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筆談的主要參加者及筆談資料的收藏情況

  本書所收筆談資料的參加者，主要是來自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文人，他們自幼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通曉中國經典，能夠使用漢文這一「漢字文化圈」內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語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礙，甚至常常賦詩酬唱，以增加彼此間的感情。下面就參考相關數據，對本書筆談的主要參加者以及筆談數據的整理收藏情況予以說明。

  （一）中國人

  參加本書各編筆談的中國人，除了駐日公使館員外，還有明治初期旅居東京的民間文人，以及短期遊歷日本的觀光者。

  1.駐日公使館員

  雖然本書收錄了不少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的有關筆談，但總體而言，首屆駐日公使館員之中參加筆談最多者，應屬參贊官黃遵憲及隨員沈文熒。

  何如璋（1838—1891），乳名行揚，字衍信，號子峨，別號璞山[11]，廣東大埔人。1861年中舉，1868年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1875年升翰林院侍講，1877年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欽差大臣，成為中國首任駐日公使。1882年任滿歸國，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次年任福建船政大臣，補授詹事府少詹士。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爆發，福建水師戰敗，遭革職遣戍張家口。1888年釋回故里，主持潮州韓山書院，1891年病逝。著有《使東雜詠》、《使東述略》、《袖海樓詩草》、《管子析疑》等，除《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抄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外，其他詩文稿大都收入吳振清、吳裕賢編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張斯桂（1817—1888），字魯生，浙江慈谿（今寧波市）人。1855年開始擔任清廷引進的第一艘現代海輪「寶順輪」船長，在山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屢敗海盜，戰績卓越。1862年在李鴻章軍營任職，次年充曾國藩幕僚。1863年為丁韙良（W.A.P Martin）漢譯《萬國公法》作序，以春秋列國比擬中國與歐美諸國，並強調只有通過自我改革才能實現國家振興，對中日兩國知識界產生深遠影響。1874年日本以台灣土著人誤殺琉球船民為藉口，悍然發動侵台戰爭，張斯桂隨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交涉。後由沈葆楨極力舉薦，得以步入外交舞台。1877年以三品頂戴候選知府出任欽差副使大臣，1882年任滿回國選授直隸廣平府知府，1888年卒於官。著有《使東詩錄》、《遊藝齋雜著》等。[12]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觀日道人、東海公等，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中舉，1877年以五品銜即選知縣任首屆駐日公使館參贊官，1882年調任駐舊金山總領事，1890年任駐英二等參贊，1891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1894年奉召回國，任江寧洋務局總辦。1898年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後署理湖南按察使，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同年以三品京堂派充出使日本欽差大臣，因戊戌變法失敗而遭放歸故里，1905年病逝。著有《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人境廬詩草》等，其著作大都由陳錚先生編入《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其中第五編「筆談」即收錄了黃遵憲與大河內輝聲、宮島誠一郎、岡千仞、增田貢、金宏集等的筆談數據。

  沈文熒（1838—1880？），字梅史，號春萍館，浙江餘姚人，擅詩詞書畫，通音律。據其1878年3月3日與大河內輝聲筆談及1879年12月11日與增田貢筆談可知，同治年間太平軍攻占餘姚時，曾率民兵抗擊。後北上應禮部試，1865年投身陝西提督雷正綰帳下，轉戰關外，跋涉於天山蔥嶺之間。1877年以正五品陝西省候補直隸州知州任公使館隨員，1879年底丁憂回國，旋即去世。著有《春萍館詩草》、《春萍館外集》、《名石齋古文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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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參加本書筆談的首屆公使館員尚有廖錫恩（字樞仙）、潘任邦（字勉騫）、何定求（字子綸）、劉壽鏗（字小彭）、梁居實（號詩五）、黃遵楷（號幼達）、楊樞（字星垣）、任敬和（字謙齋）、陳衍范（號訪仲）、劉坤（字靜臣）等人。

  2.旅居日本的民間文人

  除上述公使館員等正式外交使節外，明治初年的東京還活躍著一群中國民間文人，包括《大河內文書》中頻繁出現的浙江慈谿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藩清以及張滋昉、馮雪卿等人，他們自明治初期即長期旅居日本，雖在本國名不見經傳，卻頗受日本友人厚愛，頻頻出入貴族豪門，或教授漢語，或侍宴酬唱，或題字贈畫，或作序評詩，成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民間力量。

