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筆談資料的文獻價值

  如上所述，中日韓東亞三國文人，以東京為舞台，以筆談為手段，以漢詩漢文為紐帶，展開了多種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畫卷，跨越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時空，一一呈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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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本書所收的筆談數據具有巨大的文獻價值，它不僅可為近年來陸續刊行的《黃遵憲全集》、《何如璋集》等補充大量文獻資料，而且還是我們研究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等首屆駐日公使館員外交、思想、文學、史學、學術、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堪稱明治初期東亞外交及文化交流研究的資料寶庫。

  （一）筆談資料與外交

  1.筆談資料與琉球歸屬交涉

  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面臨的最大外交課題，便是琉球的歸屬交涉問題。

  琉球群島位於中國台灣省和日本之間，作為獨立王國存世五百餘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楊載招撫琉球的中山、山北、山南三國，三國開始朝貢，成為明王朝的藩屬國。自此直至清末的五百年間，中國共向琉球派遣冊封使24次，其中明代16次，清代8次，一直維持者宗主國與藩屬國的冊封朝貢關係。1609年，日本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出兵入侵琉球，擄走國王尚寧，一方面對琉球加強控制，另一方面又允許其繼續對清朝納貢，由此形成對中日的「兩屬」局面。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強制推行「琉球處分」，於1872年廢除琉球國而設琉球藩，要求琉球停止向中國朝貢。琉球國王派使者向清廷求援，由此展開中日之間有關琉球歸屬的外交交涉。

  本書所收的筆談數據之中，《大河內文書》中的筆談傾向於追求所謂風雅之交，遠離政治外交。與此相對，《宮島文書》中的筆談則帶有某種搜集情報的功能，將其與宮島有關琉球的私人日記《養浩堂私記》[27]加以比照，其特色更加明顯。《養浩堂私記》詳細地記錄了有關琉球歸屬交涉時的內幕，可作為本書第二編的背景說明。一方面，宮島通過詩文酬酢，與何如璋、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結成了深情厚誼；另一方面宮島又充分利用這種私交身份，將所獲的清廷有關琉球交涉的最新情報，迅速傳達給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等明治高官，成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動態的主要線索之一。[28]

  由於宮島具有深厚的漢文修養，利用筆談等方式可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務省曾考慮讓他負責對華接待工作，據宮島《養浩堂私記》卷二：「頃者，外務省有內諭，願採用余為清國應接之差」云云，但宮島經過斟酌後認為：「予亦自左院廢院以來，深考時勢，輕舉妄動，貪一時之榮利，素非所好。況今日與清國公使談話，乃兩國交歡之始，僅皮膚之談而已。其心術如何，卻在閒談交際之中，今若公開供職於外務省，他日有事之時，卻不免嫌忌。」[29]與大久保利通商量後，謝絕了外務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訴宮島：「閒談之交際，反而可為政府謀求利益」，並要求宮島「今後只管注意兩國之協和，致力於兩國和平。」就這樣，此後宮島利用其與公使館成員個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動充當起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動態的情報員的角色。

  《養浩堂私記》最早記述公使館員對琉球問題的態度始於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訪清公使何如璋筆談，頗有關係於東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記之」（原文為漢文）。筆談中，何如璋主要談到俄國南下所帶來的威脅，主張中、日、朝應攜手防俄。最後，何如璋才附加指出：

  頃者照貴外務，告琉球之事，外務未有答。中東本宜唇齒相依，此球在中東之間頗好，若有謬落外人之手，則忽為東洋禍根，今之時不可不有兩便之法，如何？[30]

