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黃遵憲《朝鮮策略》中的日本因素 一、前言

  黃遵憲（1848—1905）的朝鮮觀主要見於1880年所撰的《朝鮮策略》一文，《朝鮮策略》不僅對朝鮮的開化運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宣告近代東亞社會進入了一個全所未有的新局面，對近代東亞的國際政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朝鮮策略》誕生於1880年（中國光緒六年，日本明治十三年，朝鮮高宗十七年）的清朝駐日公使館，它是由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奉公使何如璋（1838—1891）之命，為面臨列強武力叩關、但依然閉關鎖國的朝鮮而撰寫的重要策略性文章，是中韓兩國年輕外交官黃遵憲與金宏集[60]（1842—1896）聚首東京的結果，也可謂中日韓三國近代文化交流的直接產物，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迄今中日韓三國有關《朝鮮策略》的研究多集中於朝鮮開化史、中日

  韓關係史、國際政治等幾個方面[61]。本文則從近代中日韓三國文化交流的視角出發，利用新發現的何如璋、黃遵憲、金宏集、宮島誠一郎等人的有關筆談資料，對《朝鮮策略》中所體現的外交思想及自強策略展開論述。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利用筆談資料，梳理中日韓近代文化交流與《朝鮮策略》誕生的前後經過，第二章論述《朝鮮策略》中所展現的防俄聯亞的外交思想，第三章探討迄今為止尚未研究的《朝鮮策略》自強策與黃遵憲的日本研究名著《日本國志》的內在聯繫，第四章闡明《朝鮮策略》的影響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