  王仁乾（1853—？），字惕齋，浙江慈谿人。1870年赴日，主要經營書店，專售漢籍和文具。1877年末於淺草黑船町開設「凌雲閣」，翌年初遷至築地入船町。直至清末一直旅居日本。著有《無師自通東語錄》，為我國最早的日語學習工具書。[13]

  王治本（1835—1908），字維能，號桼園，又作漆園，別號夢蝶道人，浙江慈谿人，王仁乾族兄。1877年應日本漢學家广部精之邀赴日，先後任日清社、同人社漢語教師，後自創詩社「聞香社」，與大河內輝聲交情深厚。據《大河內文書》，1878年9月初被聘為公使館試用的「學習翻譯生」，代為起草文書，並翻譯日本詩文。1879年1月調任神戶領事館隨員，旋即歸國參加科舉考試，4月復來日，寓居大河內輝聲家，任其漢詩文教師。後多次漫遊日本各地，1906年歸國，兩年後卒於故里。著有《棲棲行館詩稿》、《舟江雜詩》等，此外尚有大量筆談及為日本人所撰的序跋存世。[14]

  王藩清，生卒年不詳，字體芳，號琴仙，浙江慈谿人，王治本表弟，秀才及第。1877年7月赴日，初任日清社漢語教師，後以文為生，工書畫，善音律。著有《翰墨遺余香》、《清國王琴仙書畫狀》、《桃園結義三傑帖》等。

  張滋昉（1839—1900），《大河內文書》中作「張鼒昉」，字袖海，號浮查散人，北京大興人。1879年赴長崎，翌年赴東京，先後在興亞會支那語學校、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外國語學校、中國駐日公使館東文學堂、東京帝國大學等任教。1899年回國，翌年歿於上海。

  馮雪卿（1844—1926），名沄，字雪卿，號臥雲，以字行，浙江慈谿人。青年時游滬，從錢塘吳鞠潭學書，畫則師嘉興朱夢廬，與任伯年、胡鐵梅、舒萍橋友善。1875年以後，歷游鄂、湘、川、粵諸省，嗣又東渡日本，受聘東亞語學校，長期教授中國書畫及漢語。

  除此之外，本書筆談中所見寓居日本的漢土人士還有葉松石、衛鑄生、周幼梅、陳曼壽等人。

  3.遊歷日本之文人

  明治初期，尚有一些文人或應邀或自費遊歷日本，留下了一些與日本友人的筆談資料，其中尤以王韜和李筱圃最為著名。

  王韜（1828—1897），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等，江蘇蘇州人，近代著名思想家，著有《普法戰紀》、《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西學原始考》等。1879年4月至8月，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遊歷日本長達四個月，先後考察了東京、橫濱、大阪、神戶等地，撰成《扶桑遊記》三卷。所到之處，受到日本友人的盛情款待和熱情歡迎，本書筆談數據之中，王韜名字頻繁出現，足見其在日本影響之深且廣。

  李筱圃，生卒年不詳，江蘇揚州人，曾任江西省吉安府蓮花廳撫民同知。於1880年5月4日自上海出發，7日抵達長崎，先後遊歷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橫濱、東京等地，6月16日歸國。王錫祺所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收有一部題為《日本紀游》的東遊日記，作者卻作「闕名」。日本已故山形大學教授佐藤三郎先生根據《大河內文書》「庚辰筆話」中的筆談資料，考證出《日本紀游》的作者即為李筱圃[15]。20世紀80年代鍾叔河先生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時，曾將《日本紀游》收錄其中，作者標明為李筱圃。[16]

  （二）日本人

  自1877年11月底初抵日本，至1882年3月任期屆滿，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駐日四年有餘，由於能與日本文人通過筆談自由交流，得以克服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溝通障礙。據黃遵憲自稱：「遵憲來東，士大夫通漢學者十知其八九」[17]，可見與日本漢學家交流之廣泛。參與本書筆談的日本人士眾多，不勝枚舉，而各編筆談資料的整理者大河內輝聲、宮島誠一郎、石川鴻齋、岡千仞、增田貢，可謂其中的傑出代表。

  大河內輝聲（1848—1882），又稱源輝聲、源桂閣，本姓松平，幼名恭三郎，名輝聲、輝照，號桂閣，幕末高崎藩（今群馬縣南部）藩主。曾任幕府陸軍奉行助理，1869年為藩知事，1871年因廢藩離任，後為華族。