  對此，宮島批註曰：「此般何公使始言琉球之事，蓋球人訴何公使乎？」而據《大河內文書》，十日前的11月21日，琉球使館曾派尚姓和毛姓使者造訪公使館[31]。

  其實，早在公使一行路過神戶時，就曾有琉球使者馬兼才（亦稱與那原良傑、與那原親方）求見，帶來琉球國王尚泰密敕，伏地痛哭，懇請公使出手救琉球[32]。

  此處所謂照會，乃指10月7日（九月十二日），為抗議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國進貢，何如璋向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提出的照會，其中使用了較為強烈的措辭：「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33]日本政府故意迴避阻止琉球向中國進貢、企圖吞併琉球的事實，而指責何如璋上述措辭為「假想之暴言」[34]，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時中日交涉陷入僵局。[35]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重開交涉，但外務省不予理睬，反而進一步加快吞併琉球的步伐。對於明治政府的強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報告，另一方面也利用宮島的特殊身份，作為與明治政府交涉的一個窗口。為此，特派黃遵憲與沈文熒造訪久病初愈的宮島，據《養浩堂私記》卷二記載：「三月一日[36]，清使館黃參贊遵憲、沈知州文熒來訪，筆話頗劇談球事，余答辯太苦」（原文為漢文），足見當時的緊張氣氛。

  筆談中，沈文熒提出因日本將要實行「廢琉置縣」，因此公使館員皆準備撤出日本，返回本國。進而黃遵憲指出：

  郡縣之說，新聞紙所言不足盡憑。然貴政府若有事於球，非蔑球也，是輕我也。我兩國修好條規第一條即言：「兩國所屬邦土，務各以禮相待，不可互有侵越。」條規可廢，何必修好？故必絕聘問，罷互市。吾輩不得不歸也。」[37]

  黃遵憲援引《修好條規》第一條，駁斥日本吞併琉球是對中國邦土的侵犯。沈文熒還威脅道：「今貴邦政府貪其地而不顧理之是非，將來用兵而致禍患，仆甚不解其惑也。」暗示中方對此可能付諸武力。

  3月10日，宮島將此筆談呈遞給右大臣岩倉具視，岩倉態度未有改變，告之如下：

  廟堂之議，今日已定。今若踟躕此事，則先年大久保之施行，亦不成前後順序，如此則除斷然廢藩、如內地一般施政外，別無他策。此筆談非談尋常文事，於國事頗有巨大幹系，作為內部機密，惟可示以主管參議一人，煩請謄寫一部。

  對此，宮島要求岩倉為其保守秘密：「若此事外露，則有失清人交際之道，萬請予以保守機密。」[38]

  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領警察和軍隊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達琉球，宣布廢除琉球藩而設置沖繩縣，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宮「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國實行「廢琉置縣」，5日任命鍋島直彬為沖繩縣首任縣令。5月27日，將琉球國王尚泰移居東京，琉球王國遂至滅亡。

  正當中日兩國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時，1879年6月，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週遊世界，途經中國前往日本，李鴻章便委託其居中調停。格蘭特6月2日從北京出發，21日到達長崎，7月3日抵達橫濱。而宮島則通過與沈文熒的頻繁筆談，最早獲取了格蘭特受清廷委託居中調停的情報。

  6月20日，宮島訪問何如璋，感到何公使對於日方的廢琉置縣「不能心平氣和」（《養浩堂私記》卷二）。7月18日[39]，宮島再次來到公使館，沈文熒筆談中不小心透露出格蘭特來日的目的：「彼駐北京一月，我政府托球事於彼，彼來貴邦，為我作排解，仆輩望之。」對此宮島內心大喜，在《養浩堂私記》中寫道：

  以上筆談事件，頗為緊要，就中美國格蘭特受清國之託，為其周旋球事，實乃緊要中之緊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絕不至對外泄漏。若黃遵憲為其機要樞紐之人，從未透露過有關格蘭特調停之片言隻語。

  得知這一秘密情報後，宮島迫不及待地報告右大臣岩倉具視。

  岩倉右府大喜，曰：今格蘭特將琉球之事奏陳聖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請願而為其周旋。今得此言，實需仔細考慮，則我須先採取措施。[40]

  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鄉從道、吉田清成為接待使，陪同格蘭特參觀日光、箱根等地。其間，伊藤等人勸說格蘭特放棄支持中國的立場。8月19日返京後，岩倉具視、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訪格蘭特下榻的延遼館，反覆陳述日方對琉球問題的態度。

