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湘學與近代日本知識建構 一 船山史論與近代日本的知識建構

  前言：為什麼要研究「船山史論與近代日本」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的交流與影響，其深度與廣度、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如何，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僅從「東亞的出版與知識的建構」這個議題[1]來說，兩國著作的相互翻譯出版及其對知識建構的影響，就是一個大題目。譚汝謙主編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和《日本譯中國圖書綜合目錄》（同上，1981年）雖然有待完善，但已經蔚為大觀。中日著作互譯，由於國情不同，不同時期的狀況也各不相同。擇其要者言之，如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而譯日本的書又是一個捷徑，如康有為說：「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其效果，甚至認為如果能夠早將「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台之事乎？」[2]與中國的欲「坐而食之」以求自強、免遭宰割的境況相比，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後躋身於世界列強之中，而知識、出版界面對維新以來熱衷於輸入西洋新學術而置日本與中國古典於不顧的傾向，一些「有識之士」提出漢文是日本的「第二國文」，認為漢籍對於加強「倫理的信念」、培養「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3]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的《先哲遺著 漢籍國字解全書》和富山房出版的《漢文大系》兩套叢書[4]自1909年出版之後，一再重版，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中西洋因素與中國因素的關係，當然不能簡單地用「近代=先進=新」與「傳統=保守=舊」這樣的價值判斷模式來理解，甚至在受影響的程度上也很難抽象地斷定什麼因素是重要的，或占優勢的，或具有決定性的，而什麼因素不是。對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係進行具體的分析，揭示其在近代日本知識建構中的角色意義，可能會改變我們對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認識。中日關係，不僅是近代中國和日本兩國對外關係的重要一極，也與兩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關於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國因素問題，有待分析的歷史現象，還有很多。中日之間的人物往來、相互認識、思想影響，或從具體的個案（如詞彙概念），或從地域交往特點，或從宏觀上著眼整體，等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5]「東亞文化交涉學會」通過學術年會、期刊和著作等各種形式有力地推進了這方面的研究，[6]作為學會的一員，我在深受鼓舞的同時，也在原有思路與研究[7]的基礎上，對其中國因素的細部（特別是「湘學」與近代日本）做了一些拾摭鉤沉的工作。[8]船山史論與近代日本，也是這項作業的一部分。

  對王船山的著作，並不帶著一定的先入之見的研究目的去讀，而只是憑著其「有趣」、憑著自己涌動的求知慾去讀，[9]這在近代的中國和日本幾乎難以做到。遽變的社會環境影響著處在這種環境中的「讀書人」的心態，讓人難以靜下心來不是為了某種外在的需求，而只是滿足於對「人的動向、感情、思考」的興趣去讀它。[10]不僅社會環境和受制於這種環境的精神狀態不允許這樣，而且船山學「潛德幽光，久而愈昌」[11]的命運，也與其本身的思想特徵有關。清末的變法派和革命派均從船山著作中或汲取其「主張國民平等之勢力，以裁抑專制」[12]的思想，或視其書為「民族主義之原動力」，[13]皆重視其「括天下得失之幾，盡古今興亡之理」[14]的史論政見。在清末民初，國家再次面臨興亡的命運，王船山「卓絕千古」的史識，「其價值至今日乃大顯」[15]也是自然的事。

  隨著遽變的社會環境趨於平靜，王船山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也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注意，通過讀解王船山而引發如下一系列的思考：「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意義究竟何在？思想是什麼？思想史是什麼？研究是什麼？繼而舊的中國思想與新的中國思想有何關係？」[16]繼而王船山終於在日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中開始占據一個獨立的單元。[17]新中國成立之後，船山學研究在中國也隨著其主要著作的重新點校出版而逐漸深化，而《船山全書》的出版，系統、全面而準確地再現了船山著作的風貌，在船山學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研究者，無論國籍如何，身在何處，其問題意識，幾乎都不外乎上述日本學者西順藏所涉及的範圍：第一，滿足於研究者探索王船山這樣一位有趣的歷史人物的「動向、感情、思考」的個人興趣；第二，進而從研究對象回到追問研究者自身：思想是什麼？思想史是什麼？研究是什麼？第三，歷史的維度，即通過船山學暗然而日章的命運，來探討舊的中國思想與新的中國思想有何關係。不出研究對象即王船山、研究者自身、中國思想史（舊的與新的）三個方面。

  從東亞文化交涉學的視角來看，作為一個日本思想史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力圖拓寬研究的時空視野，探討船山學與近代日本的關係，闡明船山著作在日本翻譯出版的背景、其著作在翻譯成日文時譯者在文本上作了哪些處理、與原著有哪些差異併力圖分析這種差異的意義，討論這種差異是單純出自譯者的主觀判斷還是與當時日本思想的普遍狀況相關等等，通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近代日本的翻譯著作對近代日本知識建構的某些機理。王船山的《宋論》《黃書》《讀通鑑論》這些重要的史論著作都被譯成了現代日語，[18]本文只是以《宋論》的日譯本《宋朝史論》為中心進行考察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