  1878年2月25日，在王治本及沈文熒的引薦下，大河內首次拜晤公使何如璋。自此，大河內頻繁造訪公使館，風雨無阻，殆無虛日。有時帶來的是舊藩主（如越前丸岡藩藩主有馬道純、大和高取藩藩主植邨家壺等），他們大都在廢藩置縣後被封華族，遠離政治，專事風雅；有時帶來的則是舊臣（如松井強哉、高木正賢、谷山之忠、山田則明、宮部襄等）；更多的時候則是與石川鴻齋、龜谷省軒等漢學家老友聚首公使館，同何如璋、黃遵憲、沈文熒等人盡情筆談，以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筆談中，大河內屢屢尊稱僅僅年長十歲的公使何如璋為「慈爹」，就充分體現出其對中華文明的頂禮膜拜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內在與中國文人交流時，即使對方會說日文或帶有翻譯，也明確表示更願利用筆談。如1878年2月25日大河內首次造訪公使館即言：「自今以後，每訪兩公使，不宜待魏少年之陪侍，卻為筆話之妨害。」1878年3月1日作《欽差大臣公署初謁作寄梅史沈君一律》詩曰：「不假辯官三寸舌，只揮名士一枝毫。莫言東海幾蠻語，敘談通情何可勞。」1878年6月16日又言：「弟口訥不喜口談，惟以一枝筆換千萬無量語言」[18]。其目的是儘量留下清人墨寶，作為大河內家永世紀念。甚至在給中國友人寫信時，大河內也不忘最後附上一筆「尊覆賜此余白」，並為對方回信留出充足空間，以便更好保存這些來往信函。

  每當在公使館見到新的面孔，大河內都會要求與對方筆談。而每次筆談之後，大河內都會精心整理，用紅筆對筆談中的人物、地點、動作、擺設、酬唱、信函等進行細緻的補充說明。為便於分辨筆談作者，大河內用紅筆寫上對方的一個名字，如以「如」字代何如璋，「斯」代張斯桂，「公」代黃公度，「梅」代沈梅史，「桼」代王桼園，「桂」代源桂閣，「鴻」代石川鴻齋，「省」代龜谷省軒等。另外，對於每次筆談（大河內皆用「筆話」二字），皆按年月日進行編號，精心整理，裝裱成冊，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筆談具體場景提供了極大便利。

  據大河內生前好友龜谷省軒所撰《大河內桂閣君墓碑》:「君天資敏捷，善文辭，工筆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於家」，這些筆談後皆移至大河內家的菩提寺——位於埼玉縣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內。而據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統計，現存筆談共計73卷71冊，包括筆談原件以及實藤惠秀與佐藤三郎先生根據筆談原件抄錄者（以下簡稱「實藤抄本」）[19]。實藤先生將這些筆談資料通稱為《大河內文書》，今主要藏於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968年，實藤惠秀、鄭子瑜兩先生將其中的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部分整理刊行，名曰《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版）。後鄭子瑜先生又對《筆談遺稿》進行修訂，最新改訂本《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等筆談》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卷（中華書局2005年版）。

  本書[20]第一編「與大河內輝聲等筆談資料」主要根據《大河內文書》中的「戊寅筆話」（原有26卷，現存25卷，缺第24卷，其中第6卷及第15卷為實藤抄本）、「己卯筆話」（原有16卷，現存15—16卷，缺第1—14卷，其中第16卷為實藤抄本，與庚辰筆話第一卷合為一冊）、「庚辰筆話」（原有10卷，現存9卷，缺第10卷，其中第1.4卷為實藤抄本）編校整理，除吸收了前述《筆談遺稿》中的相關成果外，還補充了何如璋、張斯桂、沈文熒、王桼園及其他公使館員與大河內等日本友人的大量筆談資料。

  宮島誠一郎（1838—1911），字栗香，號養浩堂，幕末米澤藩（今山形縣南部）藩士。自幼接受漢學訓練，被譽為神童，曾任藩校「興讓館」助教。幕末曾作為米澤藩的情報人員被派往江戶及京都等地，戊辰戰爭期間，為謀求東北列藩聯盟而東奔西走。明治維新後曾任左院議官、修史館御用掛、宮內省御用掛、宮內省華族局主事補、爵位局主事補等，1896年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著有《國憲編纂起原》、《養浩堂詩集》等。