  8月16日，宮島再次訪問公使館，與沈文熒筆談。其目的是「此時格蘭特自日光歸，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欲試探其間情況」。但沈文熒告訴他：「既彼居間，且俟其複音。刻下亦無事，俟彼回來再看。」20日，宮島「面見岩倉右府，詳談沈文熒之密話，且聽其機密之政略。」[41]雖然「機密之政略」為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岩倉一定在對宮島繼續獲取公使館機密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後來，中日雙方為琉球分島方案移至北京展開激烈交涉，宮島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的筆談之中又恢復了往日的友好氣氛。

  當然，宮島的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何如璋的離任之時。1882年2月16日，就在何如璋應召回國之前，宮島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關注的問題。

  宮島：臨別一言，如公與我則可謂千載之知己也。頃仆與一親友深慮兩國利害，說某大臣。大臣深嘉納之，曰以琉球一事，決不至開禍端。於貴國也，此事不在世人所知，敢告之閣下。

  子峨：兩國絕不因此小事開大爭端，我政府亦是此意。[42]

  據《養浩堂私記》，此處所謂親友乃指吉井友實，某大臣則指岩倉具視。宮島在何如璋離任之際，渴望了解清政府對於日本吞併琉球後採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則斷然告訴宮島，清廷不會為此大動干戈。對此，宮島誠一郎在其《養浩堂私記》卷二末尾特地記道：

  上述臨別一言，實為關係兩國之重大事件也。苟使何公使歸國後注意此點，則兩國蒼生所得幸福豈鮮少哉！餘五年之間，區區心曲，以結私交，所憂慮者，在此一點，此事關係外交機密，特戒泄漏。雖說宮島不願中日兩國兵戈相見，但在琉球歸屬交涉過程中，卻利用與公使館員頻繁筆談的機會，千方百計刺探中方機密，將其迅速報告明治政府。何如璋歸國之後，宮島在與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詩文交往之際，繼續就琉球交涉為明治政府提供情報，給中國外交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43]

  在研究明治初期的筆談資料時，我們對此不可不察。

  2.筆談資料與朝鮮開國

  1876年朝鮮被迫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由此揭開了兩國近代外交的序幕。自此直至1882年，李朝政府先後向日本派遣了四次修信使。尤其是於1880年派遣的以金宏集為首的第二次修信使，對近代朝鮮的開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金宏集一行於1880年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離開釜山，8月11日（七月六日）抵達東京。先後在日本滯留近一個月，於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修信使的此行目的，主要是為解決如仁川開港、釜山關稅賠償、禁止穀物輸出等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一些問題，並藉機考察明治初期日本的開化情況。然而，由於金宏集並未攜帶「全權委任狀」以及明治政府的交涉態度缺乏誠意，致使此行在外交上並未取得有效進展[44]，而金宏集在與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人的交流中，就關稅問題及國際形勢等交換了意見，學習到西洋的《萬國公法》及勢力均衡等有關知識，並帶回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對其後的開化運動產生深遠影響。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記》及《宮島文書》中的筆談數據，為我們了解《朝鮮策略》的誕生過程提供了便利。

  修信使抵達東京後十天即8月20日（七月十五日），何如璋派參贊黃遵憲與翻譯楊樞前往一行下榻的淺草本願寺，拜會金宏集。見面伊始，黃遵憲便轉達了何如璋急於會晤金宏集之意。金宏集答覆翌日便去拜見何公使。接著，黃遵憲闡述了他對中朝關係及國際形勢的看法：「朝廷與貴國休戚相關，憂樂與共。近來時勢，泰西諸國日見凌逼，我兩國尤宜益加親密。」[45]金宏集同意黃遵憲對國際時勢的精闢分析，表示希望得到中國的庇護。

  次日，金宏集前往公使館拜會何如璋。寒暄完畢後，何如璋單刀直入地問金宏集來日的目的，金宏集僅作簡單回答。8月23日（七月十八日），何如璋與張斯桂來到金宏集寓所回訪，詢問金宏集有關謁見明治天皇的日期以及與明治政府會談、訂約的情況。何如璋向金宏集介紹了日本與西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情形，並表示將設法取得日本與西方列強議改的約稿，以供金宏集作參考。

