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正文化小議

  至此，可以對大正文化做一下盤點了。學界對大正時代在日本歷史上所處地位的認識，歷來都是不確定的，隨著評價主體和角度的不同可能會做出迥異的判斷。即便是日本的進步學者，也多認為大正時代的歷史地位不及明治時代。筆者無意加入這場爭論，而只是想從文化史的角度對大正時代做一宏觀上的價值判斷。以明治時代作為參照系，來對大正文化作出判斷，這在方法論上應該沒有什麼不妥之處。那麼據此可以抽象出這樣一個命題：如果說明治時代的主題是「文明開化」，那麼大正時代的主題就是「文化更新」。

  綜觀明治時代，近代物質文明飛速進步，而於精神文化方面卻沒能深刻理解西洋社會文化的真諦。其實明治時代崇拜西洋之風的淺薄，當時就曾遭到永井荷風的嚴厲批評。荷風認為：崇拜西洋不在於西洋的物質文明，而在於植根在西洋人胸中的根本思想，甚至認為明治時代歐洲文明的輸入「實在是醜惡之極」「明治的生活趨向淺薄惡俗」[55]。荷風批評明治現代化淺薄的觀點是不錯的。

  現在可以比照明治時代大致梳理出大正時代較為明顯的文化特徵了。首先，明治時代是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物質指標為主導的推進物質文明的時代，而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生長剛剛起步就被「皇統文化」閹割了；而大正時代知識精英們通過對明治時代跛行現代化道路的反思，真正把文化的現代化置於應有的重要位置。其次，如果說明治時代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時代，那麼大正時代一大批知識人則認為明治時代達到了追求新文明國家的目標，因而拋棄了明治時代極端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將眼光更多地投向了世界和實現個人價值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第三，大正文化不再囿於明治時代以「皇統文化」為核心而虛構出來的「日本國體精神」的束縛，而是提倡現實理性，引導國民邁向精神解放的目標。這是一個聚精會神探索近代文化的時代，是以人為本的文化興盛的時代。此外，就社會文化擔當者而言，明治時代是官僚和半官半學體制派知識人統治和活躍的時代，而大正時代社會文化擔當者的主體向體制外知識分子轉移，而且普通市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當然，大正時代仍然存在著極端西化與泥古傳統的爭論。谷崎潤一郎就對西洋崇拜得五體投地，以至於因景仰西洋而寧可成為外國人，甚至埋骨外國。[56]而另一個極端則有遠藤吉三郎激烈抨擊並諷刺全盤西化主義：「吃生魚片的日本人是野蠻，吃鮮紅滴血牛肉的西洋人是文明；多神信仰是野蠻，一神信仰是文明」[57]，遠藤認為這是淺薄的「西洋中毒」。不過總體看，大正時代的文化傾向與明治時代相比，已經較少兩個極端了。

  總之，在從明治時代到第二次大戰戰敗的日本文化史上，也只有大正時代才真正顯現出「現代文化」的景象。大正文化的自由民主風氣使日本充滿了希望，如果這股清新閃亮的文化景象繼續下去的話，很有可能使日本免遭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毒害而放棄侵略戰爭的思維邏輯。然而遺憾的是，為日本帶來社會進步曙光的大正文化，尤其是民主主義思想和運動與自由民權運動一樣，僅只曇花一現，日本最終選擇了黑暗，令人扼腕。究其原因，可作如下解釋。

  上述對大正文化的肯定判斷是基於大正時代出現的新的文化傾向，而實際上大正文化並非陽光普照。

  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兵不血刃獲取巨大利益，資本主義經濟空前發展、膨脹，成為經濟暴發戶，因而在文化上也顯露出暴發戶的輕薄和張狂，尤其是在對外問題上，各類右翼思想即屬此類。

  其次，大正時代，尤其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期，大規模虐殺朝鮮人、大杉榮被殺[58]、虎門事件[59]等各類恐怖事件屢屢發生，致使政治生活變得陰沉窒息。

  第三，守舊勢力仍然固守著國家主義的巢穴，「以『思想善導』為目的的官制文化運動和組織運動也非常活躍，隨著右翼的抬頭，為昭和法西斯主義作了準備。」[60]關東大地震使日本經濟遭受重創，造成了昭和初期的經濟恐慌，致使社會動盪，文化專制隨之漸趨囂張。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最後，以德謨克拉西為主導的各類歐洲思想突然大量湧入日本，恰似四季的花卉同時開放，令人目不暇接。時代沒有給予日本人充分消化這些思想的時間，這使得本來就不太擅長純觀念思辨的日本人，似在雲裡霧裡，因而僅僅成就了一些理想主義的夢想家。

  我們不妨稍加設想，如果日本沿著大正文化的路徑前行，或許會走向相對民主、和平的發展道路。這種假設並非沒有意義，至少可以昭示人們，瘋狂的昭和時代並非是日本的必經之路。觀照今天的日本，高速發展時代已然逝去，就像昭和初期大正文化趨向末路，一批在朝右翼政治家與在野的右翼社會勢力上下呼應，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昭和式的瘋狂，而日本的有識之士群體似乎也正在醞釀著反擊。這種為設計未來日本社會走向的博弈，又把人們帶到酷似昭和前期的歷史節點。這也許就是大正文化留給今天日本人的重要啟示吧。

