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開展國際合作

  在穩定中東石油供應的前提下，要想進一步防止石油危機發生，參與國際合作就顯得更加主動並且十分重要。日本參與國際合作，一是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協調共同抵制措施；二是擴大開展從中東地區以外產油國進口石油渠道，以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中，美國就極力主張西方石油消費大國採取共同行動抵制產油國的鬥爭。1973年12月12日，基辛格呼籲設立「能源調整中心」，要求日本、西歐等盟國相互協調採取一致行動。但是日本及西歐盟國卻採取了靜觀態度，因為皆怕設置此機構，會刺激阿拉伯產油國而遭到更大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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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石油危機呈現緩解趨勢，1974年1月9日基辛格再次發出呼籲，日本與西方盟國馬上表示接受美國邀請參加會議。日本此時參加國際協商活動的主要原因為：政治上出於日美特殊關係的考慮，不願因石油危機問題而過分引起美國的不滿。經濟上的原因為，此時石油危機已由初期石油供應量限制，轉變為石油價格上漲，需要主要消費大國協商對策。

  1974年2月11—1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石油消費國會議，日、美、英、法、西德、意等13個國家代表出席會議。會議再次圍繞基辛格提出設立「能源調整中心」組織問題出現爭論。法國表示反對，其外長若貝爾指出：「美國是半個產油國，在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上與消費國之間有區別，日本與法國才是真正的消費國。」[13]但是，日本卻在法美之間採取協調方針，在大平外相的活動下，法國最終作出讓步，會議決定設立「能源調整中心」組織。會議還決定在緊急狀態，石油供應出現嚴重不足情況下，消費國實施分配製度。另外，作為沒有國際石油資本的消費大國，有權從國際石油公司方面獲得有關情報。這些都是日本所要解決的難題。日本認為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正是因為美國不能確保補充自己缺少的石油供應差額，又缺少準確石油危機情報才導致被動局面。

  1979年6月28日，在東京舉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因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會議再次以石油問題為中心議題。石油危機再次襲來，使西方國家感到有必要聯合採取行動。會議經過秘密討論，確立不同國家限制進口石油的數額與今後五年內的限制目標。會議確立限制目標如表4-1所示。[14]

  表4-1 各國進口石油控制目標（日、萬桶）

  從表4-1中可以看出，多數國家到1985年基本控制在1978年水準，而日本則明顯超出。

  日本堅持自己為完全石油進口大國，需要在計劃中得到寬鬆的限制。西方國家採取壓縮石油消費數額的對策，無疑是對中東產油國實施石油提價戰略的抵制，而日本又獲得相對寬鬆的限制，有利於其經濟發展。日本參與西方國家共同抵制產油國家的石油戰略，對轉變國際石油市場的供求關係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說穩定中東石油供應是日本解決石油危機的急切對策，那麼盡力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便是較長期對策，而且更加艱難。自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國際石油市場價格保持高價位，但是相對平穩。1978年底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後，石油出口大國伊朗突然停止石油出口，引起國際石油市場供求關係短暫發生變化，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1980年9月兩伊爆發戰爭後，國際石油市場價格一路高攀。1979年石油每桶價格為14.55美元，到了1981年1月竟高達36—40美元。然而市場經濟運作絕非產油國一廂情願所能為，過高的價格致使消費國難以承受，紛紛減少石油進口。而過高的石油價格，也促使非歐佩克組織成員的產油國家加快石油開採，其大量向國際石油市場拋售石油，不僅填補了國際石油市場的空缺，而且造成了供大於求的狀況。最終造成國際市場石油價格轉向逆勢，一路下滑。1981年10月石油每桶價格為34美元，1983年3月降為29美元，1985年3月降為25.85美元，1986年3月跌致11.51美元。1986年以後，油價大致在每桶14—18美元間波動。

  以石油價格劇烈波動為標誌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雖然持續時間並不算長，但是卻引發了二戰後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日本在確保中東石油穩定供應的前提下，極力尋找儘量減少對中東石油依賴程度的辦法。日本所採取的手段包括，開發利用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如核能、太陽能等，擴大水力、地熱等能源利用，恢復已經被淘汰的煤炭能源。在國際上擴大石油進口新來源，增加從亞太地區的印度尼西亞、中國、汶萊等國進口石油，並計劃與蘇聯共同開發蘇聯遠東地區油田。

