Seeley，John Robert）原著

  第六卷 《普魯士勃興史》，特賴齊克（Treitschke，Heinrich Gotthard von）原著

  第七卷 《君主經國策·韜略提要》，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Niccolò）、若米尼 （Jomini，Antoine Henri）原著

  第八卷 《英國憲政論》，白芝霍特（Bagehot，Walter）原著

  第九卷 《歐洲思想史》，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原著

  第十卷 《宋朝史論》，王船山原著

  第十一卷 《史論叢錄》（上），諸大家原著

  第十二卷 《史論叢錄》（下），諸大家原著

  將王船山的《宋論》與馬基雅維利、蘭克等世界著名思想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放在同一個系列中，無疑對於日本知識界了解中國的史論著作具有很大的推介意義。這裡不可能逐一分析入選的前十卷著作每一卷作品及其作者各自的思想特點與傾向，但是在選編之際，如上述「旨趣」中所言「作為優者而興起，否則只能作為劣者而滅亡」的「優勝劣敗」論，無疑是「絕大的國民自覺與無限的國家教訓」的重要指針。如編輯顧問中的東京帝國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博士、社會學家建部遁吾（1871—1945），就主張社會有機體論與社會進化論，而第八卷的作者白芝霍特（1826—1877）也是英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表人物。

  當時日本思想界的狀況，由李大釗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國民》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上發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可見一斑。此文開宗明義：「日本近來有一班人，倡大亞細亞主義。我們亞細亞人聽見這個名辭，卻很擔心。倡這個主義的人，有建部遁吾、大谷光瑞、德富蘇峰、小寺謙吉等。」強調兩點：「第一，須知『大亞細亞主義』是吞併中國主義的隱語。」「第二，須知『大亞細亞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總之，「這『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和平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36]而取代清朝成為統治中國的後繼者，也是日本近百年來一些所謂「興亞的大先覺者」夢寐以求的心愿。[37]當時日本正欲以優勝劣敗的原理為侵略中國正名，而王船山論宋朝之亡，恰好影射了他們對民國時期中國身處重患且已積重難返的診斷。[38]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宋論》入選了該叢書。

  入選該叢書中的中國史論著作雖然只有如上《宋朝史論》和《支那近世政治思潮》兩冊，卻有兩位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擔任該叢書的顧問，即北方民族及西域史研究開拓者白鳥庫吉（1865—1924）和東洋史學開拓者市村瓚次郎（1864—1947）。[39]如前所述，市村瓚次郎與這兩本書的推選有關，特別是《宋朝史論》，他說：「『興亡史論刊行會』曾想收錄一部中國的史論，委託我來選擇，我指定王船山的《宋論》，且推薦松井、前川兩人作為翻譯者。因為松井氏長期研究東洋的史學，尤其對宋史造詣不淺；而前川氏漢文素養深厚。今此翻譯已成，特草一篇《支那歷代史觀》以代序文。」[40]該序文《支那歷代史觀=諸民族的盛衰與漢文化的變遷》是這樣開篇的：

  游禹域，入燕京（北京），登城門之高樓，近觀宮殿之參差，遠望川原之縈繞，懷古思今，感慨必油然而生。遼、金、元、明、清及現代竟然在同一塊土地上相繼建都，可征契丹、女真、蒙古、漢人等諸民族之興亡盛衰也。然同一塊土地而經歷歷代興亡者豈獨燕京為然？長安如此，洛陽如此，金陵（南京）、汴京（開封）亦莫不然。而在這些土地上頻頻更換其國主，說明中國經歷過多少次的易世革命。而其間一貫穿古今的漢文化猶存，實近乎一大奇蹟！今於此以各民族的興亡為經、以漢文化的消長變遷為緯，考察中國四千年的歷史大勢。[41]

  考察的結果在序文的最後一段，曰：

  過去壓迫漢民族的周邊外族雖然在武力上處於優勢，但是在文化上常常劣於漢族。因此，外族在用武力征服漢族的同時，其文化卻被征服了。然而，現在在漢民族周圍壓迫而來的民族，已經不是以前的女真族，也不是蒙古族或回藏民族，而是無論在武力還是文化上都遠遠卓越於漢族的歐美諸民族，他們以富強的實力、利用海陸交通之便，在歐洲大戰之後而殺到東亞地區，其影響首當其衝的不能不說是漢民族本土的中國。因此，對於漢民族的前途與漢文化的將來，不能不抱有很大的懸念。漢文化存則漢民族有，漢文化滅則漢民族無。中國雖然經過四千餘年的變遷、擁有多民族盛衰消長的歷史，但依然使人覺得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繼續，其原因就在於貫穿於各個時代的漢文化猶存。在這片國土上，最近的當務之急難道不是與文化上最類似的武強的民族相互依賴相互扶助對抗歐美諸民族，以圖保護其民族保持其文化嗎？若不然，而徒學遠交近攻之舊策，如果真重蹈宋朝與蒙古聯盟的覆轍，他日不僅危及漢民族國家的獨立，漢文化的存續也甚至值得懷疑了。由此可見，中日提攜親善，不單是為了日本，也是為了漢民族、漢文化。[42]

