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山田家本《文筆眼心抄》內容說明的問題

  從今存山田家本《文筆眼心抄》內容本身，可以說明更多的問題。

  

  正如陳翀教授所說，《文筆眼心抄》是《文鏡秘府論》之外相對獨立的一部著作，儘管它未必是一部歌論書。它的大量材料，無疑直接來自《文鏡秘府論》。但是，它不是對《文鏡秘府論》的簡單抄寫。它有新的框架。根據新的框架，相關內容重新編排，重新歸類。總體內容有大的調整。在原《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和《調聲》之前，設「凡例」一目，將南卷《論文意》中王昌齡《詩格》和皎然《詩議》的內容編入。原地卷《十四例》之後，設「二十七體」一目，除編入地卷《十體》之外，還編入南卷《論文意》中王昌齡《詩格》以及北卷《論對屬》的部分內容。在原西卷《文筆十病得失》之後，編「筆二種勢」，再設「文筆六體」、「文筆六失」、「定位四術」、「定位四失」數目，編入原南卷《集論》和《定位》中的部分內容。新編框架，四聲譜、調聲、八種韻、六義、十七勢、十四例、二十九種對、文二十八種病、筆十種病、句端等類目是《文鏡秘府論》原有的，而凡例、二十七種體，以及筆二種勢、文筆六體、文筆六失、定位四術、定位四失等則是新設的類目。新設類目占五分之二強。具體內容也有調整。比如，「凡例」編入《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中王昌齡《詩格》和皎然《詩議》，又將其中一些內容移出，編入其他地方。比如，將王昌齡《詩格》關於用字有輕有重和「第一字與第五字須輕清」兩條移入「調聲」[9]。把「不難不辛苦」，「詩有上句言意，下句言狀；上句言狀，下句言意」，「物色兼意」，「物及意皆不相倚傍」，「傑起險作，左穿右穴」，「意闊心遠，以小納大」，「物色無安身處」，「平意興來作」，「高台多悲風」等條，移入「二十七體」[10]。

  比如，《文筆眼心抄》「凡例」有一條：

  凡詩有二種，一曰古詩（亦名格詩）。二曰律詩。格詩三等：謂正、偏、俗。古詩以諷興為宗，直而不俗，麗而不杇，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情浮於語，偶象則發，不以力制，故皆合於語，而生自然。

  頃作古詩者，不達其旨，效得庸音，競壯其詞，俾令虛大。或有所至，已在古人之後，意熟語舊，但見詩皮，淡而無味，予實不誣，唯知音者知耳。[11]

  接著又有一條：

  律詩亦有三等，古、正、俗。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於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則削其俗巧，與其一體。……[12]

  原文出自《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皎然《詩議》[13]。《文鏡秘府論》原文說：「遂有古律之別」。《文筆眼心抄》則進一步依此思路，分列古律二類。前一條，在「格詩三等謂正偏俗」之後插入「古詩以諷興為宗……而生自然」一段，這一段，《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皎然《詩議》在前二段[14]。後一條，則在「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句之前，加「律詩亦有三等古正俗」一句。《文鏡秘府論》眾多的內容，都被重新歸類、調整。

  建立新的框架，重新編排內容，但它的編撰體例和編撰思想與《文鏡秘府論》又完全一致。作者非常了解《文鏡秘府論》編撰體例和思想。

  面對中國六朝到中唐詩文論著作的繁雜材料，《文鏡秘府論》正是根據內容全面歸類調整。同是一部王昌齡《詩格》，分別編入天卷《調聲》、地卷《十七勢》《六義》和南卷《論文意》。同是皎然《詩議》，分別編入地卷《十四例》《六義》，東卷《二十九種對》鄰近、交絡、當句、含境、背體、偏、雙虛實、假，及的名、隔句、雙擬、聯綿、互成、異類諸對，西卷《文二十八種病》忌諱病，南卷《論文意》。同是崔融《唐朝新定詩體》，分別編入天卷《調四聲譜》，地卷《十體》，東卷《二十九種對》切側、雙聲側、疊韻側，及切、雙聲、疊韻、字、聲、字側諸對，西卷《文二十八種病》繁說、齟齬、叢聚、形跡、翻語、相濫、文贅、相反、相重諸病。同是元兢《詩髓腦》，分別編入天卷《調聲》，東卷《二十九種對》平、奇、同、字、聲、側及的名、異類諸對，西卷《文二十八種病》平頭、上尾、蜂腰、大韻、小韻、傍紐、正紐、齟齬、叢聚、忌諱、形跡、傍突、翻語、長擷腰、長解鐙諸病。《文筆式》和《筆札華梁》的情況也一樣。《文筆眼心抄》將《文鏡秘府論》眾多內容重新歸類、調整，正與這一體例相合。