  1974年1月，田中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中指出，「為確保資源的穩定供應和來源的多元化而銳意努力」[15]。1974年1月，日本與印度尼西亞兩國簽訂協議，日本向印度尼西亞提供2億美元的日元貸款，用於購買日本的天然氣成套設備，開發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北部和加里曼丹東部的油氣田。按協議規定，從1977年投產開始，每年向日本出口750萬噸天然氣。1974年日本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進口石油款額分別為45.72億美元和9.79億美元，比前一年分別猛增了106%和26%。[16]1975年日本從美國的阿拉斯加進口天然氣達96萬噸，從汶萊進口天然氣達510萬噸。

  1974年3月，蘇聯主動向日本提出聯合開發秋明油田的建議，要求日本提供相當於24億盧布的資金信貸，並且預定從1981年開始向日本每年提供500萬噸原油，以後逐年增加，至2000年總計提供4.5億噸原油，以作為交換。但是，日本出於安全考慮以及運輸成本過高等原因，對蘇聯提議採取了迴避態度。1974年4月，日蘇兩國就合作勘探與開發薩哈林海底大陸架石油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在日本如何提供信貸，蘇聯怎樣償還，設備供應和產品分配等具體問題上未能求得共識。1974年10月，日本成立了「薩哈林石油合作開發株式會社」，專門承擔對薩哈林石油合作開發事業。1974年6月，日蘇兩國就合作開發蘇聯南雅庫特煤礦達成協議，規定從1979年至1998年的16年間，蘇聯向日本提供總計為8440萬噸南雅庫特煤。[17]同月，圍繞西伯利亞天然氣開發問題，日本聯合美國，與蘇聯共同簽署三國談判備忘錄，即由日美兩國向蘇聯提供資金信貸、機械設備等，蘇聯開發出天然氣後，在25年內分別每年向日美兩國提供1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18]1977年9月，日蘇兩國第7次經濟聯合委員會發表共同聲明，指出在薩哈林地區聯合勘探石油和天然氣，儘快促成對西伯利亞天然氣的民間聯合開發。但是，出於各種原因，日本參與西伯利亞的資源與能源開發一直沒有大的突破。儘管如此，石油危機後日本從蘇聯進口石油、煤炭及木材等均有明顯增加。

  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石油、煤炭也有增加，1976年從中國進口的石油占日本進口石油總額的2.6%。[19]1978年9月，河本通產相訪問中國時，雙方就合作開發油田、煤炭等經濟問題磋商。河本通產相回國後表示，準備對中國的石油與煤炭開發給予資金合作，向中國提供貸款，中國以提供原油的形式償還。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更急於實現與中國的合作開發，1979年12月，中日兩國簽訂議定書，在中國渤海南部和西部海域，合作開發海底石油和天然氣。按規定，在勘探階段由日方提供1億—2億美元的勘探資金；在開發階段，中方出資為5.2億美元，日方出資為5億美元，雙方出資比例為51:49。中方出資的絕大部分（5億美元），由日本輸出入銀行提供相等數額的日元貸款來解決。油田投產後，以每年產量的42.5%為上限提供給日方，作為日方投資的回報。[20]

  為了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1983年11月，日本通產省、綜合能源調查會發表了《長期能源供應預測》，我們根據此把各種能源所占的比率製成表4-2如下。[21]

  表4-2 長期能源需求預測構成比率（%）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石油在日本能源的發展規劃中，是呈現大幅度下降趨勢的。而新燃料油、新能源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其包括太陽能、油砂、油頁岩、酒精燃料、煤液化油、木炭等。再一個發展方向是核能，1982年日本擁有核能發電能力為1717.7萬千瓦，占日本總發電量的17.6%。煤炭發電本來是被石油發電替代的，可現在又因為依賴石油的可靠性出現威脅而不得不重新拾起。

  日本減少對中東石油依賴程度的努力，經過幾年後明顯見效，如表4-3所示。[22]

  表4-3 日本對中東石油進口狀況（1000b/d）占總進口比（%）

  從表4-3中可以看出，在1975—1987年，日本對中東石油進口，無論是進口數額，還是所占日本全年進口石油總額的比例，都呈現明顯下降趨勢。但是，解決石油危機問題絕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要日本經濟擺脫不了依賴石油，能源結構擺脫不了以依賴石油為主的框架，其自身又無法提供石油，這種石油危機就無法真正擺脫。另外，核能、煤炭、天然氣等已有的能源，生物能、太陽能、煤炭液化等新能源，都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核能存在安全問題；煤炭存在環保、運輸、儲存等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能源的經濟成本都高於石油作為能源的價格，這決定了日本很難在短期內用其代替石油作為能源結構的主體。這就決定了日本只能在石油節約、挖效上投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