  這裡的建議可謂與內藤湖南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中國要保持國家獨立，必須與文化上類似、軍事上強大的日本「相互依賴相互扶助」。雖說是「相互」，而實際上他診斷由於中國「陷於重患」，「前途堪憂」，「如果漢民族能夠自覺，或許能夠發揮出一大勢力來，若不然，中華民國的前途不容樂觀。那麼日本國民至少要激勵漢民族，必須要暫且使其國家得以維持。」[43]他認為日本應該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和目標：「既然已經與列強為伍，就應該進而成為列強的霸者。」他清醒地認識到在列強對峙的時代，其優勝劣敗的戰爭不可避免，「以和平為手段而廢止列強的戰爭，完全是空論；必須要有以戰爭為手段達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覺悟。」[44]以戰爭為手段而獲得的和平，能否在世界實現孔子所謂的「仁」的理想？一個世紀過去了，至少市村的以戰爭為手段的「覺悟」在現在來看也不過落入了另一種「空論」。1917年2月28日，法國公使代表日、英、俄等協約國七國照會中國外交部，答應中國與德國絕交加入協約國之後，將以善意對待中國所提出的條件。對此事，市村瓚次郎以「支那引入問題」為標題，有兩句非常犀利的評價，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45]只要列強爭霸、優勝劣敗的形勢在，親疏、利害都隨時可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

  以這種爭霸之心來理解宋代興亡的話，會有什麼樣的解釋呢？市村瓚次郎在序文中有一段關於宋代的論述，他指出：

  宋代為了矯正唐末五代以來藩鎮武斷之弊風，推行尚文的政治，結果雖然使得漢文化得到明顯的發展，但是文弱之餘弊更有甚者。不僅震怖於契丹的威脅，對西夏的入侵也無計可施，只能甘於不時地簽訂屈辱的講和條約。神宗與王安石之所以改革制度謀求富強之策，就是出於對外雪恥。然而改革最終失敗，沒有什麼效果。而此時，宋代的文化愈益發展。唐代以來長期支配思想界的佛道二教，其勢之所及，進而影響到儒教，於此形成了道學即儒教哲學。其濂洛關閩諸家，活用佛、道思想來解釋儒教的經典，使儒教呈現復活的曙光，表現出一種活潑的氣勢。他們通過儒教建立一種宇宙觀、人生觀，其自信有不與他者相容之風。以此聯繫到政治問題，便成為黨爭的遠因。此前舊法派與新法派之相爭，此後主戰派與講和派之相攻，雖然情況複雜，亦不能說與學風無關。而此一勝一敗，徒有害於漢民族的統一，也使國家的基礎發生動搖。[46]

  把宋亡的教訓歸結為尚文、文弱，認為由於文化的發展產生不同的學派，成為政治鬥爭（「黨爭」）的遠因，最終損害了民族的統一、動搖了國家的基礎。這與王船山在《宋論》中的分析關係如何，下面還將論及。

  順便我們再看看內藤湖南對王船山《宋論》的認識。這主要反映在他的《支那史學史》中。他曾經在1914—1915、1919—1921和1925年三次講授這門課程，後來以第二、三次的授課內容為藍本整理出了這本著作，而且該書有了中文譯本。在「清朝的史學」一章中以人物立項的，只有「黃宗羲與浙東學派」「顧炎武」「王夫之與胡承諾」「徐乾學及其門下（一）（二）」，可見他對王夫之的重視。在談到《宋論》時，他概括說：「宋之所以亡中國，是因為宋朝的制度主要針對內部的猜疑心，而沒有去考慮外部的夷狄所致。宋一統天下之際，嫌忌地方有兵權，而將其收歸中央，這是宋滅亡的原因。」「若宋在平天下之際，充分備兵力於北方，選用人才委以重任，而君主沒有猜疑之心的話，就不會被契丹侵略、被女真蹂躪，被蒙古所亡了。」總之，內藤湖南強調「宋朝是因為對內的猜忌心，卻讓外國奪取了天下。」[47]

  尚文、文弱、黨爭、猜忌心，這些解釋，是否會影響到對《宋論》的日文翻譯？日譯本的《宋朝史論》與原著在文本上有哪些差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