  《文鏡秘府論》的又一體例特點是條理化。比如病犯，從相關材料看，中國詩文論有八體、十病、六犯、三疾[15]，有六病例和犯病八格[16]。《文鏡秘府論》西卷則將其統一條理化為三十種病，後再簡化為二十八種病。比如對屬，從相關材料看，中國詩文論有傳《魏文帝詩格》八對，上官儀六對，元兢《詩髓腦》六種對，皎然八種對，崔融《唐朝新定詩體》三種對等，從《文鏡秘府論》成簣堂本地卷卷首及三寶院本地卷封面裡頁所記另一卷首看[17]，對屬的材料更為複雜，而《文鏡秘府論》東卷將其統一條理化為二十九種對。

  這同樣是《文筆眼心抄》的體例特點。將《文鏡秘府論》歸類、調整之後，內容進一步條理化了。保留了原來條理化的一些內容，如八種韻、六義、十七勢、十四例、二十九種對、文二十八種病等。原來論述性強的內容條理化了。比如前面說到的南卷《論文意》中王昌齡《詩格》和皎然《詩議》，在《文鏡秘府論》都是論述性的內容，到了《文筆眼心抄》，編為「凡例」，都條理化了。目錄便稱為「四十四凡例」，更顯條理。陳翀教授提出，書前添「凡例」，乃明清人的編書格式，空海斷無可能遵遁後世的編書體例[18]。筆者未能考察書中「凡例」的起源歷史，未能斷言這只是明清人才有的編書格式。筆者所知道的，是用條理化的方式編撰繁雜的材料，是《文鏡秘府論》的慣例。前面所述的其東卷的《二十九種對》和西卷的《文二十八種病》，就是典型例證。東卷、西卷都是在序文之後，分別編有「二十九種對」和「文二十八種病」的目錄。《文筆眼心抄》在序文之後編有目錄，目錄之後將一些內容編為四十四凡例，與《文鏡秘府論》的編撰體例正相符合！

  其他內容也看出這一點。比如，天卷「調聲」，收入王昌齡《詩格》及元兢《詩髓腦》的相關內容。在《文鏡秘府論》天卷，這是論述性的。到《文筆眼心抄》，加入南卷《論文意》王昌齡《詩格》關於用字有輕有重及「第一字與第五字須輕清」，以及南卷《集論》殷璠關於縱不拈二，未為深缺的論述，編為「五言平頭正律勢尖頭」、「五言側頭正律勢尖頭」等十二種調聲。比如「筆二種勢」，原出《文鏡秘府論》西卷《文筆十病得失》。「文筆六體」、「文筆六失」、「定位四術」、「定位四失」幾類，分別出《文鏡秘府論》南卷《論體》和《定位》，原來都是論述性文字的一部分。到《文筆眼心抄》，則將這些內容抽出，編為幾個類目，更為條理化。一些本來分散的內容被集中在一起，加以條理化。如「二十七種體」，全文編入《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之外，還將南卷《論文意》王昌齡《詩格》及北卷《論對屬》的相關內容「不難不辛苦體」以及「升降體」、「單復體」等編入。條理化的同時，相關內容又進一步調整。比如「調聲」一篇，「五言平頭正律勢尖頭」一目中，在皇甫冉「中司龍節貴」和錢起《獻歲歸山》二詩之後，接以陳閏《罷官後卻歸舊居》詩；而崔曙《試得明堂火珠》之詩例，則標為「五言側頭正律勢尖頭」。「七言尖頭律」一目，皇甫冉「閒看秋水心無染」和「自哂鄙夫多野性」二詩例，按照目錄，也分別被標作「七言平頭尖頭律」和「七言側頭尖頭律」。元兢關於「換頭」之論，按照目錄，也被分作「五言雙換頭」和「單換頭」兩類。

  簡編也是《文鏡秘府論》的體例特點之一。典型的是西卷《文二十八種病》，如「第三蜂腰」引元兢說，開頭便是：「『君』與『甘』非為病；『獨』與『飾』是病。」[19]顯然省略了病名（蜂腰）和「『君』與『甘』非為病；『獨』與『飾』是病」的詩例，即前文已出現過的詩例：「聞君愛我甘，竊獨自雕飾」。「第五大韻」和「第六小韻」引元氏說，都是開頭便說：「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此病輕於大韻，近代咸不以為累文。」[20]顯然也省去了前文已有的病名和相關的說明。

  這也正是《文筆眼心抄》的特點。一些材料被進一步簡編。《文鏡秘府論》天卷《詩章中用聲法式》《四聲論》，地卷《九意》，南卷《集論》所收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疑《芳林要覽序》以及陸機《文賦》、北卷《帝德錄》全未編入。南卷《論體》和《定位》只將「文筆六體」、「文筆六失」、「定位四術」、「定位四失」簡化後編入。北卷《論對屬》只將「上升下降」和「前復後單」二例簡化後分別作為「升降體」和「單復體」編入。未被編入的，主要是論述性的內容。如《四聲論》《古今詩人秀句序》和陸機《文賦》。已被編入的，也刪去一些內容。如「凡例」編入南卷《論文意》王昌齡《詩格》，而將其開頭一大段文字刪去，中間也有部分內容被刪去。「八階」、「六志」、「二十九種對」均刪去「釋曰」。「文二十八種病」也刪去大量內容。被刪去的，主要也是論述性的內容，主要留下條理化的詩例。

