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傳播媒體的發達

  大正時代的報紙空前發達，究其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消息吸引廣大讀者之外，報社大多形成股份公司，其經營性質已經成為牟利的經濟行為。另一個最基本的原因還應歸功於明治時代基礎教育的普及，可以說對文字新聞信息的需求幾乎擴大到全體成年日本人。由此，報紙的發行量比起明治時代形成了重大突破，以《大阪每日新聞》發行量的增長速度為例，大正元年的1912年發行數量為28萬份、1916年為46萬份、1921年為71萬份、1924年為111萬份、1926年（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為123萬份。[40]當時影響全國的大報還有：《報知新聞》《東京日日》《東京朝日》《國民》《時事新報》《萬朝報》[41]《大和》《讀賣》等等。隨著報紙發行量的擴張，商業GG收入不斷增加，這樣可以不再依賴於他人的資金資助。經濟的獨立帶來經營方式和辦報方針的獨立，由此才有可能做到新聞自由，建立自身在新聞觀點等方面的特色和獨立性，這是報紙商業化帶來的一個本質性的變化。報社不再對投資人負責，而是要考慮讀者的需求靈活辦報，在堅持報導第一原則下，充分注重社會問題和文娛體育等事項，從而使報紙無論在經營方面，還是社會效益方面都進入良性循環階段。除全國性的報紙雜誌外，大學也開始發行報紙，如慶應義塾大學發行的《三田新聞》、東京帝國大學的《帝國大學新聞》等，整個大正時期國立、公立、私立大學的學生報紙不斷出現。

  大正思想的百花齊放刺激了雜誌的迅速發展，諸多刊物與思想互為激勵而相映成趣。如前所述，《太陽》雜誌成為上杉慎吉與美濃部達吉的論爭戰場，而《中央公論》成為吉野作造一派的宣傳陣地。

  以知識界為讀者群的綜合性刊物《中央公論》，站在大正民主運動宣傳的前列，幾乎每期都請吉野作造為雜誌撰寫文章，為《中央公論》贏得了「指導性言論媒介的聲譽」，因而「取代了《太陽》雜誌，在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42]。此外大正民主運動還促生《改造》（1918）、《解放》（1919）等刊物後來居上，《改造》創刊不久便與《中央公論》占據了兩大綜合雜誌的地位。此外，1919年創刊的《我等》、1923年創刊的《文藝春秋》、《經濟往來》（1936年改名為《日本評論》）、《日本及日本人》等也占有一席之地。

  大正及昭和初期各種思想、主義也都在發行自己的刊物，宣傳自己的主張。引人注目的是左翼社會主義和站在對立立場上的右翼的刊物。

  較早發行的社會主義刊物是堺利彥創辦的《新社會》（1915年，之後兩次改名為《新社會評論》《社會主義》），之後左翼思想家們發行的刊物激增，如：《近代思想》（1915）、《文明批評》（1916）、《青服》（1916）、《社會問題研究》（1919）、《社會主義研究》（1919）、《播種人》（1921）、《馬克思主義》（1924）、《文藝戰線》（1924）、《勞動新聞》（1925）、《無產者新聞》（1925）、《勞農》（1927）、《赤旗》（1928）、《無產階級科學》（1929）等等。1925年公布《治安維持法》之後，對言論控制更加嚴酷，左翼經常受到干擾，以至於時常陷入無法按期出版等狀態。

  與社會主義正相對立的右翼團體也紛紛創辦刊物，如黑龍會的《亞細亞時論》（1917年改名為《黑龍》）、國本社的《國本》（1922）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隨著法西斯主義的漸行猖獗，新創刊物迅速增加，如：青天會的《日本》、國本社的《國本新聞》、大川周明等行地社的《日本》、日本國家社會黨的《維新日本》、新日本國民同盟的《錦旗國民軍》、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全國協議會的《前進》、皇道會的《皇道》、明倫會的《明倫》、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的《國家社會主義》等等，到1935年右翼報刊雜誌達到90種。[43]