  8月26日（七月二十一日），金宏集再次來到公使館，與何如璋會談。此前，金宏集已經閱讀了何如璋提供的日本與西方列強議改的條約稿，因此談話圍繞著「通商」進行。何如璋力勸朝鮮對外通商，說明只要關稅能夠自主，此乃「有益無損之事」，並詳細地介紹了西方的關稅保護辦法。此外，何如璋再次談到俄國南下所帶來的巨大威脅，並提出聯合美國、實行對外通商的對策。對此，金宏集認為要改變推行多年的閉關鎖國政策，實非容易之事，便回答道：「敝國事務，未可遽議交涉。」會談之後，何如璋擔心筆談不能盡意，便命黃遵憲起草《朝鮮策略》一文。

  9月6日（八月初二），黃遵憲攜帶剛剛完稿的《朝鮮策略》，來到金宏集寓所，金宏集對此表示感謝：「見示冊子，萬萬感銘，勝似逢場筆話多矣。」黃遵憲還說，對於「禁輸出米」和「定稅則」二事，何公使尚有一二意見，但來不及在《朝鮮策略》中闡述，並就通商及關稅自主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對於金宏集所言「我國讀書人，皆以為通商為不可」，黃遵憲回答道：「今日尚欲閉關，可謂不達時務之甚！仆策中既詳及之，請歸而與當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傾，是在君子！」

  9月7日（八月初三），金宏集來公使館辭行，臨別之際，何如璋告知俄國海軍大臣率領的十五艘軍艦已停泊在琿春，形勢緊張，建議朝鮮聯合日本、美國，以抵禦俄國。何如璋還告訴金宏集：「近日情形甚急，如閣下歸國，眾論稍通，請飛函告我，當相謀一善法也。」對此，金宏集爽然答應。

  9月8日（八月初四），金宏集一行離開日本返國復命。通過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的筆談，金宏集對朝鮮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並發現朝鮮面臨著許多重大問題，回國後須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

  《朝鮮策略》的主要內容是，外交方面為防止俄國南下，朝鮮應「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而已」。而在內政方面，則應通過「結約、通商、富國、練兵」以自強，這充分地體現了黃遵憲對明治初期日本社會的觀察與思考。[46]

  1880年9月，金宏集將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帶回國後，立即上呈給高宗。11月3日（十月一日），金宏集被擢升為吏曹參議。1881年2月，朝鮮仿照中國制度，設立統理機務衙門，下設交鄰、軍事、邊政、通商、機械、船艦、語學等司，邁出了內政改革的第一步。同月，金宏集被任命為統理機務衙門經理。其後，朝鮮於1882年分別與美、英、德等國締結修好通商條約。

  由此可見，金宏集在日本與何如璋、黃遵憲的筆談及其帶回的《朝鮮策略》，對十九世紀後期的朝鮮開國產生了深遠影響。[47]

  （三）筆談資料與文化交流

  王寶平教授曾將甲午戰爭前的中日文化交流歸納為以下四種形式：1.筆談，2.唱和，3.序跋，4.書信[48]。可以說，正是這種以漢字為紐帶的跨越國界的風雅之交，構成了漢字文化圈內文化交流的一道道亮麗風景。

  本書所收的筆談資料，囊括了上述筆談、唱和、序跋、書信全部四種形式，包含大量的漢詩酬唱、詩文切磋、序文跋語、採風問俗、學術探討、日常瑣事等。由於涉及面極為廣泛，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且待來日，今僅擇其要而言之。

  1.漢詩酬唱

  由於清廷派駐日本的外交官員大多是文人學者，能詩善文，因此公使館員與日本漢學家之間的漢詩酬唱，就成為聚會時不可或缺的一道風景。

  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內輝聲邀請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公使館員，與日本友人加藤櫻老、內村綏所等人一道，來到東京著名的賞花勝地——墨江（即隅田川）的向島賞花。席間，飲酒賞樂，酬唱不斷，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廖錫恩、王治本、王藩清、大河內皆有詩作，誠如何如璋和詩所言「飛觴不惜醉蒲桃，海外看花第一遭」，堪稱中日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話。