  《文鏡秘府論》儘可能刪去原典出處。初稿時，《文鏡秘府論》還保留了一些原典出處，修改定稿之後，很多原典的出處又被刪去了。比如地卷《十七勢》，成簣堂本眉注「王氏論文雲御草本如此以硃砂銷之」，說明草本原作「王氏論文雲」，後來銷去，今成簣堂本、三寶院本正文卷首、寶龜院本、六寺藏寺本、松本文庫本、醍醐寺乙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便作「或曰」，沒有出處[21]。《十四例》，松本文庫本、醍醐寺乙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題下雙行註：「皎公詩議新立八種對十五例具如後十五例御草本錯之」[22]，說明草本有出處，而修改後刪去「皎然詩議」的出處。比如《十體》，松本文庫本、醍醐寺乙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題下雙行註：「崔氏新定詩體困十種體具列如後出右」[23]，也說明後來刪去了出處。

  《文筆眼心抄》沿用了這一作法，進一步刪去一些材料的原典出處。比如《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風小月膾」之前，原有「崔氏曰」;《調聲》「換頭」之前，原有「元兢曰」；地卷《八階》題下，原注有「《文筆式》略同」;《六志》題下，原注有「《筆札》略同」；東卷《二十九種對》「第一的名對」例句「堯年舜日」之前，原有「元兢曰」;「第六異類對」例句「來禽去獸「之前，原有「元氏曰」;「第九疊韻對」例句「徘徊窈窕」之前，原有「《筆札》雲」;「第十七側對」，原有「元氏曰」；西卷《文二十八種病》中「第三蜂腰」、「第四鶴膝」、「第五大韻」、「第六小韻」等的「劉氏曰」和「元氏曰」[24]，相關內容編入《文筆眼心抄》時，這些原典出處的文字都被刪去了。一些詩例的作者詩題等出處文字也被刪去。如《文鏡秘府論》地卷《十七勢》「第一直把入作勢」一些詩例原有昌齡《寄驩州》《題上人房》等，「第二都商量入作勢」原有昌齡《上同州使君伯》《上侍御七兄》，「第三直樹一句第二句入作勢」原有《客舍秋霖呈席姨夫》《宴南亭》等[25]，「第五直樹三句第四句入作勢」等也有類似的作者和詩題等詩例出處的文字。這些詩例出處文字，編入《文筆眼心抄》時，很多都被刪去了。

  《文筆眼心抄》的作者不僅非常熟悉《文鏡秘府論》的編撰體例和思想，而且非常了解《文鏡秘府論》的基本內容，不是一般地了解文字內容，而且對一些深層內涵有很好的理解。《文鏡秘府論》一些材料的內涵，有的有直接的文字表露，有的則隱含其中，一般人看不出來。作者重編之時卻常常能把這種內涵揭示出來。比如，《調聲》中崔曙《試得明堂火珠》一詩編為「五言側頭正律勢尖頭」，因其首句「正位開重屋」首二字是仄聲，是所謂「側頭」。比如皇甫冉的兩個詩例，首句一為「閒看秋水心無染」，一為「自哂鄙夫多野性」，一為平頭，一為側頭，因此作者在目錄中將其分為「七言平頭尖頭律」和「七言側頭尖頭律」。比如「凡例」，引皎然《詩議》，在「格詩三等謂正偏俗」之後，接以「古詩以諷興為宗」一段關於古詩的闡述，而在「律詩亦有三等古正俗」之後，接以「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段關於律詩的闡述。這些地方，沒有對《文鏡秘府論》相關內容內涵的深刻理解，是做不到的。

  直接抄錄現成文字，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按照《文鏡秘府論》的編撰體例和思想，重新編一部書，並揭示原著內容的深層內涵，卻是很難作偽的。西村兼文可能有能力把《文鏡秘府論》現成的原文抄錄一遍，但是，他有能力對《文鏡秘府論》的內容重新歸類編排調整嗎？他能那麼深入地理解《文鏡秘府論》的編撰體例和思想，理解其隱於深層的內涵嗎？他懂得什麼是五言側頭正律勢尖頭，有能力把《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和南卷《論文意》引王昌齡《詩格》以及北卷《論對屬》的相關內容綜合編成「二十七種體」，把南卷《集論》殷璠的一段話移入「調聲」嗎？他何以知道，《調聲》中崔曙《試得明堂火珠》一詩為五言側頭正律勢尖頭，而皇甫冉的兩個詩例，一為七言平頭尖頭律，一為七言側頭尖頭律？

  這一切，可信的解釋，《文筆眼心抄》與《文鏡秘府論》是同一作者，這作者就是弘法大師空海。只有空海，才那麼熟悉《文鏡秘府論》的編撰體例和思想，才對其內容內涵有那麼深刻的理解，才能那麼熟練地根據其編撰體例和思想，重新編撰出一部《文筆眼心抄》，才能在編撰過程中，那麼恰當地揭示原著內容的深層內涵。西村兼文則無法做到，他無法作偽，他沒有這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