  於上述政治性刊物之外，面向普通大眾的知識娛樂性啟蒙雜誌也在大正時代大行其道。其中講談社可謂創辦此類刊物的大戶，除明治時代創刊的《雄辯》《講談俱樂部》之外，大正時代創刊的另有《少年俱樂部》（1914）、《趣味俱樂部》（1916）、《婦女俱樂部》（1920）、《現代》（1920）、《少女俱樂部》（1923）、《國王》（1925）、《幼年俱樂部》（1926）等面向特定人群的七種雜誌，合稱「講談九刊」。其中《國王》創刊號銷售74萬冊，翌年達到150萬冊[44]，昭和初期講談社雜誌發行總量「達到600萬冊，占日本雜誌市場的70%—80%」[45]，被稱為「雜誌王國」。此外，另有博文館以青少年為讀者對象發行的娛樂性雜誌《新青年》，以偵探小說、漫畫等時尚的內容和詼諧的風格深得讀者喜愛。

  隨著大正時代女性逐漸走出家庭，專門以女性為讀者的刊物也成為一大類別，除上述講談社幾種外，影響較大的還有諸如：1916年中央公論社創刊的《婦人公論》、1922年改造社創刊的《女性改造》等，都比明治時代創刊的《婦人世界》等刊物具有明顯的進步性。此外還有《婦女界》（1913）、《婦人界》（1917）、《婦女之友》（1917）、《婦人畫報》（1922）等。這些刊物促成了新的女性文化的形成。

  上述羅列的報紙刊物的爆發之勢，可以反映出諸多當時的社會信息。比如，社會政治熱點和變化的過程，當然社會媒體的發達不僅可以宣傳自由民主，也可以用於右翼團體宣傳法西斯主義，這柄雙刃劍的雙刃同樣鋒利。再比如，媒體的發達帶來了信息傳播速度的空前迅捷和傳播範圍空前廣闊，無論是城市農村還是國內國外，讀一份報紙便可一目了然。媒體的發達促成了更大規模的大眾化社會信息共享，從而為各類思想運動、民眾生活內容的更新、大眾消費文化的流行搭建起寬闊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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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末年又一種新媒體無線廣播技術登陸日本。世界上第一家廣播電台開始播音是美國匹茲堡廣播電台於1920年11月開始的，1922年已擁有收音機200萬台。日本受此刺激在1925年3月也開始了無線電台的播送。這一新工具可以說是傳媒領域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時任東京放送局總裁的後藤新平列舉了電台廣播的四項新功能：第一是文化的機會均等；第二是家庭生活的革新，合家圍坐在收音機旁，享受家庭生活的團欒；第三是實現教育的社會化，改眼為耳每天都可攝入各種學問知識；第四是促進國內外各類經濟信息的快捷化。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電台廣播不亞於當代人對網際網路的青睬。然而，在廣播電台建立之初就受到嚴格的控制，後藤新平就表示過他的擔憂：「如此文明的利器，必須要給予最周密科學的注意，極力避免混亂和誤用，若利用方法失當，反而會招致不測之禍。對此必須時常銘記在心。」[46]後藤新平的擔心不幸被言中，不過這個「不測之禍」並不是電台變成了《中央公論》那樣的「麻煩製造者」，而是在侵略戰爭中成為鼓譟戰爭的機器，為日本民族招致滅頂之災。這又一次告誡人們，脫離文化的「文明的濫用」會造成何等慘痛的悲劇。

  所有媒體進入昭和時代都逐漸受到來自政府的管制，甚至遭受右翼勢力的破壞，及至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傳媒界已無言論自由可言。到1939年提出停刊的報紙雜誌達500多家，「從1940年起內務省還根據《新聞事業令》，加緊進行『一縣一紙』（每個縣只存一種報紙）的合併措施……除東京、大阪兩大城市外，各地均實現了『一縣一紙』」[47]。更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是，大正時代以來以自由民主和社會進步為己任的《中央公論》和《改造》雜誌，雖然已經「轉向」，但還是出現編輯或作者遭筆禍事件，軍部終於「忍無可忍」，於1944年解散了中央公論社和改造社，《中央公論》和《改造》雜誌於同年7月被東條內閣勒令停刊。在日本軍部控制下，媒體只剩下了為戰爭服務的一個聲音，「異端之聲」徹底沉默到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