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與首屆駐日公使的赴日
2024-10-13 10:50:09
作者： 吳廷璆
眾所周知，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具有兩千多年的交流史。而兩國近代外交關係的建立，則肇始於1871年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
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人來華，要求訂約通商。總理衙門擔心日本在條約中援引歐美各國對華立約條款，故援引《禮記·學記》中「大信不約」之語，予以拒絕，而李鴻章與曾國藩則力主與日訂約。1871年6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來華議約。儘管明治新政府為美、英、法等國的不平等條約所束縛，卻企圖援引西方列強之例，將不平等特權列入條約。李鴻章則在曾國藩的提議下，堅決不肯將「一體均沾」的字樣寫入條文。經過長達數月的交涉，最終於9月13日（農曆七月二十九日，下同），雙方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全稱《大清國大日本修好條規》）。雖然明治政府以為條約有欠妥之處，於翌年5月派遣柳原前光再次來華，要求改約，但李鴻章堅決不允。明治政府見清廷態度堅決，成約難以更改，乃於1873年3月，命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華換約。[5]
《中日修好條規》共計十八條，其中包括如下幾條重要內容：
第一條 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第二條 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
第四條 兩國均可派秉權大臣，並攜帶眷屬隨員，駐紮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經過內地各處，所有費用均系自備。其租賃地基房屋作為大臣等公館，並行李往來及專差送文等事，均須妥為照料。
第六條 嗣後兩國往來公文，中國用漢文，日本國用日本文，須副以譯漢文，或只用漢文，亦從其便。（《同治條約》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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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乃對所屬領土互不侵犯之規定，此後中日兩國在圍繞琉球歸屬進行交涉時，何如璋、黃遵憲等公使館員曾屢加引用。第二條被歐美各國駐日公使疑為中日結盟，招致不滿。第四條乃為互派使節之規定，而第六條對於往來公文使用漢文之規定，對近代中日交流具有深遠意義。
根據條規，明治政府於1874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為公使來華駐紮。由於該年發生日本入侵台灣事件，清廷派遣駐日公使之事稍有推遲。
1877年1月15日（光緒二年十二月二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即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因日本爆發西南戰爭，赴任被迫延期。據何如璋《使東述略》記載，8月17日（七月初九）由軍機處頒發敕書及國書，9月10日（八月初四）離京。9月14日（八月初八）抵達天津，拜謁李鴻章，「語使事頗詳」，並會晤繼任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10月25日（九月十九日）抵達上海吳淞口，繼而赴南京面見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請派兵船東渡，沈葆楨乃命「海安」號護送。11月23日（十月十九日），奏報出洋日期及所帶隨行人員，11月26日（十月二十二日）晚，偕副使張斯桂、參贊官黃遵憲等人登上「海安」號兵船。翌日，船出吳淞，11月30日（十月二十六日）抵達日本長崎，中日雙方各放禮炮二十一響，互為敬意。後泊神戶，一行登岸，日人觀者如堵，「漢官威儀，見所未見，日人間從西京、大阪百十里來觀者」。一行遊覽大阪、京都、神戶後，於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抵達橫濱，宿外務省準備之行館。20日，何如璋派黃遵憲赴東京，面見外務卿寺島宗則，22日何如璋偕副使張斯桂入京，會晤外務卿寺島宗則、外務大輔鮫島尚信，「鈔國書稿示之」。[6]
另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照會資料[7]，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於1877年12月19日（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向外務卿寺島宗則發出抵日後的第一號照會：
大清欽差大臣何、副使張為照會事
本大臣奉使貴國，於我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自上海起行，二十六日到長崎，十一月初三日到神戶，十二日到橫濱，接見神奈川縣令並貴外務省一等屬官，情意殷勤，具征兩國格外和睦，本大臣實深感悅。
茲本大臣於日內陸續搬運行李上岸，暫在貴出張所居住數日，所有隨帶官員、親屬、僕役等共五十人先開清單，送被查照。除在橫濱一面租房，與理事等官分駐外，特遣參贊黃遵憲、洋員麥嘉締先到東京租賃公館，望貴外務省妥為照料。一俟租定後，本大臣當即束裝來京與貴大臣把晤，藉親懿範，以篤和衷，本大臣不勝欣幸之至。
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大日本國外務省卿寺島
