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語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對《臨刑詩》在東亞三國的傳承過程大概可作如推斷：隋滅陳後，傳為陳後主所作的《臨刑詩》，曾長期流傳於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此後，一方面，通過留學吳越間的入唐僧人智藏傳到日本，最終影響到大津皇子《臨終詩》的創作；另一方面，又通過五代江為的臨刑賦詩、明朝孫蕡的臨刑口占，在中國不斷流傳下來並影響到朝鮮成三問的刑前賦詩。《水滸傳》等小說戲曲中的引言，使得該詩在民眾之間更加廣泛流傳，以致衍生出假託金聖歎、戴名世、葉德輝等名士的附會之作。

  當然，《臨刑詩》在傳承過程中，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的變異，應與臨刑口占這一特殊背景有關。面對即將受刑、離別人世的殘酷現實，詩人們在大致相同的極端環境之下，追憶起前人流傳下來的詩作，放聲吟誦，期間文字稍有出入亦屬自然。而這種悲劇性的故事，經過民間不斷加工，逐漸衍生出更多的附會和傳說。毋寧說，這也正是《臨刑詩》流傳如此之廣的根本原因。

  比較一下流傳於東亞三國的《臨刑詩》，可以發現，除陳後主的《臨行詩》外，中國流傳的《臨刑詩》皆與文人的筆禍有關；而日本、朝鮮的《臨刑詩》皆與皇位的爭奪有關，這一點可謂與陳後主的《臨刑詩》更為接近。[40]然而，令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大津皇子與成三問除上述《臨刑詩》外，還分別留下了用自己民族語言創作的和歌和時調。即使是告別人世之際，一方面要用漢詩這種東亞地區的共同語言賦詩言志，使其具有地區間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須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心聲，使其具有特定的真情實感。近代以前東亞地區這種詩與歌奇妙組合，應該引起我們的進一步關注。

  （本文為2001年9月8日至10日由南開大學、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主辦的「變動期的東亞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表論文，後收入楊棟樑、嚴紹璗主編，趙德宇、劉雨珍副主編：《變動期的東亞社會與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