  據筆談資料可知，宮島初次訪問位於芝山月界院的公使館，是1878年2月15日，該日與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進行了長時間筆談。而宮島與黃遵憲的初次晤談，則為4月19日，兩人一見傾心，相見恨晚。尤其是該年11月，公使館遷至華族會館新址後，由於宮島家離公使館只有一街之隔，交往更加密切。其間情形，誠如宮島在《養浩堂詩集》序所言：「黃參贊公度，與余交莫逆」，而黃遵憲後來也在《續懷人詩》其七懷念宮島時詠道：「一龕燈火最相親，日日車聲碾麴塵」（《人境廬詩草》卷七），足見兩人往來頻繁，交情深厚。值得注意的是，宮島一方面通過與何如璋、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詩文交流，增進感情；另一方面卻又利用與公使館員的筆談，暗中為明治政府提供有關琉球歸屬交涉等方面的情報。

  宮島與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及繼任公使黎庶昌等人，皆有大量筆談，這些筆談資料今多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及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數據室，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編有《宮島誠一郎文書目錄》，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有《宮島誠一郎關係文書目錄》，以方便研究者利用。此外，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魚住和晃先生也收集了不少筆談原件的照片及其複印資料，編有《宮島家文書收錄數據目錄》。[21]

  由於宮島不像大河內那樣每次筆談後立即整理，因此《宮島文書》中的筆談原件散亂情況相當嚴重。1882年5月9日，宮島在整理筆談資料時就曾慨嘆：「以上清使筆談，偶然存篋底者，收錄以淨書。其不存者，加倍之。誠可惜！誠可惜！」[22]可知早在首屆公使館員任期屆滿的1882年，就有一半筆談已經散佚。

  1893年，宮島將與何如璋、黃遵憲等首屆公使館員的筆談資料重新整理謄錄，編為五卷，今第二卷封面尚有宮島長子、著名書法家宮島大八（號詠士）的題簽《栗香大人與支人之問答錄》[23]。《問答錄》記錄了自1878年2月15日初晤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至1882年3月於橫濱送別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的全部過程，可謂經宮島本人系統整理的最為完整的筆談數據。而宮島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的一些筆談原件，則散見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及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宮島文書內。陳捷博士曾將宮島與黃遵憲的筆談部分，整理為《與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等筆談》，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卷（中華書局2005年版）。

  本書第二編「與宮島誠一郎等筆談資料」即以早稻田大學所藏《宮島誠一郎文書》中的《問答錄》為底本，並據筆談原件及其他相關數據，對宮島誠一郎與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等人的筆談數據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編校整理。

  石川鴻齋（1833—1918），名英，字君華，號鴻齋、芝山外史，三河國（今愛知縣）豐橋人。著名漢學家，工詩畫，著有《日本文章規範》、《鴻齋文鈔》等四十餘部。

  由於石川鴻齋住在芝山月界院公使館附近，1878年春便攜知恩院大教正徹定、天德寺少教正義應二僧來訪。開始，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人皆誤以為石川亦沙門中人，鴻齋乃作詩自辯，眾人相繼唱和，以為笑談，後石川將此詩文酬唱編為一書，名曰《芝山一笑》。名字由來，據王治本序：「夫曰芝山，詳其地也；曰一笑，白其誣也。」

  《芝山一笑》由日本東京文升堂於1878年8月28日刊行，乃近代以來第一部公使館員與日人之間唱和的詩文專集。雖然封面題簽曰「清欽差大臣何如璋、同欽差副大臣張斯桂、日本石川鴻齋贈答」，但實際上收錄了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劉壽鏗、廖錫恩、潘任邦、何定求等八位公使館員及寓日文人王治本、王藩清與石川鴻齋間的酬唱問答，並附有秦蘇山、青木可咲、太田晴齋、西島睡庵以及黃遵憲、沈文熒等人的詩評。卷首有沈文熒、王治本、源輝聲、清澤秀等人所作序文，卷尾有徹定、義應、岡千仞的跋文以及藤原忠負、桂香、西島俊、小野願、青木可咲、松井操、增田貢、龜谷行、森魯直等人的詩文題識。雖然龜谷省軒在題識中指出，這些詩文酬唱「大率一時倉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但誠如沈文熒序中所言，「賢士大夫，聯騎駢轂，往來過從，歡若一家，觴酒豆肉，言笑宴宴，此蓋千古以來所未有也。」尚有其重要價值。

