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筆談與東亞文化交流 第十一章 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在日筆談資料研究 一、前言

  筆談一詞，最早見於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自序：「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1]此處所謂筆談，乃以筆硯隨時記錄之意。後來則稱以文字交換意見或發表意見為筆談。《現代漢語詞典》「筆談」條列有如下三項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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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兩人對面在紙上寫字交換意見，代替談話。

  （2）用書面發表意見代替談話。

  （3）筆記（多用於書名）:《夢溪筆談》。[2]

  本文所稱筆談，即用筆寫字、代替口頭語言進行溝通的交流方式，亦稱筆話、筆語，乃東亞漢字文化圈內不同地域不同語言的人們相互交流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的交流在近代以前尤為普遍，甚至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者常與朝鮮通信使用漢字筆談的方式來爭論儒學問題，來自安南的使節與朝鮮使節互贈漢詩等，可以說，筆談乃近代以前東亞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

  由於筆談訴諸文字，主要用毛筆書寫在紙上，雖然大多已經散佚，但仍有一些筆談得以保存，流傳至今，在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圖書館、檔案館以及民間私人文書中，時而可以發現不少筆談記錄。

  王曉秋教授曾指出筆談資料的三個特點：一是原始性和真實性，二是內容的多樣性與廣泛性，三是互動性和趣味性。[3]筆者曾編校整理《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4]，收錄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等首屆駐日公使館員與日本友人及朝鮮修信使的筆談資料五種，從中可以讀出明治初期以東京為舞台的東亞文化交流畫卷。本文在綜合梳理上述五種筆談資料的基礎上，從筆談資料與外交、漢詩酬唱、詩文切磋、資料提供等視角，對筆談資料與東亞文化交流的諸問題進行探討。

  筆談乃東亞文人相互交流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史料的唯一性與連續性，能夠超越時空留存於世。由此而言，筆談資料是一座研究東亞外交及文化交流的寶庫，值得我們從各個角度去探討。由於同屬漢字文化圈，東亞各國筆談資料豐富，涉及面廣，其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的價值不可低估。

  通過對這些龐大的筆談資料展開系統而深入的綜合研究，不僅可以拓寬和深化東亞文化交流的研究領域，而且還能更好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在漢字文化圈內的軟實力，對新世紀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漢語及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及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