  另如1878年6月14日，宮島誠一郎設家宴招待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並邀請重野成齋、三浦安、青山延壽等漢學家同席。席間，宮島即興賦詩，沈文熒、黃遵憲、何如璋繼而唱和，其中尤以黃遵憲的和詩最具代表：

  舌難傳語筆新通，筆舌瀾翻意未窮。

  不作佉盧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49]

  這種用漢字筆談，賦漢詩傳情，正是漢字文化圈內文人雅會的獨特風景。

  1880年8月29日，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邀請朝鮮修信使金宏集、李祖淵、姜瑋，及何如璋、黃遵憲等人相聚於東京飛鳥山曖依村莊。據《宮島文書》中的筆談數據記載，此日「三國文士，歡飲揮毫，正午來會，到晚始散」，頗為熱鬧。在此三國文人歡聚、盡情交流的值得紀念時刻，黃遵憲趁著酒興作詩曰：

  滿堂賓客，三國之產，更無一人，紅髯碧眼，

  紙筆雲飛，笙歌雨沸，皆我亞洲，自為風氣；

  人生難得，對酒當歌，今我不樂，復當如何？

  縱橫戰國，此樂難得，奚怪有人，閉關謝客。[50]

  詩中充分表達了作者對東亞三國文人歡聚一堂的興奮之情，並流露出對「紅髯碧眼」的西方列強欺凌東亞的不滿。席間，宮島誠一郎還與姜瑋連手創作《散步曖依村莊賦》詩一首：

  素心蘭馥郁，可以訂交情。（宮島）

  一去滄溟滴，何由急遠程？（姜瑋）[51]

  可見，漢詩酬唱已成為三國文士盡情交流、增進感情的重要推進劑。

  2.詩文切磋

  無論是王治本與大河內輝聲，還是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都是通過詩文切磋，互相幫助，結成了莫逆之交。可以說，大河內定稿的每一首詩，都是王治本精心刪改的產物；而宮島詩集的編輯，也凝聚著公使館員的心血。

  據筆談資料可知，宮島誠一郎常將自己的詩文稿送至公使館成員傳閱，懇請為其批改評點，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以及應邀赴日作短暫遊歷的王韜，都曾參與過評點工作。在黃遵憲等人的協助下，宮島於1882年將自己的詩集編成《養浩堂詩集》五卷刊行。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宮島誠一郎文書》中，收入兩種尚未刊行的手稿本《養浩堂詩集》，一為「《養浩堂詩集》乾、坤，黃、沈二氏點削」[52]；一為「《養浩堂詩集》一、二，黃公度、沈梅史、王紫詮評閱」[53]。翻閱後可以發現，較之沈文熒、王韜等人的評閱，黃遵憲對宮島詩文的修改遠要認真仔細，其評語也多切中要害。下面就據筆談資料，稍舉數例說明。

  1879年10月24日，黃遵憲致函宮島誠一郎，對其詩作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意見，認為此二本詩作皆不宜編入詩集，可謂出自摯友的肺腑之言：

  大稿經一再讀過，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揀金，偶一見寶耳。謬以鄙見，輒為刪棄，其餘未動筆者，仆皆以為可刪，然未敢自信，冀吾子更請他人閱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諒，惟恃至愛，乃敢出此言也。[54]

  1880年1月31日，黃遵憲又致函宮島，以中國古代著名詩人杜甫、陸游之例，告誡宮島詩作必須去蕪存精：

  大著拜讀一過，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詩聖，亦以中年以後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庫目》論陸放翁，譏其作詩太多，故傷冗濫，通人當知其意，無俟仆喋喋也。[55]

