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的和歌漢譯

  （一）倭寇入侵與明代日本研究的興盛

  唐末大亂，中國遭受嚴重破壞。894年（唐昭宗乾寧元年，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在菅原道真的建議下，持續260多年的遣唐使派遣終止了。自此中國與日本的官方交往雖然停止，但民間交流依然絡繹不絕，日本入宋僧人與貿易商亦頻繁往來於中日兩國之間，在這種交流過程中，有關日本的知識亦漸漸傳入中國，宋代的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將從留學僧安覺聽來的日語單詞分別用發音相近的漢字一一加以介紹。[73]到了元末明初，著名學者陶宗儀又在其編纂的《書史會要》一書中，根據當時日本入元僧人提供的資料，按照「いろは歌」順序，第一次完整記載了日語的47個假名，指出其用途乃是「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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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國的日本研究取得飛躍發展，還是進入明代以後的事情。這種日本研究興盛的直接原因，當然主要是為了抵抗倭寇的入侵。16世紀明朝與日本交流中斷後，倭寇在大陸大行掠奪，尤其是在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倭寇活動最為猖獗。倭寇初期成員主要由日本人組成，而後期則也包括中國人及韓國人。

  明朝政府為了有效地抗擊倭寇，積極鼓勵官府與民間進行系統的日本研究。對於當時的情況，鄭餘慶在《日本考略·引》中指出：

  餘慶承乏定海，適遭其窮，以守城官兵併力拒守，蕞爾區壤，獨不罹害，幸亦多矣。竊以幸不可再，思患而預防之者不可不密，蚤夜展轉，以圖後計。時即有若邑庠弟子薛生俊者。……乃命俊為《日本考略》若干卷，誠有裨於邊防也。

  在這種外患壓迫下，明代湧現了大量研究日本的著作，主要代表作有薛俊的《日本考略》、鄭若曾的《日本圖纂》、《籌海圖編》（以上為嘉靖年間刊行）；李言恭、郝傑的《日本考》、鄭舜功的《日本一鑒》（以上為萬曆年間刊行）等。

  （二） 「寄語」的搜集

  明代日本研究的成果，不僅反映在研究著作數量比以前大為增加，更主要的還體現在其研究質量方面達到了頗高的水平。「寄語」的創立便是其重大成就之一。

  「寄語」一詞，乃起源於《禮記·王制篇》: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75]

  薛俊在《日本考略》亦說明道：「寄即譯，西北曰譯，東南曰寄」，並在該書中特設「寄語略」一欄。據此我們可知，所謂「寄語」，乃指日語詞彙的漢譯。如該書中所記「禿計、月」「烏彌、海」「搖落、夜」，上面為用漢字摹擬的日語發音，下面為該日語詞彙所指的漢語意思。

  明朝的日本研究書籍皆很注重「寄語」的搜集，如薛俊《日本考略》收錄了358個，鄭舜功的《日本一鑒》收錄了3401個，李言恭、郝傑的《日本考》收錄了1186個，如此以「寄語」方式大量介紹日語單詞，在中國文學史上尚屬首次。也正因為有著如此豐富的「寄語」積累，和歌的漢譯也就成了可能。

  （三） 《日本考》中的和歌漢譯

  隨著「寄語」研究的進展，和歌的漢譯亦同時開始了。下面我們就以李言恭、郝傑編撰的《日本考》為對象，具體考察一下其中的和歌漢譯問題。

  《日本考》編撰與明萬曆年間，全書共由5卷組成，對當時日本的情況，從地理、風俗，到文字、工藝等，皆作了較為具體而全面的介紹。其中，卷三的「歌謠」部收有和歌39首，卷五的「山歌」收有歌謠12首，共計和歌51首，並對它們一一作了具體的漢譯。這些歌，大多取自《古今集》、《後撰集》、《拾遺集》、《後拾遺集》、《伊勢物語》等處，內容則是多種多樣。

  鹿悲紅葉

  縱觀《日本考》中這些和歌的漢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色，即譯者在翻譯這些和歌時，每首都將其翻譯程序加以細緻而周到的說明。下面，我們就以《古今集》卷四的著名和歌「奧山に紅葉ふみわけ 鳴く鹿のこゑきく時ぞ 秋はかなしき」[76]為例，看看其具體的翻譯程序。

  遠山尼 木密之勿密外計乃姑失革那那可葉吉古時活秋 所革乃失氣

  に もみぢふみわけ なくしかの こゑきく は あきぞ 遠山 時 かなしき

  讀法：多委陽脈尼木密之勿密外計乃姑失革那可葉吉古禿計活阿氣所革乃失氣

  切意：遠山紅葉落，鹿踏自悲鳴，

  時值秋殘後，聲叫苦難聽。[77]

  首先，按照中國詩歌習慣，譯文中加上了「鹿悲紅葉」這一題名。其次，為保持原有風貌，對原文皆先以音譯漢字，再以漢字、假名混合方式進行介紹。

  這首歌通過鹿的鳴叫聲來感覺秋季的來臨，在日本可謂膾炙人口，婦孺皆知。仔細看來，這裡所介紹的與現今日本所流傳的版本稍有出入，有不少地方出現錯誤。如原文的「奧山に」改成「遠山に」，「こゑきく時ぞ」改成「こゑきく時は」，「秋は悲しき」改成「秋ぞ悲しき」。這些不同，可能是在傳抄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另外，「讀法」中誤衍一「那」字，「釋音」中將「外計」（わけ）的意思誤解為「悲」等，說明當時的日語理解水平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具體翻譯過程，大致分為「呼音」「讀法」「釋音」「切意」四個步驟。「呼音」乃是使用發音相近的漢字注音，相當於上述的「寄語」。「讀法」則是將「呼音」中所得的漢字發音填入句中，得出全句的日話發音。「釋音」則分為「正音」（如「遠山」）、「助語」（如「尼」）以及對音譯漢字的意思說明（如木密之）三種。

  經過如此細緻而周到的解釋，最後譯者在「切意」中將整首和歌譯為五言漢詩。

  從形式上可以看出，譯文所採用的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五言絕句形式，作為中國古典絕句，其本身亦自成一格，饒有情趣，可謂和歌漢譯中的精品。

  在和歌漢譯中，譯文除了上述用五言絕句以外，還有四言四句、七言二句、七言絕句、四五言雜句、四六言雜句、五七言雜句等各種形式。由此可見，譯者在翻譯中是因詩制宜的。如將《古今集》卷首的在原元方在立春之日所做和歌「年の內に春はきにけり ひととせをこぞとやいはん ことしとやいはん」[78]，題為「年內立春」，譯為四言四句：

  年內立春，已一年別。

  筭舊年節，當今時節。[79]

  他如在原業平的著名和歌「月やあらぬ春や昔の春ならぬ 我が身一つは 元の身にして」（《古今集》747，《伊氏物語》第4段），譯文就題為「難中春怨」，譯為如下四六雜言體：

  月非昔月，春非昔春，

  我身不比故舊，

  故舊不是我身。[80]

  在由於倭寇活動之猖獗而引發的對日本研究的空前高漲之勢中，和歌的漢譯盛開出美麗的花朵。然而，倭寇之患逐漸消失後，研究日本的熱情便又衰退下去。明代取得的豐碩成果，未能得到後人的繼續推進，其時所進行的和歌漢譯，並未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什麼大的影響，其後便漸漸為人們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