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傳媒與文化生活 1.自由教育的興起

  從政府一方看，大正時代的教育仍然執行著明治時代以培養帝國忠順臣民為指導思想的《學校令》[36]的國家主義「教化統制」方針，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反而有所加強。日本政府為統制思想、宣揚國體，於1917年9月設置了獨立於文部省之外、直屬內閣的「臨時教育會議」。「會議」對大學教育的態度是：「今後之大學在於存國風之美，以其中本邦特有之國家思想之磅礴，整備真正帝國之大學的資質，務使達到愈加完善之境」，為此「必需專意於人格之陶冶及國家思想之涵養」。[37]顯然政府的這種方針與大正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將大學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國家至上主義，與大學本身應該具有的自由氣氛南轅北轍，因而遭到抵抗應在情理之中。

  1920年發生了「森戶事件」。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森戶辰男於《經濟學研究》創刊號上發表《克魯泡特金的社會思想研究》，被在上杉慎吉指導下的「興國同志會」看做是超出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研究的範圍，是「威脅國體的危險思想」。森戶隨即受到停職處分，雜誌署名編輯大內兵衛副教授被起訴，同年10月22日大審院以「紊亂朝憲」罪判處森戶禁錮三個月、罰金40元，判處大內禁錮1月、罰金20元，兩人均被取消在東京帝國大學的職位。然而，對思想的鎮壓並沒有使大學得到政府所希望的安定，幾乎就在「森戶事件」發生的同時，相繼出現了東大「新人會」、早稻田大學的「民人同盟」和「建設者同盟」等大學生思想結社，被認為是宣告了「知識界的黎明」。

  與上述政府的教育統制相比，大正時代的自由教育運動有聲有色，尤其引人注目。

  20世紀初伴隨著歐美資產階級的不斷成長，杜威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場新的自由主義教育思潮，主張立足於自由民主思想、尊重兒童等受教育者的人權、尊重經驗主義的自由學習。對此，早在1906年留學歐美歸來任東大教授的谷本富（1867—1946）就將這種教育理念帶回日本。谷本在《新教育講義》中提倡「自學輔導主義」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界引起極大反響，並出現了積極的實踐者。

  1907年兵庫縣女子師範學校主事及川平治（1875—1939）依據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其所屬的明石村附屬小學推行名為「分班式動的教育」的自由教育示範，即根據學童的個性和能力差異等諸多因素，實行分班教育，還提出「學習即生活」的新的教育理念，從而將歷來以教師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變為學童中心主義。「及川式」教育吸引了大批來取經者，大正初期每年來校參觀者達萬人，成為新教育運動的濫觴。及川自己雖然只有師範學校的學歷，但卻成為當時日本自由教育運動的創始人。繼及川之後，中村春二（1877—1924）於1912年在東京郊外創立了成蹊實務學校，採取尊重個性的自發主義教育理念，徹底摒棄傳統教育方式。成蹊實務學校引起了教育界的關注，被認為是反映大正德謨克拉西時代潮流的新型學校。此外，還有奈良女子高等師範附屬小學主事木下竹次（1872—1946）提倡「合科學習法」，即為消除機械地分科學習的傳統，提倡在小學低年級使用以生活中常見的事物為中心、將各門科目有機結合為一體的教材，由此使學生在提高實際生活能力的同時學習知識。從1920年起木下在附屬小學實踐他的教育理論，引起不小的反響，甚至學校所在地的奈良也成為自由教育的中心地區。

  自由主義教育思潮風靡大正初年的教育界，新的教育主張和實踐相繼出現，到1921年新教育運動發展到高峰期，出現了號稱「八大教育主張」的各種教育理論。這些理論是：及川平治的「動的教育論」、稻毛金七「創造教育論」、樋口長市「自學教育論」、手冢岸衛「自由教育論」、片上申「文藝教育論」、千葉命吉「一切衝動皆滿足論」、河野清丸「自動教育論」、小原國芳「全人教育論」。[38]僅從這些理論命題也可窺見大正時期日本教育界「求新求用」的風尚，可以說是大正德謨克拉西風潮的典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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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教育主張」進一步催生了諸多以新教育理念為指導的新興學校，並在20年代擴散到全國。其中1921年4月羽仁元子創立的自由學園和西村伊作、與謝野晶子等人創立的文化學院頗具特色，兩校自由和文化的校名顯現著大正時代的社會風氣。羽仁元子（1873—1947）中學時代即受洗入信基督教，1901年成為日本第一位職業女性新聞記者，與報紙新聞社同事結婚後退職，1903年發行《婦人之友》雜誌。自由學園是不受文部省管轄的七年制女子中等教育學校，辦學方針崇尚自主、自由、自治和創造性。文化學院是男女同校的初中學校，辦學口號是「確立自由和個人」。文化學院教育的最大亮點是諸多文化教育界名流來校授業，除西村伊作、與謝野晶子親自授課外，受聘來校講課的有：有島武郎、島崎藤村、正宗白鳥、美濃部達吉、桑木嚴翼、長谷川如是閒、菊池寬、芥川龍之介等人，足見文化學院的「文化品位」。文化學院不僅教學新潮，其男女混校而且同桌的形式，在當時的日本是空前的，因而被看作是「異端學校」。這種異端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現，1940年「建國2600年紀念」

  之際，西村卻提出「哪一年之類的事不值得特別慶祝」，因此類問題西村多次受到審查，終於因講義內容觸犯「不敬罪」而遭拘禁。1941年文化學院也因「不符合大日本帝國國是」而被強制關閉，1946年才得恢復。[39]

  上述諸般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雖然名目繁多、風格各異，但確有共同之處，即尊重學生個性、關心生活實踐、促動自主學習，這是對學校教育游離生活狀況的反省。這場普及到全國的新教育運動可以看做是在大正相對自由的社會氣氛下，對明治時代沉悶呆滯的國家主義教育的反抗，尤其是開發學生個性，促動學生獨立思考的教育方針，在客觀上是對「教育敕語」奴性教育桎梏的反叛。然而，進入昭和時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後，隨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不斷猖獗和對外侵略步伐的加速，「日本教育的春天」被全面扼殺，學校教育完全被編入戰爭體制，成為培養戰爭工具的兵營。