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活文化的更新

  明治時代日本人的臣民意識，到大正時代開始向國民意識和個人主義轉變。夏目漱石在1914年的一次講演中通俗地解釋說：「走街串巷賣豆腐的小販絕不是為了國家，其目的是為得到自己的衣食之資。」並認為於太平之世「沒有必要不厭其煩地吵嚷著國家」，而更應該重視「德義心高尚的個人主義」[48]。漱石還站在批判軍國主義的立場上提出，戰爭除了破壞文明之外，不會有任何成果。漱石的議論在民眾中也的確多有反映，甚至出現逃避徵兵的現象，理由是服兵役乃浪費時間、妨礙實現人生目標，而且兵營內了無趣味，因而討厭軍隊中機器般劃一的共同生活。這種厭倦兵營生活者已非少數，當時的流行歌曲唱到：「我撇下雙親妻兒來當兵，哭泣三年而歸，家屋卻在漏雨。」[49]可見大正青年已經不想再為弘揚明治精神而無怨無悔地為皇國「奉公」，他們覺悟到自身應有的價值，因而要自由安排自己的正常生活。換言之，他們要拋棄為「國家文明」而甘為「臣民」的身份，憧憬為追求「國民文化」而為「國民」的自由人生。

  國民正常生活意識與媒體發達等諸多因素的聚合，促動了一輪國民生活的向上和流行文化的空前繁榮。其間西洋文化又一次湧入日本，向社會民眾生活中滲透，帶動了諸如飲食、住房、穿著等生活方式的變化。明治時代西餐雖然已經比較普及，但還不足以成為普通日本人的日常主食，而到大正時代日本人日常飲食的菜譜中開始出現洋式風味的炸肉排、炸肉餅、扒牛排、咖喱飯等[50]。不過與西洋料理搭配的主食卻不是麵包，而是日本傳統主食的米飯，這也可看作是外來飲食的日本化吧。

  明治末年到大正時代引導服裝潮流的「三越模式」頗引人注目[51]。所謂「三越模式」是以百貨商場為依託的規模經營，以引領新潮時裝為目標。「三越模式」突出一個新字，比如服裝展示會上的時裝隔日就可以零售，服裝之外的各類百貨商品也是品種繁多。此外，商場內還配有輕食快餐店、照相室等設施，場內更有樂隊演奏西洋音樂。三越百貨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開始製造時尚，比如請專業畫家設計和服的圖案，不斷挖掘日本傳統繪畫中的浮世繪、琳派風格等構圖，用於和服綢緞的圖案，變傳統為時尚的同時創出了文化市場化的途徑。「三越模式」成為流行文化的發源地，以至於當時出現「今日帝劇[52]，明日三越」的流行語。此外，高島屋（1919）、伊勢丹（1922）等百貨業巨頭也都創建於大正時代。

  大正時代政府為解決住房問題，開始推進住宅合理化、標準化計劃，主要是推廣帶有近代設備的公寓式住宅。諸如：公寓建築採用鋼筋預製板材料、通過水泵供水並有淨化裝置、設有垃圾通道等。公寓區內還配備有食堂和浴池等公共設施。此類公寓中的高端住宅，被稱為「文化住宅」，成為新中間層文化的象徵。「文化住宅」的內涵不僅僅是指建築外在的西洋化，而是考慮了住宅的綜合合理化。比如：房屋採用玻璃門窗採光充足的同時也起到了保暖的作用；房內設有客廳；為出行方便，地點多選在鐵路沿線，而大正時代也正是日本鐵路修建的高峰期，為開發此類住宅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像這樣工作場所與個人生活場所的分離，有利於促進工作意識與生活意識的分離。「文化住宅」確實改變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傳統生活方式，顯現出它的文化功能。

  隨著報刊、書籍、電影等媒體實現規模化經營和生產，使日本開始進入文化產業化階段，由此也造就了一個大眾文化消費的時代。大正時代的文化消費生活是空前的，諸如：照相機、留聲機、電影都進入了大眾消費階段。在引導生活新潮的銀座，身著時髦舶來服裝的摩登男女川流不息奔向他們的目的地——上演爵士樂的音樂廳或放映時髦影片的電影院。這些流行文化逐漸向偏遠地區蔓延，並擴散到全國。隨著交通的不斷發達，旅遊觀光也成為時尚。

  大正時代更惹人眼球的是出現了「職業女性」的概念。在上述社會觀念和生活文化的變動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她們開始走出家庭，擔當以往只有男子才能擔當的社會角色。當然明治時代就已經出現大量的廉價工廠女工，但是大正時代的女性職業開始擴展。諸如：巴士售票員、餐廳和咖啡屋的服務員、事務員、電影明星等等，更有前述羽仁元子出任職業記者，創辦刊物。總之，職業女性已經得到社會承認。[53]

  伴隨著女性步入社會，新的獨立的女性文化也自然閃亮登場。進入社會的女性自有她們的風采，她們身著洋式職業裝，留著入時的西洋式髮型，模仿西洋人的化妝。這種裝束上的移風易俗不僅僅是外在審美情趣的變化，它還具有精神解放的積極意義。職業女性對服飾的需求，刺激了新的產業出現。前述「三越模式」與此不無關係，化妝品產業的發展也自不待言。與服裝相配套的女性美容院也開始盛行，位於銀座的資生堂推出了為女性提供洋裝、美容、美發三位一體的綜合整體設計服務，並邀請美國美容師來日本各地做演講和現場技術展示，使西洋美容理念和技術普及到全日本。另外，電影女明星的出現也為這場女性消費文化推波助瀾。隨著電影開始啟用女演員，便不斷出現女明星，並取代了男明星的地位，這種變化在增加電影吸引力的同時，還出現了「女明星文化」。從明星的服裝、髮型、化妝到影片插曲等諸多元素一起展示了「女明星文化」的光彩，並招來大批追星族的效仿。「女明星文化」不斷成為社會的公共話題，並引導著女性流行文化的潮流。

  總之：「宏觀而言，如果明治是生產文明，那麼就能看到消費文化是大正的特色。生活文化的需要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從文明生活轉向文化生活。」[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