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時，蘇聯一方面採取「不干涉」政策，避免與日本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也採取了防範措施，其主要為恢復及發展與中國關係，乘機控制或占領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同時加強自己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力量。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年，1929年5—12月，中蘇之間爆發了「中東鐵路事件」。中國東北地區當局以蘇聯進行共產國際活動為名，實施驅趕蘇聯勢力的武力行動，結果蘇聯動用大批武力反擊，使中國東北軍失敗，12月雙方簽訂《伯力協定》，恢復蘇聯勢力在事件爆發前的狀態。中東鐵路事件造成了中蘇外交關係中斷。「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蘇聯採取主動行動，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向在莫斯科就中東鐵路問題談判的中國代表莫德惠直接提出，立即舉行恢復兩國邦交談判的建議。對於蘇聯來說，由於存在日本進攻遠東地區的巨大危險，中國實際上成為蘇聯安全的第一道重要防線。中國雖為一貧弱之國，但與蘇聯相鄰，擁有廣闊國土和眾多人口，又具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光榮鬥爭傳統，所以在削弱和牽制日本力量，阻止其北進方面，中國能夠發揮遠東地區其他國家無法代替的作用。然而中國政府對於蘇聯的提議初期並不積極，其原因：一是蔣介石政府仍堅持「安內攘外」政策，認為蘇聯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台，不與蘇聯接觸為好。二是蔣介石政府把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的「國際聯盟」，希望利用「以夷制夷」方法解決。結果西方國家對「九一八」事變採取綏靖主義政策，使蔣介石政府大失所望。在這種形勢下，蘇聯方面抓住時機，特別是蘇聯政府向蔣介石政府表示：「承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在國民黨不在共產黨」[8]，使蔣介石政府減少了顧慮。1932年12月12日，中蘇兩國交換備忘錄，恢復兩國外交關係。

  在中國新疆地區，蘇聯極力扶植親蘇的地方勢力發展。1931年10月1日，蘇聯與新疆地方政府主席金樹仁代表簽訂秘密協議，規定蘇聯產品降低關稅進口新疆，使蘇聯產品壟斷新疆市場，蘇聯有權在新疆開設經營電報、電話等通信業務，作為交換條件，蘇聯向金樹仁政權提供包括飛機在內的各種軍事援助。1933年4月後，蘇聯又開始扶植盛世才地方政權。1933年10月，蘇聯為盛世才政權提供大批武器、彈藥。1934年1月，配備有坦克、飛機、大炮的7000名蘇軍進駐新疆，協助盛世才治理。新疆也成為蘇聯實際控制地區。

  在中國外蒙古地區，蘇聯則完全繼承了沙俄時期政策，極力推動外蒙古地區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統治。蘇聯認為外蒙古地區經濟落後，人口稀少（當時僅80萬左右），很容易被日本占領。如果日本占領外蒙古地區，不僅構成對蘇聯西伯利亞地區的直接威脅，而且極容易切斷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造成蘇聯東部與西部聯繫中斷。1934年11月27日，蘇聯與外蒙古地方政府締結「紳士」協定，規定外蒙古地區受到第三國攻擊時，蘇聯要承擔全面支援外蒙古義務。為了進一步控制外蒙古地區，1936年3月12日，蘇聯與外蒙古地方政府簽訂相互援助條約，規定蘇聯有權在外蒙古地區駐紮軍隊。

  對於蘇聯與中國地方政權單獨簽訂協議及條約的行為，當時中國政府提出最強烈抗議，宣布不承認這些協議及條約。蘇聯在日本侵華之際，對中國新疆與外蒙古地區的控制及占領政策，一方面是要把對日防線擴大到中國以減少自己的損失，另一方面不可否認有乘機吞併中國邊疆地區之嫌，事實上真正造成外蒙古地區獨立脫離中國，就是日本侵華時期蘇聯所為。

  蘇聯在加強對中國新疆與外蒙古地區控制的同時，也開始加強本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防禦實力。特別是1934年蘇聯TB3重型轟炸機問世後，很快被部署在海參崴百餘架。該機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轟炸機，不僅載彈量大，而且航程遠，可以轟炸日本各地區並且安全返航。1938年1月，日本《中央公論》發表了署名片岡少佐的文章，指出該飛機可以轟炸日本大城市，造成的火災可以超過1923年東京大地震的十倍。隨著蘇聯加強遠東地區邊防力量政策的實施，到1937年初，蘇軍步兵的25%、大炮的17%、坦克的22%被調集到遠東地區，構築了強大的抗擊日本入侵的防禦體系。與此同時，蘇聯的遠東軍力量與日本關東軍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變化。如表2-2所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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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 日本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兵力對比

  隨著蘇聯乘機在中國擴大勢力範圍，特別是蘇聯遠東兵力與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兵力差額的不斷擴大，日本越來越感到「近來蘇聯在遠東地區擁有龐大的軍事力量，已經構成對我方的威脅」[10]。另外，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作出決定，號召各國無產階級起來聯合一切進步力量，建立更加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法西斯勢力。共產國際的這一號召，使日本法西斯勢力更加恐懼。然而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並不是日本侵略者的最終目的，其要侵占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才為終止。早在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就公然叫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為了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特別是要南下進入中國關內的更廣闊地區，日本最擔心的是中國邊界另一側的強大社會主義蘇聯。為此，1936年7月24日，日本內閣作出決定：「為了確保我國安全及大陸政策的順利推行，我們必須聯合其他國家牽制蘇聯的力量，以減少對我方的威脅。為此我們決定與德國締結條約。」[11]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兩個法西斯國家在柏林正式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簽訂該條約的同時，雙方還簽署了附屬秘密協定書，其主要內容為，「兩締約國的主管機關對於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並對共產國際的揭發及防止措施，應緊密合作」。「兩締約國的主管機關對於在國內或者國外，不論直接或者間接服務於共產國際，或者助長其破壞工作者，應在現行法的範圍內，採取嚴格措施。」[12]

  從《反共產國際協定》及附屬秘密協定書的內容看，日德兩個法西斯國家皆要利用對方來牽制蘇聯，便於自己在中國或歐洲的擴張。但是這兩個法西斯國家又不敢公開承認其內容，擔心蘇聯及有關國家反對而導致自己更加國際孤立化。協定簽訂的當天，日德兩國皆發表聲明，指出協定不是以特定某一國家為目標，僅是針對共產國際的「破壞活動」而採取的防範措施。蘇聯在事先已經獲知有關內容，11月16日，蘇聯駐日本大使尤列尼夫會見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此事進行詢問，有田外相對此並沒有完全否認，但又解釋說，其僅為日德兩國為共同防禦「赤化」而簽訂，並不影響日蘇兩國友好關係。可以說，《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簽訂，標誌著日本在外交上完成了對蘇聯的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