  （本章第一節原載《南昌航空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二、三、四節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與文化》，青木書店1971年，第5頁。

  [2]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鵜鶘社1981年，第126頁。

  [3] 《萬朝報》1912年8月1日。

  [4] 實際上許多社會事物在20世紀之交，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後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因而為敘述方便和順應事物發展邏輯，本章有些內容會追溯到明治末期。

  [5] 夏目漱石著、劉振瀛譯：《我是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188—189頁。

  [6] 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301頁。

  [7]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學術編》，洋洋社1954年，第666頁。

  [8] 穗積八束直到1912年去世前，始終在病床上支援上衫慎吉。

  [9]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學術編》，第667頁。

  [10] 吉野作造：《論憲政本義及其有始有終完成之途徑》，《中央公論》1916年1月。

  [11] 《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1卷，新紀元社1946年，第45頁。

  [12] 吉野作造：《國家生活之一新》，《中央公論》1920年1月。

  [13]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與文化》，第81頁。

  [14]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2》，小學館1967年，第153—154頁。

  [15] 鎮壓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事件，大衫榮、荒畑寒村、山川均、堺利彥等14人被捕。

  [16] 宋成有：《新編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5頁。

  [17] 大杉榮：《個人主義者與政治運動》，《大杉榮全集1》，世界文庫1963年。

  [18] 陳秀武：《日本大正時期政治思潮與知識分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78頁。

  [19] 北一輝曾參與中國革命，並與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有過接觸，其一生的思想和行動十分複雜。

  [20] 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橋川文三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1》，築摩書房1965年。

  [21] 崔新京：《略論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形成》，載《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

  [22] 在日本主要吸納了新康德主義中西南學派的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等人的學說。

  [23] 門脅卓爾：《日本對新康德派的受容》，載《理想》1989年7月。

  [24] 門脅卓爾：《日本對新康德派的受容》。

  [25] 參閱新島繁：《大正期的思想與文學》，載《文學》1957年4月。

  [26] 阿部次郎：《作為人生批評原理的人格主義的見地》，載《中央公論》1921年1月。

  [27] 石田一良編：《日本文化概論》，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493—494頁。

  [28] 武者小路於1918年在宮崎縣兒湯郡木城村建立的理想主義的農業共同體，被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稱為烏托邦、「桃源鄉」。

  [29] 江口渙：《否定傳統主義的價值》，載《日本近代文學大系58》，角川書店1972年。

  [30] 參閱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概論》，第499—500頁。

  [31] 參閱大西克禮：《關於文藝上的民本主義》，載《帝國文學》1918年9月。

  [32] 參閱有島五郎：《一紙宣言》，載《改造》1922年1月。

  [33] 津田左右吉：《文學中所表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1》，岩波書店1980年，第49頁。

  [34] 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學思想史》，柏書房1974年，第168頁。

  [35]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鵜鶘社1981年，第11頁。

  [36] 指1886年明治政府公布的《帝國大學令》《小學校令》《師範學校令》等一系列有關教育的法令，廣義上說還包括此後公布的《高等學校令》《實業學校令》《私立學校令》等諸多有關學校教育的法令。

  [37]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70頁。

  [38] 可參閱小原國芳等：《八大教育主張》，玉川大學出版部1976年。

  [39] 關於兩校概況可參閱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第73—77頁。

  [40] 南博編：《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第121頁。

  [41] 1892年創刊，是明治和大正時期影響很廣的報紙，但1923年關東大地震中損失慘重，之後逐漸衰落，1940年因「戰時新聞整備計劃」被「廢刊」。

  [42] 山本文雄編著、諸葛蔚東譯：《日本大眾傳媒史》，第123頁。

  [43] 參閱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82、186頁。

  [44] 參閱山本文雄編著、諸葛衛東譯：《日本大眾傳媒史》，第122頁。

  [45] 山本文雄編著、諸葛衛東譯：《日本大眾傳媒史》，第148頁。

  [46] 南博編：《大正文化》，第244—245頁。

  [47] 孫繼強：《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報界的「轉向」》，載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夏目漱石：《我的個人主義》，載《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角川書店1961年。

  [49] 南博編：《大正文化》，第151頁。

  [50] 這些菜品至今仍然是日本大眾餐館和學校公司食堂的常見快餐。

  [51] 三越百貨源於三井家族於1673年開業的三越綢緞莊，1908年效仿英國興建西洋式三層樓的百貨商場，成為日本百貨行業的先驅。

  [52] 指1911年建造，具有歐派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帝國劇場，是當時一大文化景觀，場內也有食堂和小吃店等設施。

  [53] 有關大正女性文化的概貌可參閱南博編：《大正文化》，第255—263頁。

  [54] 南博編：《大正文化》，第7頁。

  [55] 永井荷風：《新歸朝者日記》，載《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2》，築摩書房1965年。

  [56] 參閱谷崎潤一郎：《獨探》，載《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三卷，中央公論社1981年。

  [57] 遠藤吉三郎：《西洋中毒》，大空社1997年，第13頁。

  [58] 在關東大地震期間鎮壓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的恐怖中，大杉榮夫妻及外甥三人被東京憲兵隊以「不敬謀反罪」逮捕，並全部被甘粕正彥大尉殺害。

  [59] 1923年12月無政府主義者難波大助在虎門附近刺殺當時的攝政親王裕仁未遂事件。

  [60] 南博編：《大正文化》，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