光緒三年拾壹月拾伍日
該照會對公使一行的出發及抵日時間進行了詳細通報，並言將派遣參贊黃遵憲及洋員麥嘉締赴東京租賃公館。此外，該照會還附有下列「國書抄稿」及一行名單：
一、國書抄稿
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朕誕膺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言歸於好。茲特簡二品頂戴升用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出使大臣、三品頂戴即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往駐貴國都城，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達，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惟冀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
大清光緒三年七月初五日
二、名單
參贊官：黃遵憲
洋 員：麥嘉締
正領事官：范錫朋
副理事官：余 雋
翻譯官：沈鼎鍾、張宗良、潘任邦、馮昭煒
隨 員：沈文熒、陳文史、廖錫恩、吳廣霈、張鴻淇、陳衍范、何定求、任敬和、劉坤
親 屬：何其毅、張子菁、施積型、張德耀、羅貞意又共其僕役二十八人
12月24日，外務卿寺島宗則將國書抄稿及一行名單抄送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並約定28日上午11時向明治天皇遞交國書。[8]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何如璋偕張斯桂、黃遵憲在外務卿、宮內卿、式部頭（按：皇宮典禮長）的引導下，向明治天皇遞交國書，「使臣口宣誦詞畢，參贊捧授國書，使臣捧遞日主」（《使東述略》）。下午，拜會太政官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以及參議大久保利通等人。
1878年1月15日（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黃遵憲租下位於東京芝山增上寺內的月界院作為公使館公館，並於1月23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橫濱的出張所搬入。雖然四周幽靜，環境優美，但由於空間太過逼仄，最終於該年11月，公使館遷至位於永田町的原華族會館新址。本書所收的筆談，不少即以此二處為舞台而展開。
公使館在月界院安置妥當後，何如璋、張斯桂於1878年2月7日（光緒四年正月初六）向外務卿寺島宗則發出第七號照會：
大清欽差大臣何、副使張為照會事
本大臣於東京擇定芝山月界院作為公署，於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橫濱移駐，所帶官員、親屬、通事、並僕役人等，自應開單，懇飭地方官知照。因在我國度歲之期、故未及行照會，旋於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接到尊函，具悉厚意。茲合將單送來，即煩貴大臣飭地方官查照可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計單
右照會
大日本國外務省卿 寺島
光緒肆年正月初陸日
官員
參贊官：黃遵憲
洋 員：麥嘉締
翻譯官：沈鼎鍾
翻譯官：馮昭煒
隨 員：沈文熒
隨 員：陳文史
隨 員：廖錫恩
隨 員：張鴻淇
隨 員：陳衍范
隨 員：何定求
隨 員：任敬和
隨 員：劉 坤
親 屬：何其毅、張子菁、施積型、張德耀
通 事：鉅鹿赫泰（日本國長崎縣人）
又通共僕役二十六人：
范升、朱升、江天育、張德、宋全有、吳升、紀貴、郎升、鄭福、洪仁、梁玉、古金、江林玉、黃三、薛坤、費德、王裕三、鄒順、馬升、王升、葉仁、薛貴、陳龍。
初村盛四郎（年十七歲，日本國長崎縣人），
湯日常次郎（年二十六歲，日本國廣島縣人）
石川兼吉（年二十歲，日本國東京府人）
該照會通報了公使何如璋與副使張斯桂所帶官員、親屬、通事及僕役等詳細清單，與前述第一號照會相比，名單中已無赴任橫濱及長崎的理事官范錫朋及余雋等人，而增加了日人通事及僕役26人（包括3名日本人）。
另外，前述翻譯官中，沈鼎鍾、張宗良及後任的楊樞皆為西文翻譯官，而東文翻譯官馮昭煒後調任駐神戶領事，留在東京的潘任邦亦於1878年8月因病歸國，何如璋等人的活動大多需要通過從天津帶去的日本通事鉅鹿赫泰（又名鉅鹿赫太郎，中文名魏梨門、魏鯉門等）進行翻譯，因此首屆駐日公使館始終面臨著嚴重的翻譯不足問題[9]。這也從客觀上促使當時的公使館員在與日本文人的交流時，並非完全藉助口譯，而是更多地使用筆談（又稱筆語、筆話）。
另一方面，對於首屆中華使節的到來，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現出空前的熱情，誠如漢學家石川鴻齋在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跋中所述：「入境以來，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屨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10]，造訪公使館的日本人絡繹不絕。何如璋、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在繁忙的公務之餘，與日本友人頻頻筆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詩詞格律，典章制度，語言文字，風土習慣，可謂無所不談，極盡其歡，揭開了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譜寫了波瀾壯闊的中日文化交流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