  《芝山一笑》不同於本書所收的其他各編，並非純粹的筆談數據，但由於詩文酬唱亦屬當時文人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其內容大多可與其他筆談數據互證互補，故一併收錄於本書。

  岡千仞（1833—1914），名千仞，字振衣、天爵，通稱啟輔，號鹿門，仙台藩人，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史學家。早年求學於藩校養賢堂及江戶昌平黌，博通經史。因勤王有功，歷任修史館編修、東京書籍館幹事等職。後因不滿藩閥專制而辭官，以教導學生及著述自娛，著有《尊攘紀事》、《北游詩草》、《觀光紀游》、《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三百餘卷。

  岡千仞與何如璋、黃遵憲等公使館員，以及遊歷日本的文人王韜等均有密切交往，其日記及稿本等今藏於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室，包括岡千仞自身整理的《蓮池筆譚》、《清燕筆話》手稿本，以及與黃遵憲的筆談原件。這些筆談資料已由陳捷博士整理發表於《日本女子大學紀要》（人間社會學部）第12期（2001年），其中有關黃遵憲的筆談部分，則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卷（中華書局2005年版）。本書第四編則以此為基礎，收錄了1878年8月1日、9月20日以及1979年3月的全部三次筆談，並據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原件進行了校訂。

  增田貢（1825—1899），名允孝，號岳陽，駿河國田中藩（今靜岡縣藤枝市一帶）人，明治時期漢學家。曾任藩校日知館教授、田中藩家老等，維新後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漢文教諭。著有《清史攬要》、《滿清史略》、《唐宋八大家叢話》等。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數據室藏有增田岳陽自身整理的《清使筆語》卷三及卷四手稿本（卷一及卷二已佚），所記與王韜等交流頗多，可補《扶桑遊記》之遺漏。與《大河內文書》不同，《清使筆語》已將筆談中的粗鄙內容全部刪除，恰如增田1879年8月23日筆談所言：「酒間諧謔，屬鄙猥之言，舍旃不載。」

  《清使筆語》卷三、卷四的全部內容，已由陳捷博士整理發表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43期（2003年3月），部分內容則收入《黃遵憲全集》上卷（中華書局2005年版）。本書以此為基礎，並根據增田手稿本以及王韜的《扶桑遊記》進行了校訂。

  （三）朝鮮人

  除了中日兩國文人的筆談之外，本書還收錄了朝鮮修信使金宏集與何如璋、黃遵憲的筆談。

  金宏集（1842—1896），本名金弘集，為避清高宗諱而改為金宏集，字敬能，號道園。1880年作為修信使訪日，帶回黃遵憲的《朝鮮策略》，成為朝鮮開化運動的積極推進者。後任左議政，三度出任總理大臣，推動官制改革、斷髮令及廢除科舉等，1896年被民眾所殺，諡號忠獻。

  1880年8月，朝鮮任命禮曹參議金宏集為修信使。一行共有58人，包括別遣漢學堂上李容肅、軍官前中軍尹雄烈、書記司憲府監察李祖淵、書記前郎廳姜瑋等，其中有不少人為日後的朝鮮開化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一行於1880年8月11日抵達東京，滯留近一個月，與於9月8日（八月四日）離開東京，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

  在日期間，金宏集與何如璋、黃遵憲共進行了6次筆談，為彌補筆談不能盡意之憾，何如璋命黃遵憲撰寫《朝鮮策略》以贈之，這些筆談資料（「大清欽使筆談」）及《朝鮮策略》皆收錄於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記》。筆談原件今已不存，《修信使日記》則有兩個版本：其一為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韓國史料叢書》第九卷所收之翻刻本[24]，其二為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編《金弘集遺稿》所收《修信使日記》[25]，乃影印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抄本。本編以《金弘集遺稿》所收《修信使日記》影印本為底本，參校國內所整理的有關何如璋、黃遵憲與金宏集的筆談數據。

  以上是有關本書[26]筆談主要參加者及筆談資料情況的介紹，至於筆談中出現的其他人物，請參考各編注釋；而有關編校時的注意事項，則請參閱各編的「編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