  黃遵憲一方面對宮島的詩文創作要求甚嚴，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作品，也虛心向宮島誠一郎等日本友人求教。來日兩年後，黃遵憲撰就《日本雜事詩》，請宮島等日本漢學家代為修改。如1879年4月16日，宮島拜訪公使館時，黃遵憲將《日本雜事詩》上卷50首抄錄後，請求宮島改正其中的錯誤，宮島謙虛地回答道：「仆才薄識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詩，若有事實謬誤者，則少改之耳。」對此，黃遵憲則說道：

  是詩數日間我兄改定，亟以次卷呈上，仆俟兄閱畢後，以示青山、龜谷二子，仆是詩恐貽方家之笑，然意在紀事，故拙亦不辭。仆居此，多有知其不工者，若執此種為詩以律敝國人，以為大概如此，則敝國文士便當攘臂而起，詬罵仆不置也。

  （中略）

  望痛改之，極斥之，仆讀君詩，尚謬評如此，況君施於仆乎。仆平生無他長，唯可聞近，能服善，區區所竊自許者。再俟一月，當比別鈔一冊存尊處，有友來都可請正。[56]

  據本書筆談數據可知，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在完成後，曾請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龜谷省軒、岡千仞等日本友人為其修改。

  《日本雜事詩》於1879年刊行後，受到中日兩國文人學者的極大讚譽，石川鴻齋在《日本雜事詩跋》中驚嘆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間時世沿革，政體殊異，山川風土，服飾技藝之微，悉網羅無遺。而詞彩絢爛，咀英嚼華，字字徵實，無一假借」，並對黃遵憲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來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詳確如此，自非讀書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我們在稱讚黃遵憲博學多才、虛心好學的同時，也不應忘記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龜谷省軒、岡千仞等日本漢學家們所給予的幫助。

  3.提供資料

  眾所周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乃近代中國人研究日本的名著，其初稿則編纂於駐日期間。然而黃遵憲任參贊官只有四年多時間，又不通日本語言，因此要編纂一部像《日本國志》（四十卷五十萬言）這樣包羅日本歷史各個方面的史書，殊非易事。特別是在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匱乏，甚至令日本史學家亦望而卻步，知難而退。岡千仞就曾告訴黃遵憲說：「此事水戶史官所欲為而不能為，蓋無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無史料耳」[57]，黃遵憲亦在《日本雜事詩》中嘆道：

  「兵刑志外徵文獻，深恨人無褚少孫」。即使如此，黃遵憲還是決心效仿褚少孫續補《史記》，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工作。

  可以說，正因為黃遵憲周圍聚集了一大批碩學鴻儒，可以隨時為他提供各種幫助，才得以克服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礙。黃遵憲之所以能夠完成《日本國志》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是與這些漢學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據本書的筆談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在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的過程中，曾得到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石川鴻齋、龜谷省軒、重野安繹、岡千仞等漢學家的有力幫助。他們都曾在修史館任職，具有很高的史學素養，熟悉相關史料，通過筆談可以隨時為黃遵憲解疑釋難，提供幫助。對此筆者曾撰文論之，不再贅述。[58]

  4.其他

  除了上述交流外，筆談資料中尚有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的記錄。如《大河內文書》中，何如璋、沈文熒、王治本等皆向日本友人詳細介紹過清代的科舉取士制度。另外，1881年12月12日，何如璋還應宮島誠一郎之請，介紹清朝的爵賞制度，為宮島制定日本宮內勳爵制度提供了參考。

  1878年9月6日，黃遵憲還在與石川鴻齋、大河內輝聲等日本友人的筆談中，極力推薦《紅樓夢》:

  《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

  （中略）

  論其文章，直與《左》、《國》、《史》、《漢》並妙。[59]

  這是中國人首次向外國人公開推介《紅樓夢》，將其定義為「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堪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古典名著並駕齊驅，給予高度評價。

  本書所收各編筆談資料，還有大量關於中日雙方生活風俗的記載，涉及碑帖、圍棋、飲食、服飾等方方面面，為我們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寶貴資料。

  總之，筆談數據是一座研究近代中日甚至東亞文化交流的豐富寶藏，需要我們從各個角度去探討。

  （本文除前言部分外，乃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撰寫的「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